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二: 江绪林:爱与正义 ——评周保松君《走进生命的学问》 端坐案头,摆在眼前的是保松君的新著《走进生命的学问》一书,心里竟有点恍若隔世之感。数年前在香港,偶然读到保松君的《相遇》的时候,我是极为震撼的:文本中展现出来的厚重的学术穿透力和让人惊叹的个人品质的近乎完美的契合,实在让我对保松君极为敬仰。那时我还专门跑到香港中文大学拜会保松君领受教益。此时,刚刚阅读完奥古斯丁卷帙浩繁的《上帝之城》后,回头再来拜读保松君的论著,虽一如既往地敬佩保松君融学术和美好生活于一体的实践,却也平添了一丝深切的询问。 《走进生命的学问》是保松君的一部随笔集。不同于普通学术随笔的是,此书记录了一个有承担有委身的青年学者真实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由“学生”、“老师”、“大学”和“回忆”四辑组成,穿插了大量珍贵的图片。其中,《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这篇颇有影响的文章记录了保松君小时候从广东西部某偏远地区移民香港并逐渐获得对香港的身份认同的故事,其中浸透着对新移民艰难生活的同情和对香港社会的反思;另一些篇章则记录了保松君在中大新亚书院、伦敦游学经历的一些人一些事:对保松的学术和心灵发生深刻影响的陈特先生、沈宣仁先生、高锟先生;在伦敦的书店徜徉和寻索;在马克思和以赛亚·伯林的墓园前的缅怀。 此书的另一部分则记录了保松君在中文大学担任教师后与学生的心灵交流和思想碰撞以及产生的话题:诸如对人生的价值和美好生活的反思、对政治的关怀和参与、对大学独立精神和文化的捍卫以及对香港以中环价值为代表的自由市场霸权的抨击。让我这个也忝为教师的人非常惭愧和深为羡慕的是,保松君对学生是那么关怀和尊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引导学生并与之一起成长,并赢得了学生的尊重和喜爱,称保松君为“亲切的松子”。扪心自问,自来上海做起大学老师后,我常常是回避着学生,独自行走在自我救赎的路途上。唯一暂可自谅的理由是:保松之光华照人,也依赖其学养深厚之故,不是我可随便效仿的。正如最近读到的尼撒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issa)在《摩西的生平》中的教导:“不要擅自在教训中劝告你的听众,除非你像摩西那样经历了长期而艰苦的训练之后,完全具备了这种能力。” 在保松君的文章中,对当代政治思想尤其是自由主义、政治与道德的张力等主题的谙熟、对正义和美好生活的渴求、对自由民主的理性而温柔的认可和支持、对学生和他者的尊重和关切、真诚的心路之旅、对书籍和知识的热爱……真实的美好品质在细腻而平实的文笔中坦露无余:这种品质不仅仅源自保松君不凡的个人才情天赋,更是在与仁德的长辈、新亚传统、香港、英伦这样偶然而可贵的历史脉络中逐渐浇灌和成长出来的;保松君也以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心志将这种美好的品质践履出来。难怪其挚友陈日东先生感叹说保松是新亚精神当仁不让的继承人。 陈日东先生在作为“代后记”的《可有可无的灰尘》这篇灵动的独白式对白中挑明了《走进生命的学问》一书的题旨:用爱来消融自由或自由主义内在的张力。正如保松君所言:“决心做个公正的人,就像投入爱情一样”;“……最高的目标,是使人学会了解自己善待自己,学会看到他人的苦难,学会爱。”陈日东先生与保松君一样,深刻地感受到并不满于奉经济至上为圭臬的自由市场霸权在香港的肆虐对普通市民造成的损害。不过,陈日东先生最终却期盼这种爱与自由的融合能导致将正义概念推展到其它物种身上----陈日东先生称之为“地球公民主义”,一种类似于动物保护主义的理念。 在我的视角看来,陈日东先生的“地球公民主义”或许未能很好地把握住保松君思想最珍贵的含义,而且这与陈日东先生思想中的虚无主义底色相关,后者太容易从脆弱而弥足珍贵的人类之爱滑向了普世的物种关切。在我看来,作为学者的保松君最珍贵的因素是他对正义的一种经验的、真实的、亲切而富于理解的爱:这种爱表现为对他者人格的尊重,对自由和法治作为制度和理念的了解和欣赏,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适用和捍卫,对平等和社会运动的关切、参与和支持。这一切,既与保松君成长于香港这个自由社会、游学英伦耳濡目染的经历相关,也与保松君走出书斋,知行合一有关,更由于香港这个有着悠久的法治和自由传统的东方之珠为保松君的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框架:寻求正义,保松君不必付出沉重或痛苦的代价,不必人格分裂,所处的香港社会也有空间正面包容对正义的寻求。这样,在公众面前,保松就无保留地呈现出一个纯粹的、完全可信赖的心灵。说到这儿,不由得回想起大概1997年春的时候,那时候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念书,某天在西区食堂二楼吃饭,大屏幕上播放着罗大佑词曲的“东方之珠”群星版的MTV,那感伤、浪漫而不无忧虑的歌声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也让香港成为我心中的向往。如今,已渐渐成熟的保松君也日益成为香港的灵魂守护者了。 反观我们的周围,负载的枷锁就太多了,可信赖的心灵太少了。曾引领思想潮流的学者,竟或因被怀疑志在为帝王谋而清誉有损,或因卷入学术规范的争议而被人诟病,或因埋首书斋对于普遍的不义漠然置之使人颇生现代犬儒之感。就是新生代新锐的青年学者,就算是坚持正义理想的,也不得不在复杂而扭曲的社会中学会生存下去,而这可能意味着妥协、让步、复杂化和人格分裂。更不用提,对于公共领域的正义我们还常常缺乏经验的具体而微的知识和理解。因此,在我们的周围,甚少有完全可依赖的心灵:面对一个个理想的叙事和人物,我们常常不自觉地质疑其背后的动机和利益,至少对那份理想打个折扣。这是我们所有人一起为社会的扭曲和不透明付出的代价。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松君的完全可信赖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可以说保松君是可以打动人,值得人完全信赖的----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更是可仰赖的良师益友。这不仅仅是就保松君这个人而言,还尤其包括他所委身的正义、责任与美好生活的理念。 然而,如果说保松君是可仰赖的,是打动我们的心灵的话,那么保松君和他的理念对于我们的理智是否是有说服力的呢?用王国维的术语,保松君可爱,是否亦可信呢? 在自序中,保松君说:“我怎样才能活好自己的人生?……我是自己的主人,得为自己做决定,同时对自己的决定负责。……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可以做个自由人,自我探索自我创造自我实践。但自由意识愈强,伴随而来的,不是轻省不是快乐,而是责任,非常沉重的责任。”在另一篇《独一无二的松子》中,保松君更说:“我其实不可以不想,因为我是人,有自我意识和价值意识。我如此清楚见到自己在活着,见到当下眨眼成过去,见到自己作为独立个体在默默走着自己的路。更重要的,是我无时无刻不在衡量自己的生命。我们心中好像有杆秤,要求自己每天要活得好。” 这些话其实也陈述了保松君基本的学术和人生理念。迄今为止,保松君的学术研究以罗尔斯为主线,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他是一个康德主义者,坚信着人的自主和责任,追求着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让我疑虑的是:保松君的理念对他者是否在智识上有足够的说服力?自主和自由人的道德预设固然不错,是否足够充当支撑美好生活的基石呢?仅仅举出几个例子就可以做出某种澄清。摩尔(G.E.Moore)在《伦理学原理》中曾批评康德把“善的”和“意愿的”等同起来的做法;基督教现实主义者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在《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中指出:康德“人是目的”的绝对命令并不是单纯的理性的伦理准则,其背后有来自基督教的宗教理念所提供的支持;在《追寻美德》中,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更指出:从康德的自律意志滑向尼采的超人意志只有一步之遥。 这些质疑不是决定性的,但足以削弱保松君的自由人理念:或许作为保松君个人践行的理念是足够的;甚至当保松君试图努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与他者沟通的时候,这一理念仍然可以充任交往的媒介;但当保松君试图呼吁和说服他者一起行走这条自由的美好之路时,自由人理念则未必总是能令每一个理性的心灵服膺。 这种疑虑在陈日东先生的文章中也有所反映:“哲学生于忧患,而保松遭遇的不如意事偏偏有限……痛苦,对保松来说,是完整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非贯穿生命的底色。”在这种意义上,或许保松是一位蒙福的宠儿,能乐观地践履着自由的理想,能乐观地关爱,然而他的自由人理念对古道热肠而又浸蕴着虚无色彩的智者陈日东先生是存疑的,对我这样相信美善之存在,却在自我的疏离与残缺中挣扎和寻求拯救的人来说,也是尚不足以浸蕴心灵的。或许保松君仍需要在智识上摆脱蒙福的处境,触摸在罪错中受难的大地:如果他打算从那瑰丽的东方之珠,走向广阔无垠却不乏贫瘠的中华大地的话。 当然,除了自由人的理念外,保松君所拥抱的还有爱的理念,而爱或许较自由更具体更有穿透力。这样,就我的理解而言,保松君的理念本身或许足够支撑和解释存在和美好生活了。然而,独立于自由的爱之理念在保松君的著述中尚未曾得到清晰的界说和辩护。奥古斯丁曾说“信仰,尔后才理解(crede,ut intelligas)”。我也期盼保松君能在随后的时日中为他所服膺的理念带出更广博、更丰厚的诠释和辩护。 (作者赐稿,该文删节版已经由《南风窗》今年12期(2012年6月6日)刊发,此为未修改全文) 文章链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0611616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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