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青年学者江绪林自杀事件：脆弱的思想反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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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借这个悲剧事件，勉励和警醒所有正直、善良的思想者，如果您认定了自己所走的路，就应该有承受孤独、压力、不公、不义，甚至遭受残酷迫害的思想准备;您可以选择放弃、退缩和退让，但绝不可以因绝望而放弃自己的生命。

　　2016年2月19日晚，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讲师、青年学者江绪林以微博直播的方式，在办公室自缢身亡，震动学界，发现时抢救已来不及。这位正直、善良的青年学者以这样决绝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尤其令人扼腕叹息!

　　江绪林先生，1976年生于湖北，199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1999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攻读研究生，之后在香港浸会大学宗教与哲学系读博士。2009年起，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担任讲师，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思想史。

　　就一般大众评价而言，英年早逝的江绪林先生显然算不上一个成功人士，博士毕业，40岁没混上一个副教授职称，没有成家，甚至临终书写遗书时连自己二姐的名字也记不起来了。但他显然也不是一个生活困顿的失败者，拥有一份稳定的职业，暂时还有一处栖身之所(虽然不断受到驱逐)，临终时还有十多万余钱。

　　先生的新浪微博还在，可以看出，他最后的日子是非常孤独而悲凉的。这是他的微博地址：

　　http://weibo.com/u/1880142780?is_hot=1

　　我并没有因为先生临终时微博直播中对社会不公的控诉，而想要呼吁追究任何人的责任，或者试图挑起任何的口水之争。实际上，我不赞成任何自杀行为，哪怕是南越和尚袖释广德那样带来巨大社会影响的广场抗暴自焚。我写这篇文章的惟一目的，是为了纪念一个早逝的思想者卑微活着时的高尚人格，并期望社会多一些宽容与关爱，思想的反叛者们多些坚强与忍耐，避免类似江绪林先生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

　　我在共识网上读过江先生的一些文章，当时只是觉得他是一个有思想、善良、正直的人，不过因为共识网上这样的人非常多，对江先生我印象并不十分深刻。印象较深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他谈自己北大时参与一个敏感的反政府纪念活动，以及与一些政治异议分子的交往，谈自己对这些人遭受的不公不义的同情与敬佩;另一篇文章中，他对香港的学术自由环境充满了向往与羡慕，描述了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学术自由的世界里，有着不甘放弃理想却受到现实压迫的痛苦与无奈。如今他突然以这样决绝的方式离开人世，我得知消息内心无比震撼，重读他的文章，对他就多了一份发自内心的敬佩，并深切体会到他今日的抉择其实早有迹象可循，并非是最近的不如意或一时冲动所做的仓促决定。

　　江绪林先生2011年12月发在共识网的文章《其实我不热衷政治，只是今夜还是很悲伤》(附一)，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在这篇文章中，他直言不讳地提到与若干政治异议人士的交往，直言不讳地提及对政治现实的不满和绝望，也提及在北大读书时组织和参与了明显属于反政府性质的、极其敏感的政治纪念活动，但他反复强调，他要努力远离政治，淡然面对现实。他说：“让自己在缺少自由和民主的国度也能淡定。并且，就是在一个缺乏正义的国度，个体仍然可以努力维系个体的尊严，使得自己配得上一个正义国度(将到来的或乌托邦式的)，做一个好的学者、一个出色的市民，一个有品位的人。”可想而知，对于一个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学者，一个曾经为国家自由、民主无畏奋斗过的人，他这样的自我约束，内心又是多么的痛苦和无奈!只是，他做出这样的忍让和克制之后，也并不能得到他期望的平静生活，正如他文章中所言：“我努力地避开政治，只是有时候政治犹如癫痫一样偶尔或发作，让人无法置身事外。”

　　我不是江绪林先生的同事和生活中的朋友，所以无法了解他遭受的不公，但上面这篇文章，结合他在微博中提及的种种工作和生活的不如意，可以合理推测，他因为年轻时从事反政府的活动，一直又与政治异议人士保持着联系，虽然大学校园比其他任何地方给了他更多的自由，但显然无论是生活还是事业他都过得非常艰辛，更不能跟那些春风得意的御用文人相提并论。这样一种长期压抑的生活，必然导致一个人生命难以承受之重。

　　在江绪林先生于2012年6月发在共识网的另一篇文章《爱与正义——评周保松君<走进生命的学问>》(附二)中，他写道：“由于香港这个有着悠久的法治和自由传统的东方之珠为保松君的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框架：寻求正义，保松君不必付出沉重或痛苦的代价，不必人格分裂，所处的香港社会也有空间正面包容对正义的寻求。”“反观我们的周围，负载的枷锁就太多了，可信赖的心灵太少了。曾引领思想潮流的学者，竟或因被怀疑志在为帝王谋而清誉有损，或因卷入学术规范的争议而被人诟病，或因埋首书斋对于普遍的不义漠然置之使人颇生现代犬儒之感。就是新生代新锐的青年学者，就算是坚持正义理想的，也不得不在复杂而扭曲的社会中学会生存下去，而这可能意味着妥协、让步、复杂化和人格分裂。更不用提，对于公共领域的正义我们还常常缺乏经验的具体而微的知识和理解。因此，在我们的周围，甚少有完全可依赖的心灵：面对一个个理想的叙事和人物，我们常常不自觉地质疑其背后的动机和利益，至少对那份理想打个折扣。这是我们所有人一起为社会的扭曲和不透明付出的代价。”这样的文字，诉说了江绪林先生对自由的向往，对社会公平、正义和高尚道德的追求。可是，这样压抑和灰暗的文字，再配上江绪林先生那双忧郁的面孔，仿佛也让我们窥探到了一个被压迫得几乎绝望到快接近崩溃的灵魂。

　　从江绪林先生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到处可以看到他对自由、公平、正义的追求与向往，同时又看到他屈服于社会压力的痛苦、不甘与迷茫。

　　即使在江先生最后的遗言(附三)中，仍然可以看出他的正直与善良：虽然他生无所恋，但他仍对自己的财物和书籍做了细致的安排;虽然他在微博直播中描述了一些生活的不如意和对社会的绝望，但在他的最后遗言中对社会和任何人没有做一点点抱怨，甚至对突然离世给学校排课带来的麻烦表示了抱歉。我甚至想，作为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他用微博直播这样的方式来结束生命，或许是他想对这个世界所有关心他的人做一个从容的告别。

　　虽然我不认为任何个人要为江绪林先生的早逝承担责任，但我同样相信，我们这个缺乏人文关怀的社会，要为所有正直、善良的思想者无法体面地生存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我也想借这个悲剧事件，勉励和警醒所有正直、善良的思想者，如果您认定了自己所走的路，就应该有承受孤独、压力、不公、不义，甚至遭受残酷迫害的思想准备;您可以选择放弃、退缩和退让，但绝不可以因绝望而放弃自己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也属于爱你的亲人和朋友。决绝地离去对自己或是一种解脱，却留给关心你的亲人无尽的痛苦。我尊敬您卑微活着时的正直和善良，却遗憾你对自己的亲人和这片养育您的土地做了最决绝的舍弃。

　　谨以此文与所有活着的思想者共勉，并愿江绪林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原载本人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410490102wf6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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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一：

　　江绪林：其实我不热衷政治，只是今夜还是很悲伤

　　保松兄传来林达的文字“2011岁末的提醒”。林达提到作为一介书生的余杰遭受到暴力残酷的辗压。读后不禁十分悲伤而又无法自控的抑郁。类似的情绪上一次要回溯到十月底人大代表选举的时候：仿佛就在刹那，实实在在地洞察到一切都在暗中被掌控着、被监视着、被强迫着;而更绝望的是，那些平日也不乏各种人性美丽和光彩的人们(同事、学生、路人甲)也默默地或淡然地甚至主动地配合着这一幕。

　　我关心政治，但并不热衷政治。或许是因为孱弱的体质和沉静内省的人格类型的缘故，我对曾经极为熟悉的许志永和郭玉闪(还记得与玉闪在宿舍和静园草坪上讨论的日子)这些年来一直走钢丝地行走在公民维权之路上并有所作为深感敬佩，却总觉得那不是我的事：我只关心自己，灵魂的拯救也好，安妥也好，就像某些西式小说里面出现的小怪人，“他照看着自己孱弱的、磕磕碰碰的肉身或灵魂，仿佛风中的蜡烛一样随时会被风吹熄了似的”。别的事，自由、摄影、美国偶像中Archuleta演绎的Imagine、上帝、美丽的女孩、哈尔的移动城堡里美丽的风景，都可以感动我，却未必成就一生的委身和忠诚。

　　当然这一切也逐渐获得了理性的支撑，随着岁月渐长以至于能设想自己的死亡和坟墓后，更是如此。完全可以能够不乏快乐地生活在一个充满政治不义和迫害的国度，并不需要委身正义：保持理性和清醒的认知，偶尔也帮帮手做点正义的事就好了。

　　美好的生活可以是无涉正义的：海子在八九年春天以自己浪漫的死亡诠释了他的正义无涉，他说：“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而且在那些为自由和正义而备受煎熬的人的面庞也未必代表着美好的未来。就拿我最尊敬的晓波老师来说，他说，他心中没有仇恨，只有深深的爱。但那种经历了炼狱的爱，与仇恨一样，也有一种灼人的品质，与优雅或性感的爱截然不同，而我们普通人是天然亲近后者的。

　　还有更积极的理由让我或我们在不义的国度里处之泰然。实现了自由民主又如何?能消除我们人生的苦难、愚昧和平庸，能满足我们的渴望和幸福么?我不是要否定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而是让自己淡定：不能把人生的一切希望寄托在政治上，尤其是当下的政治变迁上。苏东剧变后，自由和民主胜利之日到来的时候，也就是那些民主活动家所最珍视的理想变得毫不相干之日。东欧的Michnik在一九九一年说：“像我这样的人参与政治的日子已经到了尽头…今天的政治已经标准化了，对于那些不把政治看作游戏而当作对捍卫基本价值的方式的人来说，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

　　这样说似乎有点犬儒了，其实不然。意思只是让自己在缺少自由和民主的国度也能淡定。并且，就是在一个缺乏正义的国度，个体仍然可以努力维系个体的尊严，使得自己配得上一个正义国度(将到来的或乌托邦式的)，做一个好的学者、一个出色的市民，一个有品位的人。就自己而言，也能在书籍中找到自己的乐趣：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理解那些伟大的人物在人类复杂状况中对人类知性、美好生活及其限度、生命意义的探讨并予以汲取和实践，是一件何其美妙的事情。

　　写到这里我已经不悲伤了，很淡定了。可是促动我写的分明是刹那的悲伤和无奈。那是余杰的遭遇引起的。我没有遭遇过余杰，虽然通过很多次电邮。其实可能常常擦肩而过只是不认识，他高我两届，住47楼一单元，我住47楼三单元，都在农园食堂吃饭。那时他很有名气的自由派作家。他还在文章中提及我去为六四点蜡烛的事情。他毕业后与现代文学馆的签约被当局撕毁，他发了篇告白文书后就彻底成了体制外的异议人士了。06年在香港本来通电邮，他打算见一面的，但他那时突然成了著名的基督徒，还写了本很文雅的《香草山》，大概是解读《旧约.雅歌》，还跑到白宫去见布什总统。而那时候我正在反出基督教，觉得基督徒基本上等于伪君子，就有意避开了他在浸会的讲座。但现在读到他遭受迫害，却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林达说：“不介入现实政治的人，在某种情况下都会无法置身事外。这只是人之常情。”，我努力地避开政治，只是有时候政治犹如癫痫一样偶尔或发作，让人无法置身事外。

　　订了张票，期望寒假赶紧结束，我好去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走走旅游一下，暂时回避一下上海彻骨冰冷的冬天和内地让人窒息的空气。

　　文章链接：

　　http://www.21ccom.net/plus/view.php?aid=5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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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二：

　　江绪林：爱与正义

　　——评周保松君《走进生命的学问》

　　端坐案头，摆在眼前的是保松君的新著《走进生命的学问》一书，心里竟有点恍若隔世之感。数年前在香港，偶然读到保松君的《相遇》的时候，我是极为震撼的：文本中展现出来的厚重的学术穿透力和让人惊叹的个人品质的近乎完美的契合，实在让我对保松君极为敬仰。那时我还专门跑到香港中文大学拜会保松君领受教益。此时，刚刚阅读完奥古斯丁卷帙浩繁的《上帝之城》后，回头再来拜读保松君的论著，虽一如既往地敬佩保松君融学术和美好生活于一体的实践，却也平添了一丝深切的询问。

　　《走进生命的学问》是保松君的一部随笔集。不同于普通学术随笔的是，此书记录了一个有承担有委身的青年学者真实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由“学生”、“老师”、“大学”和“回忆”四辑组成，穿插了大量珍贵的图片。其中，《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这篇颇有影响的文章记录了保松君小时候从广东西部某偏远地区移民香港并逐渐获得对香港的身份认同的故事，其中浸透着对新移民艰难生活的同情和对香港社会的反思;另一些篇章则记录了保松君在中大新亚书院、伦敦游学经历的一些人一些事：对保松的学术和心灵发生深刻影响的陈特先生、沈宣仁先生、高锟先生;在伦敦的书店徜徉和寻索;在马克思和以赛亚·伯林的墓园前的缅怀。

　　此书的另一部分则记录了保松君在中文大学担任教师后与学生的心灵交流和思想碰撞以及产生的话题：诸如对人生的价值和美好生活的反思、对政治的关怀和参与、对大学独立精神和文化的捍卫以及对香港以中环价值为代表的自由市场霸权的抨击。让我这个也忝为教师的人非常惭愧和深为羡慕的是，保松君对学生是那么关怀和尊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引导学生并与之一起成长，并赢得了学生的尊重和喜爱，称保松君为“亲切的松子”。扪心自问，自来上海做起大学老师后，我常常是回避着学生，独自行走在自我救赎的路途上。唯一暂可自谅的理由是：保松之光华照人，也依赖其学养深厚之故，不是我可随便效仿的。正如最近读到的尼撒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issa)在《摩西的生平》中的教导：“不要擅自在教训中劝告你的听众，除非你像摩西那样经历了长期而艰苦的训练之后，完全具备了这种能力。”

　　在保松君的文章中，对当代政治思想尤其是自由主义、政治与道德的张力等主题的谙熟、对正义和美好生活的渴求、对自由民主的理性而温柔的认可和支持、对学生和他者的尊重和关切、真诚的心路之旅、对书籍和知识的热爱……真实的美好品质在细腻而平实的文笔中坦露无余：这种品质不仅仅源自保松君不凡的个人才情天赋，更是在与仁德的长辈、新亚传统、香港、英伦这样偶然而可贵的历史脉络中逐渐浇灌和成长出来的;保松君也以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心志将这种美好的品质践履出来。难怪其挚友陈日东先生感叹说保松是新亚精神当仁不让的继承人。

　　陈日东先生在作为“代后记”的《可有可无的灰尘》这篇灵动的独白式对白中挑明了《走进生命的学问》一书的题旨：用爱来消融自由或自由主义内在的张力。正如保松君所言：“决心做个公正的人，就像投入爱情一样”;“……最高的目标，是使人学会了解自己善待自己，学会看到他人的苦难，学会爱。”陈日东先生与保松君一样，深刻地感受到并不满于奉经济至上为圭臬的自由市场霸权在香港的肆虐对普通市民造成的损害。不过，陈日东先生最终却期盼这种爱与自由的融合能导致将正义概念推展到其它物种身上----陈日东先生称之为“地球公民主义”，一种类似于动物保护主义的理念。

　　在我的视角看来，陈日东先生的“地球公民主义”或许未能很好地把握住保松君思想最珍贵的含义，而且这与陈日东先生思想中的虚无主义底色相关，后者太容易从脆弱而弥足珍贵的人类之爱滑向了普世的物种关切。在我看来，作为学者的保松君最珍贵的因素是他对正义的一种经验的、真实的、亲切而富于理解的爱：这种爱表现为对他者人格的尊重，对自由和法治作为制度和理念的了解和欣赏，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适用和捍卫，对平等和社会运动的关切、参与和支持。这一切，既与保松君成长于香港这个自由社会、游学英伦耳濡目染的经历相关，也与保松君走出书斋，知行合一有关，更由于香港这个有着悠久的法治和自由传统的东方之珠为保松君的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框架：寻求正义，保松君不必付出沉重或痛苦的代价，不必人格分裂，所处的香港社会也有空间正面包容对正义的寻求。这样，在公众面前，保松就无保留地呈现出一个纯粹的、完全可信赖的心灵。说到这儿，不由得回想起大概1997年春的时候，那时候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念书，某天在西区食堂二楼吃饭，大屏幕上播放着罗大佑词曲的“东方之珠”群星版的MTV，那感伤、浪漫而不无忧虑的歌声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也让香港成为我心中的向往。如今，已渐渐成熟的保松君也日益成为香港的灵魂守护者了。

　　反观我们的周围，负载的枷锁就太多了，可信赖的心灵太少了。曾引领思想潮流的学者，竟或因被怀疑志在为帝王谋而清誉有损，或因卷入学术规范的争议而被人诟病，或因埋首书斋对于普遍的不义漠然置之使人颇生现代犬儒之感。就是新生代新锐的青年学者，就算是坚持正义理想的，也不得不在复杂而扭曲的社会中学会生存下去，而这可能意味着妥协、让步、复杂化和人格分裂。更不用提，对于公共领域的正义我们还常常缺乏经验的具体而微的知识和理解。因此，在我们的周围，甚少有完全可依赖的心灵：面对一个个理想的叙事和人物，我们常常不自觉地质疑其背后的动机和利益，至少对那份理想打个折扣。这是我们所有人一起为社会的扭曲和不透明付出的代价。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松君的完全可信赖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可以说保松君是可以打动人，值得人完全信赖的----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更是可仰赖的良师益友。这不仅仅是就保松君这个人而言，还尤其包括他所委身的正义、责任与美好生活的理念。

　　然而，如果说保松君是可仰赖的，是打动我们的心灵的话，那么保松君和他的理念对于我们的理智是否是有说服力的呢?用王国维的术语，保松君可爱，是否亦可信呢?

　　在自序中，保松君说：“我怎样才能活好自己的人生?……我是自己的主人，得为自己做决定，同时对自己的决定负责。……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可以做个自由人，自我探索自我创造自我实践。但自由意识愈强，伴随而来的，不是轻省不是快乐，而是责任，非常沉重的责任。”在另一篇《独一无二的松子》中，保松君更说：“我其实不可以不想，因为我是人，有自我意识和价值意识。我如此清楚见到自己在活着，见到当下眨眼成过去，见到自己作为独立个体在默默走着自己的路。更重要的，是我无时无刻不在衡量自己的生命。我们心中好像有杆秤，要求自己每天要活得好。”

　　这些话其实也陈述了保松君基本的学术和人生理念。迄今为止，保松君的学术研究以罗尔斯为主线，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他是一个康德主义者，坚信着人的自主和责任，追求着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让我疑虑的是：保松君的理念对他者是否在智识上有足够的说服力?自主和自由人的道德预设固然不错，是否足够充当支撑美好生活的基石呢?仅仅举出几个例子就可以做出某种澄清。摩尔(G.E.Moore)在《伦理学原理》中曾批评康德把“善的”和“意愿的”等同起来的做法;基督教现实主义者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在《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中指出：康德“人是目的”的绝对命令并不是单纯的理性的伦理准则，其背后有来自基督教的宗教理念所提供的支持;在《追寻美德》中，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更指出：从康德的自律意志滑向尼采的超人意志只有一步之遥。

　　这些质疑不是决定性的，但足以削弱保松君的自由人理念：或许作为保松君个人践行的理念是足够的;甚至当保松君试图努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与他者沟通的时候，这一理念仍然可以充任交往的媒介;但当保松君试图呼吁和说服他者一起行走这条自由的美好之路时，自由人理念则未必总是能令每一个理性的心灵服膺。

　　这种疑虑在陈日东先生的文章中也有所反映：“哲学生于忧患，而保松遭遇的不如意事偏偏有限……痛苦，对保松来说，是完整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非贯穿生命的底色。”在这种意义上，或许保松是一位蒙福的宠儿，能乐观地践履着自由的理想，能乐观地关爱，然而他的自由人理念对古道热肠而又浸蕴着虚无色彩的智者陈日东先生是存疑的，对我这样相信美善之存在，却在自我的疏离与残缺中挣扎和寻求拯救的人来说，也是尚不足以浸蕴心灵的。或许保松君仍需要在智识上摆脱蒙福的处境，触摸在罪错中受难的大地：如果他打算从那瑰丽的东方之珠，走向广阔无垠却不乏贫瘠的中华大地的话。

　　当然，除了自由人的理念外，保松君所拥抱的还有爱的理念，而爱或许较自由更具体更有穿透力。这样，就我的理解而言，保松君的理念本身或许足够支撑和解释存在和美好生活了。然而，独立于自由的爱之理念在保松君的著述中尚未曾得到清晰的界说和辩护。奥古斯丁曾说“信仰，尔后才理解(crede，ut intelligas)”。我也期盼保松君能在随后的时日中为他所服膺的理念带出更广博、更丰厚的诠释和辩护。

　　(作者赐稿，该文删节版已经由《南风窗》今年12期(2012年6月6日)刊发，此为未修改全文)

　　文章链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0611616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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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三：

　　江绪林先生遗书《最后的话》

　　1、借记卡(钱包内)一张，内有106893元，归姐姐江寿娥(记得我还有一个小姐姐)支配。

　　2、借记卡一张。内有11273元。归姐姐江寿娥支配。(密码皆为******)

　　3、宿舍抽屉内约1万港币，6百美元，钱包内约4400人民币，供清理费用，虽未必够。

　　4、余下办公室的一些书籍，一半赠送给胡振林同学(请转送几本给朱木良等我指导的本科同学)，一半请刘擎先生处理，谢谢!

　　5、抱歉本来这学期有4门课要上的，对不起了，或许这个尚未开始就结束的恶果是最小的。

　　6、没有什么眷恋，(奇怪么?)却沉滞，惧怕;上主啊，赦免我，我原以为总会有些好奇的，但好奇心显然被压抑了。上主啊，我打碎了玩具，你不要责罚我;然而，就是责罚我，也请给我勇气面对未知的一幕。啊，我终于要知道真相了。我不好，我平庸，我德行有亏，洛克的墓志铭都说：“让我犯下的邪恶随着尘土掩埋 吧。”(let his vices be burried together)我除了祈祷宽恕，还能做什么呢?请不要看我的罪和错。

　　7、我谱写不出优雅的乐章，也就不能有期望(指点世界)，我不知何为爱的拥抱(已无法体察)，如何亲吻和祝福你们以作别!

　　8、上主啊，愿你开启希望之门。

　　9、我恐惧，我要喝点白酒。

　　江绪林先生的微博地址：

　　http://weibo.com/u/1880142780?is_ho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