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那些寻求“群交”的人,在普通人中间很难找到志同道合的别人,所以只能更多地去找性服务的“小姐”或者“先生”。结果,这就成为促进中国性产业发展壮大的力量之一。 最后必须要说的是:上述的两种“多人性行为”,是对于中国传统的性道德的最严重挑战,其力度远远超过任何一种“一对一”的非婚性行为。可是无论道德怎么谴责,这两种情况都一直在增加,到2015年在男人中都已经接近十分之一,已经不能再用“小概率事件”来忽视之了。
对此,性社会学不应该仅仅是喊口号(不论支持还是反对),也不应该简单地归结为“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更不应该瞎出主意说“该不该去做”;而是有责任来解释清楚:究竟有多少种和什么样的因素,在促进或者抑制“多人性行为”?这些因素究竟是遵循着什么样的运行机制,才会发挥作用呢?
我正在努力,请读者给我时间。 附录:潘绥铭的四次全国调查的简介
历史比较:
在潘绥铭教授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2006年、2010年和2015年,四次完成“中国人的性”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基本上是每五年一次。每次调查的随机抽样方法、调查地点、调查方法、问卷内容都基本一致,因此具有历史可比性。
随机抽样:
四次调查的对象都是中国境内18到61岁的、能识汉字的总人口。在2015年,全国人口总数为13亿6782万人,其中18-61岁的人大约是9亿4千万人。
我们采用分层等概率的随机抽样方法,直接等距抽样到县级地理区域,再按照第4名原则,抽取街道或镇、居委会或行政村,再按照当地居民和流动人口的地理位置,直接等距抽取个人。
这样就可以涵盖这个年龄段里的所有中国人,包括城市和农村,包括男女老少;每个人都具有相等的可能性被调查到,具有95%的把握,足以代表这些人的总体情况。
调查地点:
分布在25个省市自治区的103个县级地理区域中的街道和镇,其中城市居委会67个,农村行政村36个。每个调查地点完成大约50个问卷,总计5136个合格样本(男性占48.1%),抽样应答率66.5%。现场应答率91.7%。四次调查总计样本23,147人。
调查方法:
派出调查员,直接到达全国各地的居委会和行政村,在当地调查3天以上。 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一般是居委会的房间或者学校教室。 同性别、一对一地、在封闭空间中访谈。
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
调查内容:
自己的社会地位、健康状况、魅力与性感、社会交往、未婚者的恋爱与性、婚姻状况(含同居)、双方情感、性生活细节、非婚性关系、多伴侣性行为、“看黄”、上网活动、异性按摩、一夜情、找小姐、交换伴侣、多人性行为、同性性行为、性生活障碍、使用新毒品、购买性用品、遭到性侵害或性骚扰。
如果被调查者没有任何性行为,那么就会仅仅回答86个提问;如果什么情况都有,那么就会回答192个提问。
统计方法:
按照国家数据中的城乡、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的分布进行复杂抽样加权;使用PASW18.0软件(原SP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