陈丹青：海归派的耻辱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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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01日10:29 南方人物周刊

陈丹青 海归派的耻辱与责任 　　政府起用陆续回来的海归，当然主要是理工、科技、管理、贸易、金融、外交这类专业的海归。这类海归在今天基本上是工具作用与工具人格 　　我出国前的经历是：插队落户8年，1978年考上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两年后毕业留校，工作一年。 　　这是一部分知青的典型经历。这些人日后分成两拨，一拨留在本土，另一拨出国。像我这样出国又回国定居的，就被统称为海归。我们这一代海归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苏学生，有三个根本差异。 　　第一，他们主要是政府公派，我们则主要是自费出去的，特别是艺术类留学生，公费生极稀有。 　　第二，二三十年代的海归，出国前真的是学生；而我们这一代，像陈逸飞、徐冰、谷文达、蔡国强等人，都在国内拿了学位，有知名的作品。至少从国内的标准来看，已经是艺术家了。 　　第三，前面两代留学生差不多都回国来做事，特别是清末民初第一代海归，回国后为中国各领域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到我们这一代，大批留学生选择定居国外。 　　这些差异，是中国近百年大历史起伏变化的详细注脚。中国现代史，大致是海归派与本土派既合作又冲突的历史。清末民初，海归派不只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更在文化、政治领域除旧布新。他们共同创建了共和，国父孙中山就是大海归。我看过一个数据，大概是北洋政府高官70%都是海归派。就文化的广义性而言，第一代海归派开创了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启动了国家的转型，兴建了现代大学和现代教育。 　　我们与第一代海归的贡献无法相比。我们只是服务国家，谈不上创建。改革开放20多年，政府先是终止了闭关锁国，开放留学，后是起用陆续回来的海归，当然主要是理工、科技、管理、贸易、金融、外交这类专业的海归。这类海归在今天基本上是工具作用与工具人格。在人文艺术领域，海归派只是摆设。一些官员对艺术的理解，就是唱歌跳舞之类，而不是真正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因此，即便是人文艺术类的海归派，一旦进入体制也沦为工具，甚至自甘于工具。据我所知，个别体制外的海归真正带来了西方当代艺术的文化理念与创作活力，譬如北京的艾未未，还有几位策展人。 　　百年海归的命运，印证了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历史潮流与政治势力的反复较量，多半是本土派胜利，海归派挫败、调整、合作。现代化有三个层次：器物、制度、文化。所谓现代化，“文化”无疑是最本质、最深层的一环。当今国策内很多方面学习西方，但器物、制度、文化这三个层面的彼此关系始终不平衡。 　　器物层面，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50年的努力，一代代海归已经为国家达成了高度现代化：核武器、高科技、现代交通、现代资讯等等。毫无疑问，中国现在是最具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崛起的速度与姿态空前未有，举世罕见。但国家目前堵在制度层面，包括体制内人士的全社会都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而全面实现现代化，文化关即人的现代化是绕不过去的。今日的中国离民主思想、公民社会等还有差距，由于“器物”层面的超速现代化，制度、文化的滞后日益凸显。 　　我认为这是非常畸形的状况：中国有着最现代化的种种器物与设施，富国强兵的理想实现了，社会实现了高层次的温饱，但这不是现代化。 　　由于制度滞后，以及普遍的急功近利和机会主义，人文艺术领域的海归派几乎没有影响，而据我所知，大部分非人文类专业的海归认同这种高级工具角色，并对现状非常满意，属于利益分享的群体。由于这类身份优越者的加入，当下畸形的文化现实更显得合理合法，文化跋涉的前景相当渺茫。 　　每想及此，我身为海归，感到羞耻。 　　在我看来，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海归不应该仅仅带回各种专业知识或技能，现代价值观才能从深远处对中国发生影响。这种价值观，你不出国很难认识，很难成为自身的人格。新的价值观哪怕一时不能在中国奏效，先得在自己身上奏效，变成安身立命的一部分。 　　但我看不出海归派在整体上意识到这一点。反倒是本土的部分知识分子相当清醒。现在许多人都有短暂的出国经历，切身感受我们与外间深刻的冲突和反差，他们反而对国外的先进思想更敏感，并尽可能在改革现状中发出声音。我以为，清醒的本土人士比海归更值得尊重。 　　胡适70年前就写文章说留学是国耻，到今天，这种状况有多大改变？国内现在的学费，以家庭收入计算是全世界最昂贵学费的三倍。但是我们提供了多少人格教育、历史教育、理想教育，这种教育不如五四时期，甚至不如旧式教育，旧式以儒学为主，伦理道德第一。留学的悲剧还在于精英外流，回来的又和本土国情发生种种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十之有九以妥协或失败告终。 　　乐观地看，出国的人越多，海归也越多，量变到质变，或许会缓慢影响并推动制度和文化层面的转变吧。但这个过程十二分艰难，很难看清它的走向与结果。 　　人会屈服于现实，但人还有感情。国外生涯会使你更爱国，并产生无比细腻的羞耻感。 　　国内国外仍有太多差异，但海归者不应以自己的祖国为耻，而是在自身寻找羞耻感。“知耻近乎勇”可能是太高的要求，但容我说句重话：我在不少海归那里看见的是取利之勇，而不是羞耻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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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现在每年用很高的奖学金到内地去招生，香港纳税人就会有意见，说要保护本地生源。这种精神和美国就不同。其实，日本、德国和英国也都做不到美国这样，你可以在他们的国家好好读书，但你很难进入上流社会。比如说，你在日本学习很好，但给你一个工作就是教汉语，你很难有别的前途。

　　所以，还是美国的大学最开放。其实这也是大学的精神所在。University的词根是universal, 就是毫无限制嘛。

　　坚持说话，坚持旅行

　　2000年之后我开始到凤凰卫视去做“锵锵三人行”的嘉宾主持。我们录节目时不会特地去准备，就是放松了说，开始我总担心这样行吗，后来发现，还真有人看。所以我想，媒体的内部也需要多元的声音，让整个公共表达有更多的制衡。

　　凤凰卫视精彩的地方其实是它的思想。很多人说它是一个资讯台，但我觉得它是一个思想台。我不是说，它的思想特别高明，但它有时候的确参与到民众的启蒙当中去了。

　　中国已经有一些好的学者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但很多还是不愿意做电视。我劝过一些学者，但都没有成功。这个时代的学者如果完全离开电视，或者说离开媒体，说得轻一点是“洁身自好”，说得重一点是不负责任。

　　当然，我不是说学者要把所有心思放到媒体上去，但通过媒体对社会发言，是知识分子重要的责任。

　　知识分子有一个毛病，就是容不得别人批评，你在课堂上学生不会批评你的，但在电视上就不一样。我开始做电视，也很不享受。每次做完节目，我跑去看凤凰卫视BBS，总会听到有人赞赏，也有小部分人用侮辱性的话攻击，看起来觉得憋屈。后来我明白了，大部分观众喜欢你就不错了，政治家们如果超过一半选民支持就已经胜利了。

　　我在内地的电视台也做过节目，很失望，把我讲的有意思的内容，全给剪了，剩下的全是些客套话，看起来挺蠢的。我觉得反而内地的一些节目，现在完全走娱乐化道路，泡沫很多。

　　除了做研究和做电视，我每一年都出去旅行，从十年前开始，每年去国外一个地方，国内一个地方。但现在发现太少了，我算一算，我今年50岁，按这个速度，这辈子我有很多想看的地方都去不了。所以我要给目标加倍，每年至少要去国外两个地方，国内两个地方。

　　旅行是我们比原先的学者更幸福的地方。鲁迅、郁达夫这些人想去欧洲都去不了。我有一个很尊重的学者，叫王元化，他一辈子研究黑格尔，却从来没有踏上德国的土地，我心想，我对德国没什么研究，却连世界杯都跑去看。觉得又羞愧又幸福。

　　欧洲的城市我很喜欢。开个车走几个小时，就去到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房子的结构都不一样，太好了。在美国坐飞机飞了上千公里，一下来，一模一样，还是麦当劳、shopping mall, 小洋房，很没劲。现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向美国学习太多，向欧洲学习太少。除了北京上海还是有自己的魂，很多二线城市都很趋同了。

　　国内的城市化建设我还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要拆掉那么多老建筑？在欧洲，很多两千多年前的建筑还保留着。比如说罗马，多贵的城市，市中心有很多世界大名牌的总店，但他们就在市中心保留了一片巨大的荒地，叫卡拉卡拉大浴场，是罗马古浴场的遗址，现在看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堆破砖。但没有人会提议要把这个浴场开发成现代的大浴场，或者建成大商场。意大利人是最精明的，这么小的一个国家，GDP跟中国都很接近，但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很珍惜。

　　我想，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起更大的作用，他们应该更多参与到政府对于城市的决策当中去，给政府更多的建议，其实也是一种力量的制衡。

　　换个角度看中国

　　看回自己一路走过来，我觉得出国是很好的经历。现在的年轻人对出国不像我们以前那么确定。8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中国一辈子都不会发展到美国那个水准了，但现在发现不是这样，至少经济上不是这样。

　　而且，中国的知识也逐渐开放了，有些知识不一定要到国外才能得到。但我觉得，不管什么专业的学生，甚至中国文学专业，都应该争取出去学习一段时间，到一个异质的文化中去生活一段时间，从长远来看，会对你很有帮助。

　　比如说，目前国内的变化让大家都很焦虑，贪污啊、社会不公啊、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啊，一下子全出现了。但如果我们到国外走一走，换一个角度看，就发现很多问题在西方发展的早期也都出现过，只是问题在中国出现得更集中。但这也说明，中国发展的速度有多么快。

　　从根本上来说，我还是乐观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把问题放大了。我有时候回到美国去，发现十几年前卖东西的小店还在那里，咖啡厅保持原来的样子，很多教授们也还专注于研究宗教、经书，什么都没有变化。但中国变化多快。我常常想，生活在中国当下的人们多么幸福，用很短时间就可以看到西方人用一生甚至更长时间去经历的变化。

　　既然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学会去欣赏这个地方的好。中国不是最卫生的国家，不是最安全的国家，不是最富有的国家，但绝对是变化最快的国家。而变化，多么让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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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子东通过媒体发言subtitle=

　　2006年11月01日10:29 南方人物周刊

　　许子东通过媒体发言，是知识分 子的责任

　　这个时代的学者如果离开电视，或者说离开媒体，说得轻一点是“洁身自好”，说重一点是不负责任

　　-本刊记者 曾繁旭 发自香港

　　和许子东相约在香港尖沙嘴的洲际酒店。10月下旬的午后，阳光耀眼。落地窗的外面是闪着波光的维多利亚港湾，轮船穿梭。而大堂里飘着浓郁的咖啡香，角落里几个黑衣少年轻轻弹奏着音乐。

　　与这个氛围相对应，许子东的生活也是富足而有活力的。“除了在香港上课，我每三个礼拜去一趟北京，在北大上两个晚上的课，在‘锵锵三人行’录几期节目。而一年里面，还要写三四篇学术文章；到两个国外的地方和两个国内的地方去旅行。”

　　香港的大学每年只有7个月的上课时间，正好给了他闲暇去实现各种意愿。他要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这一生大概都会定位为一个‘教书人’”；另外一方面要常常露面于电视上，表达作为学者的“性情”，“发发心中怒气”。

　　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平衡的。说的话也很恰当。当他强调问题的一面时，总会不失时机地，转折过来，在问题的另一面补充上几句。你在他的言词之中可以找到很多诸如“东方主义”、“民族主义”、“女性主义”之类的大词汇；也能听到 “黑格尔”、“康德”与“福柯”这些吓人的名字；但不用厌烦，他很快就会转到令人兴奋的中国当下，而且眼睛里闪出异样的光芒，表情也似乎更生动一些。

　　从下面的这段自述，你可以看到，一个在美国求学，任教于香港的学者，内心对于东西方的大学教育、个人使命以及社会转型的种种看法。

　　没赶上美国的好时光

　　我出国是件机缘巧合的事情。80年代中期，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教授到中国来访问，见到了一批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年轻人：有北京的陈平原、黄子平，还有上海的王晓明与我；当时就说要找机会让我们到美国去走走。那时候做研究使用很多西方人的概念，也说很多西方人的例子，所以对西方也有向往。其实整个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都有这样的倾向。

　　去美国之前，我在国内已经是副教授，还是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文革时期很多年没有评职称，后来政策一改变，就说要给40岁以下的年轻老师机会。而到了大学这一级，执行很得力——不但找40岁以下的，还要找30岁以下的——华东师大当时就评了我当副教授。那年我30岁。

　　到了80年代末，李教授终于帮我们找到了去美国的钱。让我们到芝加哥大学当鲁思研究员(Luce Fellow)。走的人中有刘再复、李陀、黄子平和我。我到了第二年就转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去读博士了。

　　芝加哥和洛杉矶，都是美国的大城市。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美国已经进入“保守主义”的阶段，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我们还是向往六七十年代的朋客生活，可惜没赶上好时光，哈哈。

　　我在美国真的没有什么shock的感觉，因为之前我去欧洲转过一圈，所以处处都带着比较和批判的眼光看，觉得美国很多地方都是大而无当，

　　生活质量却比欧洲人差一截。大学教育当然是好。我们在国内当时最时髦讲“结构主义”，人家教授一听这个就说，“啊，怎么你们还在用这一套？”因为美国早就进入“后现代研究”了，流行的都是 “女性主义”、 “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了。我们比人家落后了几十年。

　　1993年，我应聘到香港当教授。当时大陆还处于“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时候，知识分子得不到尊重。香港也面临着很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很多人不理解，都问我为什么不呆在美国的大学，跑回来。

　　但我内心有两个理由：一个是李欧梵教授跟我说，如果你想住洋房开小车，那就留在美国教书；但如果你希望以前做的研究有价值，还想对中国做点事情，忧国忧民，那么还是到香港比较好。这个劝告我当时印象很深。

　　另外一个启发来自于胡适先生。他当时从哥伦比亚大学应聘到北大当教授，也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那是1920年代初，而到了我读书的1990年代初，70年来美国的大学制度没有变化，汉学研究与美国日常生活也还是毫无关系。而中国已经从胡适提倡白话文到了“后现代理论”的出现，多少的变化啊。

　　美国如此稳定，而中国则天翻地覆，幸与不幸，我当时就想，人是生死在这个时代的，像我这样的人，不可能在一个有花园有草地的地方安度余生，还是回去吧。至少以后30年我还可以身在其中。

　　亚洲第一的北大？

　　从美国回到香港的大学，没有觉得明显的差别。香港实行英国学制，教授也多是英美的教授，发表论文几乎都在国际期刊上。所以学者们关注西方世界关心的问题，反过来他们对中国很隔膜。但课堂上可以用普通话讲课，对我来说就很幸福了。

　　这段时间以来，媒体上经常讨论香港大学与北大清华竞争尖子生。在我看来，这种冲击与其说是香港造成的，不如说是整个英语世界的教育制度与内地的教育制度擦出的火花。

　　香港大学教育有殖民地的特点，传统上香港的教育是训练

　　公务员的，而不是培养思想者；但香港的确沿用了西方的学术规范，与国际接轨，从奖学金制度到教师评审制度等等都是这样，这会给大陆的大学制度造成很大冲击。但其实香港这样的制度也有问题：明明它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总想当一个西方的学术机构，我觉得有很大的缺陷。

　　北大这些年来努力塑造自己成为名牌，社会寄予过高的期望，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不满情绪，所以有一点关于北大的负面新闻就被放大。丘成桐的批评，之所以引来这么大的反响，也是源于此一背景。

　　其实按全球的学术标准来看，北大在全世界的排名不一定很高，我觉得学术规范、学术训练都比不上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甚至不一定比香港的大学更突出。但北大清华对于本国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这一次英国泰晤士报的大学排名，北大位列第17，是亚洲第一，其中得分最高的一项是“学术声誉”。也就是说，这个大学对于国家命运的参与程度是被高度重视的。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北大在一个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中的作用，是世界上很少有大学可以比拟的，哈佛对于美国都没有这么大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的大学根本不会对北大、清华的社会地位产生冲击。

　　如果说，给大陆的大学教育一些建议。我觉得首先还是应该引进一些海外的学者，以及西方的学术制度，这会减少现有的学术腐化的问题。其次，要善待传统。中国原来有一些好的传统，比如文史哲不分家，相对自由分科制度等等。

　　第三，尽量拉开行政与学术的距离。目前，行政的东西往往不是直接干预学术，而是学者主动攀附行政，以至于谁的行政地位高就意味着学术地位高，这是很要命的。这三点之中，我觉得最后一点最为重要，因为引进任何制度、方法都还是人来执行的，不改革学术与行政的关系，再换花样还是没有用。

　　拿国外的大学和我们比，差距在哪里呢，是老师好？中国也有些很好的老师；是设备新？中国大学现在的设备更新也很快。但是，美国的大学是开放的，谁能有能力都可以来任教。杜维明就是这样，有能力，哈佛大学就给他位置，给他教授。这是需要气度的。

　　另外一点好，美国大学生源很广，哪里有好学生他们都收，很多美国人自己反而没有奖学金。我当时在美国就花纳税人很多钱，他们给我奖学金和生活费，资助我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张爱玲。这也需要气度，因为对他们社会没有直接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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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依然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的邓亚萍，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海归”，因为她依然是剑桥的在读博士。她说自己这9年高效率的职业状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随时都是工作学业两结合。

　　在邓亚萍看来，她的“留学”不仅是在外国大学的学习，她习惯使用“这几年通过在大学的学习以及在国际组织的工作”这个组合。

　　对她来说，留学，并不是在诺丁汉或者剑桥校园里啃书本的那段内容，在以奥委会成员的身份和国际成员打交道的过程中，她说自己学会了很多。

　　“我听到不止一个外国朋友向我表达，说你们中国人就像海绵一样，不停地吸取各种能量，而且非常谦虚谨慎，他们说这太可怕了。”

　　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的邓亚萍进入中国奥组委市场部工作，负责市场开发部下属的国内赞助商处工作，这也是她退役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职再就业。2月24日，邓亚萍第一天上班，被媒体全面跟踪报道。

　　3年后，邓亚萍从奥组委调至现在的体育总局装备中心，不仅要负责奥运会、亚运会和全运会、全国体育大会、城运会这些综合性赛事的商务开发工作，还要负责所有项目国家队及30多个省级体育局的外事装备采购工作，尤其是枪弹等军用类用品的采购。

　　工作内容的周期也从2008奥运会，延伸到了08之后的下一个奥运周期。

　　在国际奥委会多年的工作经验，邓亚萍说自己能比较清晰地看到中国的体育器材装备商和外国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

　　“体育在中国，还有巨大的功能没有被认识和开发出来。在激励民族精神这个方面，体育已经发挥到淋漓尽致，但这是体育唯一的作用吗？”

　　这个曾经狠狠地激励了中国民族精神的人反问。

　　“2008奥运会在中国，远不止一项综合大型体育赛事这么简单。这个意义，外国人知道，所以他们要抓住这个商机。但现在很多中国企业并不知道怎么运用这个优势——花了大价钱打了广告当了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是不是钱扔出去就算了，回报怎么办呢？”

　　说起这话的时候，邓亚萍有些兴奋，这也是她最新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

　　“奥运到底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她微微一笑，两手慢慢向里推，“我们庆幸有奥运会，这是中国企业的一件幸事，它把中国企业和世界企业的距离拉近过程缩短了。”

　　“天之骄女”邓亚萍承认自己不能代表大多数。举国体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运动员，20多岁退役后的职业去向，往往处于比较尴尬的局面：他们既缺乏职业体育平台来施展他们的一技之长，除了一技之长外，他们的其它能力又太欠缺。

　　对此，邓亚萍认为再进修是很有必要的：“中国运动员，退役后无论是要出国读书还是在国内读书，都应该在读之前就有规划——我要学什么？学完之后做什么？你如果要当教练，就要去学和教练业务相关的理论知识；如果要转行，也要对毕业后的就业形势有个估计。如果完全是凑热闹，随随便便学一个，那肯定是不行的。”

　　邓亚萍当初并没因剑桥的大名气而留在那里继续深造本科，而是去了诺丁汉大学，就是因为诺丁汉“那里有英国最好的外语系”。

　　现在，坐在中国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气派的主任助理办公室里，邓亚萍气定神闲，如同她一直呈现的公众形象那样，如同你可能想象的那样，冷静沉着、胸有成竹。

　　和大多数“领导”们的办公室一样，邓亚萍的老板椅后面也有一整面书柜，但里面空空如也，没有充场面的大部头百科全书，一些杂志整齐地堆放在一起，可能因为被翻阅的次数比较多而有些折痕。

　　她就这么气定神闲地坐在空书柜旁，说起9年前：“我当年也很惶恐。但一切付出到后来都被证明是值得的。付出、值得，这四个字也是留学生涯对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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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亚萍 从世界冠军到海归官员

　　 2006年11月01日10:29 南方人物周刊

　　邓亚萍 从世界冠军到海归官员

　　我在国外被问得最多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你们中国体育总是女子项目发展得比男子项目利害，即我们经常说的阴盛阳衰；第二个，为什么你们的乒乓球天下无敌？

　　-本刊记者 高任飞 发自北京

　　世界冠军邓亚萍的职场困境，发生在25岁。

　　困境这个词并不准确，因为上好的工作已对她虚位以待，就业的压力并不存在，而她需要做的就是赶紧加强技能，这技能并不是挥拍、发球或者比赛心理的控制——她面临全新的考验，她要啃书本了。

　　但困境却又准确地描写了邓亚萍当时的日常生活状态：一个不会说几个英文单词的中国年轻女性独自生活在英国，到邮局寄信寄不了，去上课不仅听不懂，就连迟到了也磕磕巴巴解释不清楚。活那么大岁数了，这是她从来没有遭遇过的挫败感。

　　突击！突击英文

　　1997年，在萨马兰奇和中国奥委会的力荐下，退役的邓亚萍获得进入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工作的机会。她是4枚奥运金牌得主，创造了乒乓史上的奇迹大满贯，代表着中国体育的最高水平，作为一个运动员，简直对这个职位具有完美的说服力。

　　可是，去奥委会工作要讲英文或者法文呐！怎么办？虽然作为运动员，邓亚萍的全球化旅程已经可以绕世界转几十圈了，但经常享受翻译“贴身服务”，她并不用把心思花在讲外语上。

　　“那个时候，出去都有翻译跟着，我们就只要想怎么把球打好就成了。没想过要攻语言关。”当这一关终于到来，而且以很紧急的方式到来时，邓亚萍有点懵了。

　　“要是说打球，我简直想都不用想就可以告诉你怎么练习，怎么制定训练计划。”大班台后面的邓亚萍忍不住挥动右臂，作出打球的动作，“可说到学习，真的摸不着路子。我们运动员跟大多数人的成长经历不同，底子本来就差，而且年纪又大，不可能再按照常规的路子，那么一点一点地学习起来。”

　　突击！突击英文是惟一的办法！那时候的邓亚萍，根本没想到自己的

　　留学之路远不止学点英文这么简单，学语言然后抓住职业机会是非常现实的要求。于是她住进了清华大学，半年后，为了尽快找到英语的感觉，她以交换学生的身份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突击语言，随后到诺丁汉大学进行本科的学业。

　　“在经历了半年到一年的适应期后，我开始逐渐找到自己学习语言的门道了。虽然语言和打球是两回事，但任何事情做到一定高度后，其实都是通的。”

　　相通的不仅是学习规律，还有邓亚萍招牌式的刻苦，她后来说，“我一直相信没有超人的付出，就不会有超人的成绩。这也是我多年闯荡赛场的切身体验。”

　　刚进大学的邓亚萍连26个英文字母的大小写都分不清楚，但她每天学习14个小时，读、背、听、说。后来在接受《大学生》杂志采访时，她自己总结，“虽然都是一个‘苦’字，但此时的我却有不一样的感受：以前当运动员，训练累得实在动不了，只要一听到加油声，一咬牙，挺过来了；遇到了难题、关坎，教练一点拨，通了；比赛遇到困难，观众一阵吼声，劲头上来了，转危为安。但读书呢，常常要一个人孤零零面壁苦思，那种清苦、孤独是另一种折磨，没意志、没恒心是坚持不下去的。”

　　在每天三明治和加了鸡蛋西红柿的方便面的陪伴下，她与英文搏斗，快一年过去了，她开始找到自己的路子，并最终坚持下来。邓亚萍的学业是在诺丁汉大学完成的，作为交换学生，她的所有学分清华大学都认可，最终，邓亚萍凭借论文《国球的历史及发展》顺利拿到了清华大学的本科文凭，更在毕业典礼上用流利的英语向老师致词。

　　你们中国人就像海绵一样

　　“我在国外被问得最多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你们中国体育总是女子项目发展得比男子项目利害，即我们经常说的阴盛阳衰；第二个，为什么你们的乒乓球天下无敌？

　　“这些问题，我以前并没有深刻地思考过，但问的人多了，我也觉得‘咦，是哦，为什么呢？’我也觉得可以去思考一下，因为我既是女运动员又是乒乓运动员，做这个研究不是太合适了吗？”

　　邓亚萍确定了自己的硕士论文题目《从小脚女人到世界冠军》，“你想想，100多年前中国妇女还是缠小脚的，但是现在却能取得这么高的成就，这里面的因素必然是多样的，而找出这些原因，是很有意思的工作。”邓亚萍说这个题目让自己感兴趣，做起来也不觉枯燥，这让她初尝学术研究的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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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三年过去，中银国际已成为中国顶尖的投资银行。他自信中银国际的业绩能够证明一切。“我的一生不能只做一件事情。”

　　2005年10月，任职四年CEO的李山向董事会提出了辞呈，创办自己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三山公司”。

　　“未能人尽其才，

　　是国家的重大损失”

　　言谈之间，“书生”李山引用孙中山、李鸿章、曾国藩等人为典故，旁征博引，谈古论今。正当壮年的李山显示了“海归”的雄心勃勃，四川人的务实，以及作为投行专业人士甘冒风险的胆识。

　　出生于四川威远县的李山，其浪漫情怀来自知书达理的母亲。小时家贫，被打成“右派”的母亲在星空下给他讲希腊神话，讲孔尚任的《桃花扇》，也教他写诗，那是何等的理想主义情怀。

　　再往后，是80年代初那个刚刚20岁的少年人，在清华园早起读书。后来这所学校给了他坚韧的决心，硬朗、内敛的风格和广通的人脉。

　　人物周刊：你对你这些年的回国经历怎么看，有没有过遗憾？

　　李山：我没有什么遗憾。我始终觉得自己有机会回国效力，并参与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践，是十分幸运的。

　　我希望更多的海归能和我同样的幸运， 能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奉献给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今天，海归中还有很多的人未能人尽其才，这既是他们个人的遗憾，更是国家资源的重大损失。他们经常被批评“不了解国情”。

　　其实，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现实错综复杂，没出过国的人就了解全部国情吗？如果有人真认为海归不了解中国国情，为什么不给海归们一个学习的机会，让他们去了解国情——哪有人生而知之？

　　我举个反面的例子。参加甲午海战的中方将领邓世昌等指挥官们都是从海外学成归来的优秀人才。可是北洋水师第一把手丁汝昌是李鸿章的亲信，却不是职业海军，指挥失当；管财务军需的是李鸿章的亲戚，贪污误国。李鸿章虽为洋务先驱，却因用人不当，铸成国耻。

　　人物周刊：从你所处的金融领域来看，你认为国外最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是什么？中国在金融领域存在什么问题吗？

　　李山：金融业最关键的是人才。成百上千的教授和博士在美国华尔街工作，工商管理硕士等其他专业人才更是不计其数。国际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们吸引和保留最优秀人才的机制和文化。

　　国内金融机构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比如组织架构、业务战略、风险管控和IT技术等，但最大的问题还是人才，因为这些问题最终都需靠人才去解决。

　　因此，国家应当打破常规，大胆启用有海外工作经验的高级金融人才。

　　人物周刊：在你当年的抱负和今天的现实之间，有什么差距吗？

　　李山：我个人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我有我的理想，其中之一就是希望看到海归们能在国家的改革发展中发挥中坚力量。我真诚地希望自己能为缩小这一差距尽微薄之力。

　　人物周刊：中国的教育和你领教过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存在哪些差距？

　　李山：我觉得最大的差距在于中国的教育缺乏批判性和创造性。美国等先进国家的教育，要求学生独立思考，探索创新。比如，我自己做关于企业兼并问题的博士论文时，就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图书馆里泡了一年多时间来想原有理论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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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山：回国创业比挣钱更有幸福感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01日10:29 南方人物周刊

　　

　　

　　李山 图/姜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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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山 回国创业比挣钱更有幸福感

　　海归中还有很多的人未能人尽其才，这既是他们个人的遗憾，更是国家资源的重大损失。他们经常被批评“不了解国情”。其实，没出过国的人就了解全部国情吗？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1986年7月的一个傍晚。清华大学主楼后厅顶楼，灯火通明。

　　朱镕基院长为经济管理学院应届毕业生设宴饯行。“我一只手把你们从学校送出去，另一只手把你们接到经济建设战线上来。”

　　李山通过了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主持的经济类

　　出国留学考试，即将去美国加州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走到院长面前，告诉他，“我将去美国留学。”

　　“学成一定要回来。”朱镕基说。

　　“没问题，我出国经过严格政审，一定会回来。”李山回答。

　　朱镕基说：“不是政审的问题，国家确实需要人才。”

　　“我需要付你高盛的工资吗？”

　　十年之后。1996年元月，旧金山。全美经济学年会在此召开。

　　1993年李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而后在华尔街最负盛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担任国际经济学家。他与两位清华经管学院的老同学在旧金山重聚时，忍不住说出心中酝酿已久的一个计划：“明年7月1日香港回归，我准备组织一批在全球各大投资银行担任高级职务的中国留学生同一天辞职，创办中国自己的投资银行。”

　　在国外各大投资银行工作的中国留学生中，不乏担任高级职务的佼佼者，一些人年薪超过百万美元，生活优裕。但李山清楚，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不愿意长期为外国资本家打工，希望有机会回国工作，与外国老板在中国金融市场一争高下。这既符合投资银行家的冒险精神，又能把他们的才智贡献给国家。他相信他能找到一批志同道合的人。

　　几个月后，高盛公司任命李山为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负责中国市场业务。他找到在世界一流投资银行美林公司担任董事的葛甘牛，后者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是80年代最早进入华尔街的中国留学生之一，有丰富的

　　股票交易经验。他们开始草拟给国务院领导的倡议书。

　　1997年2月25日，北京的早春时节，乍暖还寒。下午6时，由总裁汉克·鲍尔森(Hank Paulson)率领的美国高盛投资银行五人代表团在中南海紫光阁拜会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

　　阔别十年的院长站在迎客松画屏前, 向李山伸出了手：

　　“我的学生怎么都不回来？”

　　“会回来的。”李山有些措手不及。

　　“我需要付你高盛的工资吗？”

　　“不需要，只要能为国家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就行。”李山回答。

　　两个月后的一个周五下午，朱镕基在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发表演讲。

　　赵纯均副院长将一个文件袋交给朱镕基：“李山愿意回来工作。”

　　里面装有一份利用海外金融人才，以中国银行在香港的投资银行机构(后整合为中银国际)为基础，创办国家投资银行的倡议书。

　　1997年10月初，纽约证券交易所。

　　中国 移 动正式挂牌上市，融资规模创有史以来日本以外亚洲市场之最。

　　站在喧哗的交易大厅中央，李山松了一口气。那几个月实在太累了，除了为上市每周工作100多个小时外，还得秘密联络组织分布在香港、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和北京的十几位立志回国服务的投资银行家，共同商讨创建国家投资银行的计划。

　　“我的一生不能只做一件事情”

　　“中国 移 动到海外上市了，但我们这批人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国效力呢？”李山内心焦虑。

　　1998年4月4日，被高盛调往伦敦担任企业并购部执行董事的李山和中国留学生代表们拜会刚刚上任总理职务，出访英国的朱镕基。《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筹建草案》和一份志愿回国效力的海外高级金融人才名单呈送到朱镕基手中。

　　“亚洲金融危机表明，投资银行技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核武器技术对一国军事安全的重要性。中国必须立即着手发展自己的世界一流投资银行，阻止外国投资银行垄断中国资本市场，增强中国经济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

　　几天后，新到任国家开发银行的陈元行长在电话中告诉李山，总理有指示，希望他立即回国面谈。4月16日，李山飞抵北京，任投资银行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国际水准的、与传统的国营金融机构不同的新投资银行。”

　　6月15日，李山飞抵香港，前往高盛亚洲总部，在正式辞呈上签字。这意味着，他将失去高盛公司资深投资银行家们获得的平均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高盛股份。

　　但李山去意已决，“回国创业比金钱更令人有幸福感”。

　　朱镕基当时的决定是：要求国家开发银行转换职能，办成国际水平的投资银行。但好事多磨，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筹备了一年半的国家投资银行宣告失败。

　　李山进入了事业上的消沉期，在“无所事事”之时，他打起精神，和清华校友莫天全一起创建了现在被称为“全球华人房地产门户”的“搜房网”。而后又离开“搜房网”，到美国的雷曼兄弟公司出任负责中国投行业务的董事总经理。

　　一直到2001年4月，李山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中银国际并于6个月后出任CEO；但李山似乎没有赶上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当时的中银国际内部症结复杂，危机重重，历任总裁任期从未超过一年。要走出困境，中银国际必须重塑激励机制。

　　李山做了令人咋舌的决定：中银国际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固定工资平均降了35%；接下来是大规模的裁员，公司80%以上的员工离职，高层全部换血。李山显示其“冷血”一面。

　　2002年9月中旬，中银国际发布的关于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研究报告引起了一场风波，惊动了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最高层。香港各大报刊都登出了“朱总理痛斥中银国际”的头条消息，中行内部有人指责李山用人不当，一些和他一起打拼过的同事，包括投资银行部的负责人曾玉煌，李山最得力的干将之一，因此离开了中银国际。

　　中银国际陷入了低谷，甚至第二年年初中银国际成功完成的“中外运”海外上市，也被有些媒体猜测为“李山在中银的最后一笔业务”。而李山公开声明：绝不放弃。

　　

新鲜人

人物周刊：从1987年回国，将近20年的从政经历，有没有后悔和遗憾？

江上舟：说“从政”不客观，我这么多年来其实是在从事一种管理工作，行政管理。从一般人的角度看，我10多年来，职务没有得到升迁，蛮坎坷的，但本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后悔和遗憾。

　　因为，我从来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好像当兵就一定要当将军一样，对当官也没动过心思，我的精力主要放在干事上。当官呢，事情就不一定去做了，因为干事可能会得罪人。

　　1993年，海南省开党代会，把我列为省委常委候选人，我如果抛下手头的工作，去各个地方转一圈，熟悉熟悉人，也可能会当选，但我没去，把时间都放在了洋浦。所以，从当官的角度来说，我还没入门，不过，这并不是自己不知道如何去做，而是不愿意、不想去做。

　　现在回过头去看，我对中国尤其是上海工业的许多看法还是有依据的，在政府主导下，上海工业发展得比较好。

　　人物周刊：政府主导工业发展有没有问题？

　　江上舟：有啊，腐败比较多，这也是代价。国外一般对工业发展采取积极的不干预政策，而我们是积极的干预。(笑)

　　人物周刊：20多年前您负笈海外，当年的抱负和今天的现实之间，有差距吗？

　　江上舟：当时没想那么多，真的，回国后很偶然地走上了行政管理的岗位。我这人是乐天派，没想那么多。(笑)

　　人物周刊：但您的家庭出身不同啊，您的父亲是老红军，曾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卫生部长。

　　江上舟：这也没什么。我父亲的最大愿望就是当一个医生，所以他后来就去学医了。

　　就这一点而言，我可能与别人不太一样。能赶上中国工业化的大潮，在洋浦干一段，又在上海干一段，为国家的重大科研项目出点力，现在又到了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做事，从这个角度看，还是蛮有意义的。

　　人物周刊：中国的教育和您领教过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存在哪些差距？

　　江上舟：从宏观来讲，近年来的中国教育有两大突破，一是义务教育，一是高等教育。

　　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对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是个实实在在的事，把学杂费给减免了；高等教育扩招使得大部分的人都能上大学，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

　　但问题也很多，在哪呢？很多人把教育当作投资来看，特别是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还可以说盈利，但学历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没有哪一个发达国家有投资大学这一说法，投资就是需要回报的。

　　现在教育市场化有些过度了，医疗也是这样。

　　人物周刊：在您的专业领域之外，您觉得现在的中国有哪些地方还亟需改进？

　　江上舟：民主与法制要加强，要依法行政。社会性问题这两年提得比较多了，是该提民主与法制的时候了。

　　一个团体，当他的民主优势明显的时候，道德压力就会减轻；当道德优势不明显的时候，民主的压力就会增大。

新鲜人

但官场不是工厂，他有些不适应——1989年三亚选举副市长时，他落选了！

　　现在看来，原因很简单：选举时，别人都争着拉票，他却跑到外地代别人开都不愿意去的民兵会。更要命的是，多年的读书生涯使得他当时并未意识到与下面各乡镇领导熟识的重要性。

　　“现在想来，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争取选民支持也是很重要的，可那时候，从政经验太少。”江上舟现在心态已经很平和了。

　　1991年，再次选举时，他高票当选了三亚市副市长。

　　之后，他大展拳脚：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了土地交易中心，明确了“要土地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实行土地公开拍卖。

　　这一招不仅搞活了土地市场，也为三亚拿到了基础设施建设需用的资金；分管环保的他大力发展三亚的旅游产业，修了十条路建了三座桥……1993年，亚龙湾已经被列为11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一。

　　他的认真，他主张的政企分开，无疑会让一些人反感，因为，这断了他们的财路。而他又是为谁呢？妻子吴启迪在上海同济大学教书，他孤身一人在中国的最南端工作，繁忙的工作中他也会想到家。

　　洋浦四年

　　1993年，和妻子分居多年的他和领导谈话，想调回上海，不料，新去的省委书记认为他是个人才，不仅调不成，还把他官升一级，派为新成立的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局长兼书记。

　　那一年，他46岁，年富力强。

　　“不谈话，或许也就不会考虑到我了。”江上舟说，人的命运有时候就是被偶然的细节所决定。

　　当时的洋浦石头多、荒地多、仙人掌多，树少、水少、人少，而且，刚刚经历了“国耻风波”(1989年1月，五名全国政协委员到洋浦考察，认为洋浦开发租地70年给外商“丧权辱国”。)、邓小平批示(1989年4月28日，邓小平平息了这场争论，他在海南的报告上作出了改变洋浦命运的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正是国人瞩目的焦点、改革的最前线。

　　在这种情景下，江上舟出任了这个号称“特区中的特区”的行政首脑，领着手下66个兵，一切从头开始。

　　当时，经海南省人大授权，洋浦行使地市级政府权力，设立的审判机关，被授予除死刑外的终审权。

　　不仅如此，洋浦还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集经济特区、开发区、保税区和城区于一体的地方，区内实行隔离式管理，可以享受关税豁免。

　　江上舟的执政思路是“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尽量压缩政府职能规模，给市场配置资源留下足够大的空间。后来，有人把他搞的这套行政制度改革称为“洋浦改革”。

　　他活学活用在瑞士所见的“主办制”和“AB制”：比如人事局负责的工作有组织人事、党建、计生等好几项。没有下属，直接向局长负责；“AB制”是，科室中的两个业务相近的主办岗位，被指定为AB搭配，每人在一项业务中为主、另一项业务中为辅，相互配合，同时互相监督。

　　不止于此，江上舟还开始“

　　公务员招考”，从全国范围内选拔英才，麾下一度聚集了8位博士几十名硕士，其他的如公共财政、无纸化办公等，都开了风气之先。

　　江上舟和他的同事们在洋浦构建起的这套行政体制，让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赞不绝口。

　　1995年，时任中编办常务副主任的顾家麒到海南考察时，准备听半个小时的汇报，后来听入了迷，“从2点半谈到了6点半”。

　　可这先进的理念落到传统体制的汪洋大海里，带来的只有碰撞——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拆迁安置，引发了当地人的一些不满；“特区中的特区”的招商引资，对海南其他地级市也是个冲击。

　　而且，江上舟说那时他的眼睛只向下——定为海南省委常委候选人的时候，他都没有时间去和同级别的市领导去沟通，他的精力都放在了百业待兴的洋浦——毫无疑问，他落选了。

　　1997年，在为洋浦引来投资100多亿元、亚洲最大的化肥厂项目后，他有些黯然地离开海南。

　　没想到，1998年，已经签订协议的这个化肥厂项目又花落了别家，心系海南的他尽管已不在海南工作，还是立即给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写信，直谈了个人看法，认为洋浦天然地适宜做工业基地。“这可能得罪了一些人。”

　　干事的人

　　从海南调回上海的时候，江上舟的职务是上海市经委的常务副主任，平行调动，可是，海南的一些人依然不放过他，“8分钱的邮票一贴，告状信也就到了”。

　　这没有影响他工作的积极性。1998年，他富有前瞻性地提出上海要大力发展IC(芯片)产业，在当时，这被称为“异想天开”，一些主管部门的领导不同意，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

　　那一年的7月到10月，他与号称“华之芯”的海外专家马启元，几乎隔一天通一次电话。商量着如何突破中国IC产业的困境。

　　媒体报道说，本来马启元是不抽烟的，在这段焦虑的日子里，马启元在江上舟的影响下，也变成了一个“烟鬼”……

　　回到上海不久，他知道了“原来中国20年前就有能力造大飞机”，又开始为中国造大飞机而奔走，2002年被查出肺癌，上手术台都没能挡住他继续工作。

　　一篇文章这样写：“当时他想约一些专家去上海，而北京市因为‘非典’不让市民出门。他却飞来了。他来时飞机在跑道上晒了3、4个小时，晚上到达时人很虚弱了，接着在宾馆里谈了半夜。次日中午他急急赶回，飞机又是晚点……”

　　不知跑了多少趟北京，找了多少人，写了多少报告。2003年11月成立了由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大专项论证组，他任组长。“大飞机专项”是第一个、也是论证最为艰苦的一个“重大专项”。

　　他说，“能投身于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已经感到很幸运了”，可是，另一方面，13年来，他的职务一直没得升迁。

　　对当官我没兴趣

　　

新鲜人

　　江上舟：对当官我还没入门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01日10:29 南方人物周刊

　　

　　

　　江上舟 图/姜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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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上舟对当官我还没入门

　　从一般人的角度看，我10多年来，职务没有得到升迁，蛮坎坷的，但本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后悔和遗憾。我对当官没动过心思，精力主要放在干事上。当官呢，事情就不一定去做了，因为干事可能会得罪人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北京

　　这是一个始终处在时代风口浪尖的人。

　　“文革”结束，第一批出国留学考试，他参加了，成为国门重启、留学海外的先行者；中国筹建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他参与了调研、规划；海南建设“特区中的特区”洋浦，他出任首任行政长官；上海发展芯片工业，他殚精竭虑，中国搞大飞机，他四处调研、奔走呼告……

　　这也是一个埋头干事、不懂官场的人。

　　1989年，他被列为副市长的候选人，选举的关键时刻他却替别人到外地开会；1993年，他被列为省委常委候选人，党代会的前夕，他埋头于自己的工作，不肯花时间和领导沟通；主抓工业，知道领导不同意，为了中国工业计，他硬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10多年来，他的仕途原地踏步。

　　当然，他不是一个愣头青。

　　2006年10月22日9点，59岁的他准时出现在北京民族饭店的一楼大厅，黑色的风衣，深灰色的西服，亲切的微笑，握手、寒暄，举手投足间稳重、儒雅之气顿出。

　　这就是江上舟，一个归国19年、现年59岁的老“海归”。

　　书生

　　如果为江上舟59岁的人生划条线，40岁以前的他只能算是一个书生。

　　1965年，他考入

　　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仅在校学习了9个月”，“文革”就开始了。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再不就是枯燥的政治理论学习，是他们那时候大学生活的重要记忆。

　　1970年，他被分配到云南省通讯局微波器材厂工作，工作中他渐渐感觉到了专业知识的重要。一次，清华大学的老师到云南去，他和同班同学、妻子(编者注：吴启迪，教育部副部长，原同济大学校长)共同表达了想学习的愿望，回到清华后，老师给他们邮寄过去很多专业书，这让他们很开心，也很感激。

　　其间，大学生曾有一次“回炉”的计划，他们也报名了，后来因为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影响，回炉计划夭折了，他们不死心。

　　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江上舟夫妇双双考回母校。

　　为什么去

　　留学，去留学前又有什么样的雄心抱负，当时的江上舟是没有考虑这么多的。因为，他能出国也是因缘际会——研究生复试的时候，老师告诉他：你们考上研究生的人可以去参加公派出国留学的考试。他去参加，通过了，也就出国了，一切都顺理成章。

　　那时，他的大部分同学也都想考研究生、出国，动机则有些“不纯”。因为，通过考研究生再分配，可以改变已经被初步定下的命运。江上舟夫妇都已经回到了北京，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只想多学些知识，毕竟，他们在大学正常学习了不到一年时间啊。

　　到爱因斯坦的母校——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留学，让32岁、抛妻别子的江上舟眼界大开，到了知识的天堂，他感到好奇而又陌生：

　　系里面有几百名学生，但专职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加上秘书，才两个人，系主任是教授兼的，开学注册、学期结束都会有学生来帮忙，一切都井井有条、效率高极了。

　　学校也是这样。苏黎世高等工学院留学生几百人，一个专职人员负责，签证、住宿，烦琐事情全包了。

　　瑞士的自由、民主以及国民的高素质也让他感叹——考驾照的时候，所有的资料都是自己填写，负责的官员只核实一下，很快便办下来了，自己不去领，这些官员还会去一遍遍地催促。这在国内几乎都是不可想象的。

　　那时，江上舟只是一名留学生。

　　“那时候，从政经验太少”

　　1987年，留学八年后，40岁的江上舟获得了博士学位，没在瑞士做任何停留，他便匆忙回到了祖国。“这是第一批出国留学人的特色，都想着回国。”

　　到了国内，他才发现，他的移 动 通 信专业搞的单位太少了，英雄一时难有用武之地。“谁能想到移 动 通 信能发展得这么迅速呢？！”

　　在上海徘徊了两个月，精通德语和英语的他只好听从朋友的劝告，抛弃了自己多年的专业，去了国家经委的外资企业管理局，走入仕途。

　　9月，和一个中国社科院的朋友去东北出差，路上听到海南要建省，于是向朋友建议：海南建省这样一个大事，你们社科院应该出力啊！

　　巧的是，筹建中的海南也想到了中国社科院，请他们派专家搞经济规划。朋友知道江上舟曾提过建议，将他也拉了过去。一次偶然的谈话，让江上舟成为十万人才下海南中的一员。

　　1988年，在海南考察、调研并参与了规划过后三个月，国家经委撤并，没了单位的江上舟只好留在了海南，筹建刚从县级市升格的三亚市。

　　彼时的三亚，有着江上舟想不到的落后——电话号码竟然只有三位！留洋八年的他看不懂：难道大伙装的都是分机？——当时整个三亚安装的电话也不超过1000部。

　　艰苦，江上舟是不怕的。小时候，身为福建省委书记的父亲江一真被政治斗争批判过，人情的冷暖他已经见识，又在最基层的工厂干过8年，吃苦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