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岁月1946至1949的记忆：复员后的北京大学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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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员后的北京大学物理系（1946—1952）
沈克琦赵凯华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  甫

1945年8月6日和9日，两朵蘑菇云相继从广岛、长崎升起后，10日日本外务省发出乞降照会，15日日本天皇宣诏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笳吹弦诵在山城八年的西南联大，而今神京已复，亦当返还燕碣了。经一年紧张的复员准备，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宣告正式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定于10月10日在平、津同时开学。

1945学年度，在北平，为安置敌伪时期留下的和当年招收的大学生，设置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简称“临大”），下分理、文、法、农、工、医、师范、艺术八个班。一年期满经教育部发给证书后，转入北京大学或其他院校各系科相当年级就读。1946学年度临大分发到北大的学生1562人，而从西南联大分发到北大并报到的学生为564人。该学年度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联合招生，北大招新生455人。

这个时期的北大理学院座落在景山东街（现称沙滩后街）一个美丽的校园里。这里原是前清的四公主府，朱扉碧瓦，殿堂几进。最令人留恋的莫过于大讲堂前秀美的荷花池了。盘形的草地环绕着娇小的莲池，周边植有苍松翠柏，丁香海棠。莲池中央汉白玉石柱上的日晷，指针永远指向天枢，古朴的篆刻罗列于石柱的四方，铭文曰：

仰以观于天文，

俯以察于地理；

远取诸物，

近取诸身。当年多少青年学子，课余在此小憩时，从中领略到探索宇宙奥秘的哲理和科学价值观呀！

再看荷花池背后的大讲堂。它本是王府内殿堂式的建筑，内部改装成可容100多人的阶梯教室，其西侧讲台上有硕大的讲桌，桌上水电煤气供应俱全，可做各样的物理表演实验。这里是一年级学生上普通物理课的地方。力热电光，每讲一重要原理，必有表演实验来验证。按当年的标准，室内的设施是相当现代化的。然而仰视天花板，却雕梁画栋依旧，金碧辉煌。无怪乎当年（1937）物理大师玻尔（Niels
Bohr）在此演讲时，将它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讲堂。

这个时期的课程设置与战前和西南联大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与1952年以后的差别就很大了。全校为理学院、工学院及医预科一年级学生开设一年的微积分、普通物理和普通化学，以及普通物理实验和普通化学实验课程（50年代初期因学生人数剧增，理学院、工学院、医预科的普通物理分班上课了，但要求差不多）。物理系对准备进入本系二年级的学生要求微积分和普通物理课考70分以上。在那个时代一年级以后转系、转院是比较自由的。物理系二年级的主要课程有力学、电磁学和电磁学实验，还有数学课高等微积分和微分方程；三年级的主要课程有热学、光学和光学实验；四年级的主要课程有无线电、近代物理和无线电实验、近代物理实验。为研究生课程的开设不固定，计有理论物理、电动力学、量子力学、光谱学、原子构造、原子核物理等，高年级学生可以选修。与1952年以后相比，那时候课程的门目少得多，深度也低得多，但学生自学的余地和空间要宽广得多。教师授课多无固定的课本，系图书馆对学生是开架的，学得主动的学生阅读的范围远不止教师推荐的参考书，真正达到的水平虽因人而异，但普遍说米，那个时代北大毕业出来的学生参加工作之后干多种行当，表现出来的独立工作能力和创造精神并不逊色。

一年级普通物理实验室在大讲堂的西北，这里装有30个大型实验台，每一实验台可以安置一套至两套实验仪器。学生两人一组，这实验室可安排近百人做实验。当时较为复杂和精密的仪器，大都要从国外购买，价格昂贵，同样仪器能有一两套已非易事，而北大的普通物理实验室却有五个整套，数量之多，为国内许多大学所不及。这五套仪器中，两套是战前原有的，其余三套是复员后由本系教师和技工自己精心设计制造的。物理系为高年级每门实验课都设有单独的实验室，复员后一开始都有专门的教师负责：丁渝负责电磁学实验室，沈克琦负责光学实验室，苟清泉负责近代物理实验室，郭沂曾负责无线电实验室。在他们的努力下，从复员后的第一年起就开出了足够数量和符合水平的教学实验。北大物理系的工厂规模虽小，却有良好的车床、精密的刻度机和技术高超的工人，为装备教学和科研实验室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文起师傅用相对比较简易的机器制作出精度与德国进口货相媲美的迈克耳孙干涉仪，一时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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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图书室在一幢美丽的彩饰小楼的一层，这里浓荫密布，幽静异常。室内四壁陈列书籍，中置大书桌四张，书籍期刊对本系师生全部开架。这里的藏书是经过四五十年积累起来的，沦陷期间不但未减，还增加了近200册的日文书。复员后又增添了新书约250册。除书籍外，英美德法等国的重要物理期刊，也尽在收罗之中。除了欧洲一部分杂志因战争阻隔而暂时告缺外，其余均已补齐，为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对于战后北大物理系的发展，饶毓泰先生（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早在抗战末期已命吴大猷教授拟就计划。1946年胡适任北大校长后，即以该计划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申请，获得贷款十万美元，准备购买仪器设备和延聘在外的物理学者，开展当时物理学的最前沿方向——核物理的研究工作。胡校长和饶先生将此事委托当时在美的吴大猷和吴健雄办理，后因国内时局剧变而中辍，贷款亦还给了中基会。列在1947年饶先生准备为北大物理系延聘在国外的教授名单上，除了原来北大的吴大猷、马仕俊教授外，还有胡宁、张宗燧、钱三强、何泽慧、张文裕、吴健雄，以后又增加了虞福春、黄昆、朱光亚。由此可看出当时饶先生发展北大物理系的良苦用心。在上述名单中，张宗燧1948年归国应聘，朱光亚和胡宁1950年到任，虞福春于1951年初返校，黄昆于1951年底到任。其余的人未归国，或归国后去了其他单位。所以1946—1947年间北大物理系的教授，除饶先生外，只有郑华炽（兼北大教务长）、赵广增、马大猷（兼北大工学院院长），和副教授江安才了。1950—1952期间电机系吴存亚副教授在物理系讲授无线电课。有关这时期北大物理系教授的一些个人介绍，将放在文末。

北大物理系的研究室是1933年饶先生掌系以后，经多年苦心经营策划，才慢慢装备起来的，战前已具规模。研究范围主要在光谱学方面，主要仪器有两台大型分光摄谱仪和一个最珍贵的精密凹面金属光栅。这光栅是战前由吴大猷自美国买回，曲率半径28英尺，每英寸30000条刻线。1946年复员后它在基本上恒温、恒湿和防震的环境中被重新安装和调试出来。此外实验室中还要有许多其他设备，如真空系统和放电管，都是赵广增和江安才两位先生带领助教和研究生们自己制作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物理系的研究室又能做些基本研究工作了。北大物理系这个时期的研究工作，除光谱学外，还有马大猷先生的建筑声学和张宗燧先生相对论性场论方面的工作。

北大物理系这一时期教师和学生都不多，但不乏佼佼者。且不说教授中已达很高学术水平甚至蜚声国外的饶毓泰、马大猷、张宗燧、胡宁、黄昆等50年代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外，年青教师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有邓稼先、徐叙瑢，中科院、工程院双院士有朱光亚，学生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有于敏、刘光鼎、邓锡铭．成为工程院院士的有赵伊君，其中邓稼先、于敏、朱光亚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于敏是我国突破氢弹原理的元勋，于1946年由临大电机系转入北大物理系，1949年毕业。大学时期，于敏成绩超群，品学兼优，老师和同学无不刮目相看。有一次全年级考近世代数（他的选修课程），就连数学系成绩最好的一个学生也只得60分，惟独于敏得了100分。在学习讨论中，他常常见地独到，语惊四座。老师公认他是“北大多年未见过的好学生”。在物理学中；他尤爱量子场论，并以此作为他攻读研究生的专业方向，先后师从张宗燧、胡宁和彭桓武先生。于敏的青少年时代，经历了军阀?昆战和抗日战争两个历史时期，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生活在沦陷区天津、北平的他，目睹日本侵略军的烧淫掳掠，痛感民族屈辱之悲愤，立志要学好科学，报效祖国。他自幼爱读稗官野史和古典文学作品，仰慕诸葛亮、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民族英雄和伟人，诵杜甫、苏东坡、辛弃疾等沉郁豪放的诗句朗朗上口。这样培养起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襟怀，成了他日后把一生奉献给祖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坚实的思想基础。对于敏为我国氢弹做出的贡献，有词调寄《小桃红》，赞曰：

擎天火云映赤城，氢雷掌上呜，壮我国威气如虹，崎岖径，穷微探理驭核能，科海耆英，国之干城，巍巍华夏情。

1952年院系调整时北大物理系一大批教师和毕业生转向石油地质领域，成为新中国地球物理勘探的开创者，功不可没。话要从1951年暑假说起，应燃料工业部石油总部的邀请，谭承泽老师率三年级刘光鼎、蔡陛健、卫国英、翟玉林等七位同学奔赴陕北延长县参加地球物理实习。一路上师生受到老一辈石油地质专家和石油地质工作者的鼓励，激发了他们的兴趣和了解到祖国的需要，他们并带动了其他同学下决心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的地球物理勘探事业。实习回来后学校请了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翁文波教受给地质系和物理系的同学讲地球物理勘探，地质系王鸿祯教授邀请物理系四年级的同学刘光鼎担任出教。刘光鼎后来成为中科院地学部的院士，至今年逾古稀，仍奔波于塞北江南，倡导着我国石油天然气的海相突破和二次创业。

本文跨越解放前后两个时期，解放后的特点是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学校里第一个运动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估计是，解放前的教育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从世界观到方法论，都是资产阶级的，需要彻底改造。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一些简单化的做法伤及一些人，北大物理系里受到伤害最大的有郑华炽、张宗燧两位先生。对一般人，他们在科研路线、教育方针等方面持不同意见的发言权从此被剥夺了。

最后，对这时期来北大物理系任教的教授生平作些介绍。

1．赵广增（1902—1987）

字虚谷，河北安国人，1902年4月23日生。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30）。毕业后留校任助教。[936年赴美留学，1939年获密歇根大学博士。1939—1940年留校研究高能电子与原子核的相互作用。
[940年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1946—1987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1950—1951年代理系主任，1953年起任物理系光学教研室主任。1950—1960年为北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1958年起更名为物理所）合聘教授，在此期间曾在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普通物理。1987年2月9日因病逝世。

赵广增是实验物理学家，研究方向涉及电子跟原子、分子及原子核的碰撞、气体导电光谱学、原子和分子高分辨率光谱、晶体激子光谱等方面。他在客观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实验研究，自己吹制玻璃的真空系统，常从讲堂上一下来就穿上白大褂进研究实验室工作，敬业精神令人钦佩。1949年后他认为国家建设需要光谱分析人才，就招收光谱分析研究生。同时他注意跟上科学的发展，国际上激子光谱刚起步时他就从事Cu20激子光谱的研究，成为我国这方面最早的学者之一。

赵广增讲授过物理系大部分基础课，还教过研究院课程和专门化课程量子力学、原子光谱、分子光谱、应用光谱学等。他编写的《二原子分子光谱》和《多原子分子光谱》讲义是我国这方面最早的教材。赵广增辛勤耕耘50余年，为培养我国物理学人才，特别是光学、光谱学人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虞福春（1914--2003）

福建福州人，1914年12月9日生。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36）。1936—1937年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练习助理研究员。1939—1946年先后任西南联大物理系助教、研究助教、讲师。1946年留美，获俄亥俄大学博土学位（1949）。1949—1951年为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博土后研究人员。1951年2月回国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前曾代理北大物理系主任。1953—1955年任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1955年夏和胡济民教授一起创办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该室后改称原子能系（1958）、技术物理系（1960），担任室（系）副主任职务。1982—1983年任物理系主任，1983—1986年任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所首任所长。1984—1990年任国家教委理科物理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2003年2月12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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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福春在物理学理论和实验方面均造诣颇深。在西南联大时期曾从事原子碰撞截面计算和介子场理论的研究。在斯坦福大学期间，在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布洛赫（Bloch）的支持下，和普洛克特合作，发现并确定了核磁共振谱线的化学位移效应，为核磁共振谱学奠定了基础；还发现了核磁共振谱线自旋耦合分裂。这两项发现是所有核磁共振应用的基础，创造了物质结构分析的最有权威的方法，被载入20世纪世界科学发展史册。虞福春曾精确测量了20多个稳定核素的磁矩，提出多探头方法以扩展频率范围，Varian公司据此制造了第一台核磁共振谱仪。虞福春测定17O磁矩的精确值并得出17O的自旋为5/2的结果，从实验上肯定了由壳层模型预言原子核中存在自旋与轨道耦合的结论。虞福春测得的17O磁矩值，经过30年，与国际公布值仅有0.3％的偏差。

虞福春回国后全身心投入教育、科学事业，与黄昆一起奠定了北京大学普通物理教学的传统，为北大技术物理系的创建、包括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和大型科研项目的开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开设普通物理、原子物理、电动力学、核物理实验方法、核物理导论、实验数据处理、Fortran语言、计算方法、离子与固体相互作用等各类课程，还讲授可编程计算器使用、加速器射频电子学、高频测量技术等各种专题。虞福春善于把握科学前沿，又能从实际出发，与胡济民、陈佳洱等人一起确立了重离子物理研究方向和研制螺旋波导型重离子直线加速器的规划。此后他争取支持与经费，亲自解决加速器一些关键技术，为培养干部做一系列专题报告，开展离子注入模拟计算研究以及开辟离子与固体相互作用的新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虞福春为人正直，敢说真话，勤奋工作，严谨治学，以渊博的学识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熏陶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堪为后辈的楷模。

3．马大猷（1915一  ）

广东潮阳人，1915年3月1日生。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36），1936—1937年在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1937年赴美，人洛杉矶加州大学。1938年转入哈佛大学，学习成绩优异，仅用两年时间获得博士学位（1940）。1941年回到正在遭日本侵略军蹂躏的祖国，在西南联大任电机系副教授。1946—
1951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电机系教授，工学院院长。1952—1955年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兼教务长。
1955年受聘为技术科学部委员，后转数理学部，任数理学部副主任，并调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56年参加筹备电子学研究所，1958年任电子研究所副所长兼声学研究室主任，兼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无线电系副主任。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声学所研究员、副所长兼第9研究室主任。
197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主任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马大猷曾任中国物理学会声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声学学会理事长。在国际上，马大猷被选为美国噪声工程协会通信会员（1983）、国际纯粹物理与应用物理联合会声学委员会委员、国际噪声控制工程协会董事。

马大猷早年（研究生时时期）的工作是房间声学中简正波理论，他所提出的简洁的简正波计算公式和房间混响的新分析方法已成为当代建筑声学发展的新里程碑，并得到广泛的应用。在西南联大时期他进行了“国语中的语音分配”的研究，这是最早的汉语统计分析工作。马大猷设计了我国第一个声学实验室（包括消声室、混响室和隔声室）于1959年建成，其中卦限消声室是他的创造性设计。1959年他成功地领导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音质设计。此外，他在吸声结构、喷注噪声及其理论和应用、环境科学、非线性声学等多方面提出重要理论。

4．张宗燧（1915—1969）

浙江杭州人，1915年6月1日生。清华大学物理系学士（1934），英国剑桥大学博士（1938）。1938年秋赴丹麦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1939年春到瑞士苏黎士高等工业大学工作。1936—1945年任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1945年冬—1947年以英国文化协会高级研究员身份在英国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1947年秋—1948年秋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费城卡内基理工学院研究和任教。1948—1952年任北大物理系教授，1952—1956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56—1969年任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究员、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1957年增聘为数理化学部委员。1962—1965年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物理专业教授。1969年6月30日于“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不幸逝世。

张宗燧的科研工作主要在统计物理和量子场论两个方面。早在1936—1938年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就在合作现象固溶体的统计物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张宗燧还是我国较早从事量子场论的科学家之一，他于1938年开始研究量子场论，在量子场论的形式体系的建立，特别是在高阶微商、高自旋粒子的场论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许多工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卓有创见。张宗燧以指导后学为己任，他培养的研究生后来都成为相关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有的已成为院士。

5．胡  宁（1916--1997）

江苏宿迁人，1916年2月11日生。西南联大（清华）物理系毕业（1938），1938—1941年在西南联大物理系任助教。1943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1945—1950年先后到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美国康乃尔大学原子核研究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渥太华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等地，在理论物理学的许多方面进行研究。1950—1997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1983年兼任新设立的北京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55年受聘为数理化学部委员（院土）。从1952年起，陆续兼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和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52—1959年间，胡宁赴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并担任该所学术委员和理论研究组组长。1997年12月26日在北京病逝。

胡宁对理论物理的早期研究有在核力介子理论和广义相对论中引力辐射阻尼方面。1944—1945年胡宁在泡利学派里对引入介子处理核力问题的理论尝试发表的文章，是早期核力介子理论的经典文献。普遍认为，胡宁1947年在广义相对论中辐射阻尼所做的工作具有开创性的贡献，70年代末正是通过双星运动阻尼效应的观察，得到了引力波存在的第一个证据。胡宁回国后的理论物理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散射矩阵解析性质的研究，在相对论量子场论方面的研究，在基本粒子理论方面的研究等。他对于把现代物理学理论方法在国内的传授；对于在国内建立起一些主要理论物理研究机构，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理论物理学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学生中出了好几位院土和知名学者。

6．黄昆（1919一  ）

浙江嘉兴人，1919年9月2日生于北京。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41）。1941—1942年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助教。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研究院理学硕士（1944）。1944—1945年任昆明凤凰山天文台助理研究员。1945年赴英留学，1948年初获布里斯托尔大学哲学博士。1947—1948年利物浦大学理论物理系ICI博士后研究员。1951年底回国，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1951—1977），固体物理教研室主任（1954—1956），半导体物理教研室主任（1956—1966）、物理系副系主任（1960—1966）、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主任。1977—1983年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1983年起任名誉所长。1955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1980年被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国外院士；1985年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7—1991年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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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昆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师从N．P．莫特（Mott，1977年诺贝尔奖得主），发表“稀固溶体的X光漫散射”论文，预言“黄散射”的存在。在利物浦大学期间建立了离子晶体长波光学振动的唯象方程——“黄方程”，提出了声子极化激元的概念，并与李爱扶（Avril
Rhys）共同建立了固体中多声子跃迁理论，创建了这一分子学科领域。1952年李爱扶来华与黄昆结婚。

1947—1952年与M．玻恩（Bora）教授合著《晶格动力学理论》，牛津出版社1954年出版。此书是这一领域的奠基权威著作。

在北大物理系任教期间，与虞福春教授一起为建立北大普通物理教学的传统做出了贡献；创建半导体物理专门化，开设“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课，其影响及于全国。1956年黄昆参与们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订，并参与制定有关发展半导体技术的紧急措施，建议举办五校联合半导体物理专门化，以加速人才的培养。1956—1958年黄昆任联合半导体专门化的主任。1962年与谢希德联合提出加强中国固体能谱基础研究的建议，从1963年起筹建北京大学能谱研究室。黄昆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北大指导的研究生被选为院士的有甘子钊、秦国刚和夏建白。

1977年由邓小平提名调入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任所长，1983年后任名誉所长。他为全国半导体物理研究学术水准的提高和半导体所科研的发展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1979—1981年黄昆重新研究多声子无辐射跃迁理论，澄清了国际上30年来围绕无辐射跃迁理论出现的混乱，为静态耦合计算提供了理论根据。1985年起又从事半导体超晶格理论的研究，在电子态的声子模等领域有所建树。1988年与朱邦芬合作建立关于半导体超晶格声子模式的“黄朱模型”，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发展。

黄昆获得国内外多项奖励，其中有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1995）和2001年颁发的第二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科学技术奖。

7．朱光亚（1924一  ）

湖北武汉人，1924年12月25日生。西南联大物理系学士（1945），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1950）。1950—1953年任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1955—1957年任北京大学物理教研室教授兼副主任。1980年当选为数理学部委员，1994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曾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早期主要从事核物理、原子能技术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60年代以来，负责并组织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究、设计、制造与试验工作，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军备控制问题研究等工作，为中国核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99年9月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赵凯华执笔）

疯疯颠颠

忘不了理学院草坪，看见一张理学院平面图，但复制不下来。有兴趣者可查看http://www.phy.pku.edu.cn/~alumni/part1.pdf  34页。双圆形处即理学院草坪。

大千世界

听前辈讲历史故事，很有味道，而且根据网址也见到了理学院平面图，理学院西面的是不是就是男生住的西斋？有一张荷花池图是否就是你说的理学院草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