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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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四”集会游行

5月4日下午1点钟左右，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举着大、小旗子，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天安门，围立在金水桥前的两个华表之下。那天最早到达天安门的是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来劝阻，耽误了时间，所以到天安门最迟。天安门前，金水桥南，竖起大小白旗数十面，写的都是反对列强、惩办卖国贼的口号，面对前来警戒的军警，学生们高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谢绍敏写的“还我青岛”四个字的血书也挂在天安门前，令人触目心痛。学生们在广场上开了一次群众大会，许多人发表了演说。大会决定先向各国公使馆游行示威，再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对巴黎和约签字。

北京学生为这次活动准备了两个宣言。一个宣言是用文言写的，由许德珩起草。宣言揭露了巴黎和会“背公理而逞强权”的实质，揭露了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大声疾呼：“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另一个宣言是用白话写的，由罗家伦起草。宣言呼吁“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呼吁“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宣言最后号召：“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5—276页。这两个宣言把青年学生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和对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有力地表达出来了。

学生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中华门来到使馆区东交民巷的西口，即被阻于铁栅栏之外。3000多青年学生在烈日下被晒了两个小时，“虽无厌倦之容，难免愤恨之态”。他们感到：“国犹未亡，自家土地已不容我通行，果至亡后，屈辱痛苦，又将如何？”正如一个亲历者所说：“于是素不感觉外力欺压的痛苦的人们，这时也觉得愤怒起来了！‘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的呼声真是响彻云霄。这时候，无论怎样怯懦的人也都变成了一些有勇气的人了！”大家决定，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家里去。这时，“负责总指挥的傅斯年，虽恐发生意外，极力阻止勿去，却亦毫无效力了”。《五四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7页。

学生游行队伍在行进中高呼口号，散发传单。许多百姓看见掉泪，许多西洋人看见脱帽喝彩，又有好些巡警也掉泪。队伍到达曹汝霖住宅所在的赵家楼胡同前街时，军警已将道路封锁。学生向军警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说：“我们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军警于是让学生进了胡同。

据许德珩回忆，“我们进一步用三四个人包围一个军警的方式，向他们说服，几乎等于缴械。学生之中有两个身材很高的同学，其中一个是高师的学生名叫匡日休，他的个子高，站在曹宅向外的两个窗户底下。我们趁军警不备之际，踩上匡日休的肩膀，登上窗台把临街的窗户打开跳进去，接着打开了两扇大门，众多的学生蜂拥而入。”“学生的目标集中在曹汝霖，对其家人仍以礼相待。见到曹父，仅愤而责之曰：‘你是卖国贼的父亲，颇亏你生此兽类孽畜，不肖之子，但我们不愿与你这老头子为难，你快走吧！’”“此时曹汝霖正在同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币制局总裁)以及日本新闻记者中江丑吉在开会。他们以为有重兵把守，学生不会进来。一见学生拥入，曹、陆二人从后门溜走，只剩下章宗样、丁士源和中江丑吉三人在客厅里被包围起来，不得脱身。有一个同学抽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太华丽，又有日本女人，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燃起大火，房子也就烧起来了。”许德珩：《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第62—63页。这就是“火烧赵家楼”事件。

半小时以后，大约是下午6点以前，警察总监等率大批军警赶到。这时，学生已大部散去，只有几十百把个人还在现场。军警乃敢逮捕徒步散归者。当时被捕者32人，其中北大学生20人。北大学生易克嶷在被捕时还在说：“20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还有一位北大学生郭钦光，他是预科一年级学生，广东海南岛文昌县人，患有肺病，游行前劝他不要去，他不听，因游行劳累又受军警的追打，第二天死于北大宿舍。郭钦光之死，引起北京学生的总罢课，表示严重抗议，并通告上海、天津、广东各地于5月9日与北京同时召开郭钦光烈士追悼大会，以激励国人展开反军阀的运动。

（三） 游行之后的继续斗争

青年学生的义举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社会名流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到民社党的林长民，都通电呼吁学生无罪。自从学生被捕后，政局一直严重动荡，而临时国会的参众两院在广州的议员，且有趁此倒阁之势。段祺瑞亲日派势单力薄，若坚持镇压学生，势将引起更大的风潮，而导致全部的失败。加上蔡元培校长的多方努力，5月7日被捕的31名学生和1名市民被全部释放。

全体北大学生都在校园里静静等候英雄的归来，学生被释放了，但斗争并没有结束。学生们提出的“和会不得签字”和“惩办国贼”等要求还没有实现；曹汝霖以学生烧毁房屋、打人为由要求赔偿损失；更有甚者，段祺瑞还指使安福系阁员提出整顿学风，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职务，派胡仁源代理北大校长。蔡元培迫于压力，在学生出狱的第三天辞职。

9日，北大学生议决“停课待罪”，表示坚决挽留蔡校长。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继蔡元培之后，也都全体提出辞职。北京各校学生都组成了宣传小组，分别作街头讲演。学生与军警几乎是短兵相接，讲的愈多，捕的愈众，捕的越众，讲的越多。5月19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25000名学生遂举行总罢课。他们还组织讲演团，到街头向群众作宣传，并发动抵制日货的运动。这是继五四游行之后，北京学生对北京政府所进行的又一次斗争。

北京政府指学生此种行动为“纠众滋事、扰及治安”，限令三天之内一律上课。各校代表在北大三院开会，商讨对策，被军警重重包围。会议决定扩大运动，推出代表许德珩、黄日葵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呼吁援助，扩大声势。因三院会场被包围，学生就跳墙出来，化装出京。北京学生赴天津、济南、南京等处宣传，最后到达上海，各地都成立了学生会，上海的学生会也已经成立。这时开会提出的口号仍是：严惩卖国贼；收复山东和青岛的主权；释放被捕学生并向学生道歉；恢复北大校长蔡元培职务等四项。

（四） 联合起来迎接最后胜利

北京政府对学生继续采取严厉镇压手段，学生仍然坚强不屈，运动日益扩大。在众志成城的气氛下，北京学生决定从6月3日起，所有出发讲演的学生都挺起胸膛，放大声音，站在通衢大道上堂堂皇皇地举行讲演。如果军警来捕，就让他们逮捕。如果第一天出发的学生全体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数出发讲演。如果第二天发生同样情形，第三天再加上一倍，直到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2.5万人全体被捕而止。

6月1日至3日间，北京被捕的学生达两三千人，监狱容纳不下，把北大三院作为临时监狱。6月4日，更多的学生走上街头继续讲演，当天被捕者达700多人。北大三院也收容不下，只得又把理科作为临时监狱的扩充部分。这一天，高等女子师范等15校女生600多人还冲出校门，举行了女子第一次的干政游行。6月5日，更有2000多学生分三路到街头讲演，军警出动马队驱赶听讲的群众，三队学生于是手拿旗子，大呼爱国，在长街上游行。最后，这2000多学生一齐奔向用作囚禁学生的北河沿北大三院法科临时监狱，要求集体坐牢。他们说，这些学生被捕是因为爱国。如果爱国有罪，那么我们都有罪，把我们全都抓起来好了。反动当局无奈，没敢再抓捕学生，还不得不下令撤走包围北大的军警。

5月4日北京学生爱国示威之后，5月7日，上海学生及各界人士即举行有两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以示声援。6月4日，当“六三”大逮捕的消息传来，上海学生更纷纷走上街头，“按户动员各商号自5号起一律罢市”。“在遭到店主的拒绝后，他们不惜以‘沿街跪求’的办法，进行哀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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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觉醒是自发的。6月5日上午，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首先开始罢工，其他工厂、书局、码头等的工人，沪宁、杭甬铁路的部分工人，也相继罢工。据记载，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六七万人，实际的数字可能还不止于此。在工人罢工的同时，商人也开始陆续罢市，学生则坚持并扩大罢课。上海的“三罢”实现了。他们表示，“不诛国贼，誓不开市”。据当时上海外文报纸《字林西报》的记载：在工厂中“从事鼓动的人并不是学生，而是出现于工人之中”。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1页。机器厂的工人还捐出自己的血汗钱，修起一个高大牌坊，上写“毋忘国耻”四个大字。

在上海“三罢”实现之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学生举行罢课，斗争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扩展到了全国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长沙等地学生的罢课宣言呼吁：“请斩曹陆，以谢天下！”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但是从“六三”以后，以6月5日上海“三罢”为标志，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这就是说，在学生运动遭到反动当局压制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实在是一件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当时，一个美国新闻记者在观察运动发展的情况时曾经说：“在战争结束后来到上海的新时代中，苦力崛起而为这个新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上海的新兴无产阶级转入行动，激进和爱国的学生找到了最有力的同盟者”。霍塞：《出卖的上海滩》，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02页。这对于这场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迫于群众的压力，北京政府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表示妥协。6月7日，北京政府宣布释放被捕学生。学生说，“你前既捕，后无故放我们，视学生如儿戏”，坚决不出拘留所。直到曹、章、陆被免职，他们才走出拘留所返回学校。6月10日，北京政府下达免除曹、章、陆本职的命令。

曹、章、陆被免职的消息传出后，人心为之一快。6月19日，山东各界联合会派出的由80余人组成的请愿团到达北京。他们先后到总统府、国务院请愿，并面见总统和代理总理，要求政府作出拒签和约的保证。山东、上海及其他地方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拒签和约的斗争。在巴黎的中国代表还先后收到各团体或个人拍发的7000多封要求拒签和约的电报。6月27日，北京、天津、山东、山西的代表又联合向徐世昌递交请愿书，再次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和废除中日一切密约。学生代表在总统府门前斗争了一整天。其他学生、过路的人们都停下来慰问和支援他们。他们也趁机揭露总统甘心卖国、藐视民意的罪行。这样，愤怒的群众越聚越多，并纷纷加入请愿队伍，形成了万余人包围怀仁堂总统府的壮观局面。“反对签订卖国条约”的口号，此伏彼起，声震屋瓦。

28日，学生代表和自愿加入队伍的群众继续在总统府门前请愿。到了晚上，徐世昌被迫下令打开大门，请代表进见。这时外面的群众高呼：“坚持拒绝签字！我们作你们的后盾。不达目的绝不回去！”面对徐世昌，北京学生代表首先发言：“把我们京、津代表一直关在门外暴晒了两整天，这不但是轻视民意，更是不关人民利害的表示。在巴黎和会上，各国压迫我们在不公平的和约上签字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全北京人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天津学生代表在接下来的发言中说：“今请总统立即致电巴黎我国代表，拒绝签字，并取消二十一条及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次请愿，我们既受人民重托，绝不空手回去。”刘清扬：《觉醒了的天津人民》，《五四运动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42—543页。山西学生代表屈武，更是慷慨陈词，说到痛心处，跪地痛哭，一头触地。在场军警争挽不起，结果头部受伤，送往医院治疗。《拒绝合约运动的胜利》，《人民日报》1984年1月6日。

徐世昌眼见众怒难平，才勉强说：“政府当然接受民意，不签字就是了，你们好好回去安心读书吧。”代表们立刻说：“大总统既然答应拒绝签字，请立即拟好电文拍发出去。我们回去，也好向同胞们交代。”徐世昌无奈万分，不得不令秘书当场拟好电文，拍往巴黎，令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拒绝签署巴黎和约。此时，在法国的中国工人、留学生和华侨也积极行动起来了。6月27日傍晚，即巴黎和约签字仪式的前夕，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还前往巴黎近郊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所住医院，要求拒签和约。顾维钧在与他们会见时，对他们的要求作了肯定的表示。第二天，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历史上，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民国北京政府，不知同外国列强签订了多少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从根本上说，对于外国列强的无理要求，它们往往是俯首听命、不敢坚持抗争的。这次，中国代表“鉴于全国舆情，不敢拂逆众意”，竟然敢对“国际和平会议”拟定的包含有损中国主权内容的条款，公开表示拒绝，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是继罢免曹、章、陆以后，五四运动取得的又一个更为重大的胜利。

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不可能在一次群众的冲击中完成。但是，作为这场革命的一个新的开端，五四运动的“和约不签字”、“惩办国贼”的目标胜利实现了。这场艰苦卓绝的群众运动以学生运动为先导，而后全国工商农各界团结起来赢得了最终胜利。而在学生当中，又以北大学生为最先发起者和学生运动的主力军。从校长到学生，从思想到行动，从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到成为反动政府关押进步学生的监狱，再到学生爱国运动的大本营和坚强后盾，北京大学成为最为深入地参与这场民族运动的先锋。

参考文献：

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 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 沙健孙：《五四运动及其意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3期（总第123期）。

5. 许德珩：《纪念“五四”话北大——我与北大》，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6. 易慧清：《“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7. 杜永红、冯涌：《论蔡元培高等教育办学思想》，载《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7月第22卷第4期。

注：本文选自《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第二章，北京大学出版社

编辑：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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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在清华

●校史研究室 王向田

历史篇

　　清华的创建源于美国退款办学，美国企图以这种方式“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使类似（义和团运动）的事件难以再生”。但水木清华、荷塘月色并没有成为世外桃源。清华师生生长于中国的土地上，近代中国的苦难、人民的反抗斗争促进了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

五四运动时清华学生在天安门前街头演讲情形 画作/闻一多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是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运动爆发前，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已渗入清华，启迪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五四运动点燃了清华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们热烈、自发、勇敢地投入这一洪流中。伴随五四运动而来的是学生自治意识的觉醒和各种新思潮的涌入。
　　
　　五四运动的兴起

　　五四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已经开始渗入清华。虽然当时清华学校地处北京郊区，交通不便，加上学校严格的封闭式管理，许多学生处于埋头读书、准备出洋、很少过问政治的状态，但是中国涌现出的追求民主、科学的新风吹过了校园的围墙，激荡着清华学子的心灵。《新青年》、《少年中国》等进步刊物，开始在校内少数学生中流传。1919年3月，一部分学生还组织了“白话文学研究会”提倡白话文；在《清华周刊》上也展开过一场文言与白话的小小争论。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无理地拒绝了中国的正当要求，承认日本对中国青岛的占领，并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与日本；对于取消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 “二十一条”要求，则借口不在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中国的合理权益被出卖，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1919年5月4日，北京城内学生举行反帝爱国示威大游行，32名学生被捕。清华学校因在郊区，未能参加白天的天安门集会与游行。是日为星期日，晚间有进城同学返校，讲述了白天城内的爱国热情。消息传来，群情激愤。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连夜抄录了岳飞的《满江红》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贴在高等科饭厅门口，表示收复失地的决心，爱国热情在清华园里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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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5日，北京各校举行罢课，清华也沸腾起来。上午9时，高等科科长乔万选、中等科科长王国华、高三级级长徐笃恭、高二级级长薛祖康、高一级级长李钟美、孔教会会长孔令烜、青年会会长陆梅僧，召集各级长各会长及各机关领袖共57人在高等科135房间集会，讨论关于山东及青岛问题。议决：（甲）对外：（一）派代表赴京调查北京情形。（二）一切进行与他校取一致行动。（三）要求国会弹劾章陆诸贼。（四）通电巴黎专使请缓签字。（五）通电巴黎和平会议请维持公道。（六）要求总统对于山东青岛问题取坚决手段，上书或派代表。（乙）对内：（七）本晚开全体学生大会。（八）周刊加发号外，并有滑稽画。（九）本校各种出版物加“勿忘国耻”等字样。（十）不用日货。（十一）通俗演讲及传单。

　　5日下午，北京各大专学校在北大三院礼堂集会，有学生3000余人到会。清华学生代表在会上宣布：“我校僻处西郊，未及进城，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当日晚7时半，在体育馆前首次召开清华全体学生大会，陈长桐为主席，向同学报告运动形势。大会决定从5月6日起全校罢课，毕业班同学则提出：“山东问题一日不解决，则我们一日不出洋！”表示要斗争到底。散会后，学生代表在高等科135房间继续召开会议，正式定名“清华学生代表团”，以救国及做外交后盾为宗旨，团长为陈长桐。

　　5月7日，北京各校原定在天安门举行“国耻纪念会”，但被北洋政府派军警强行禁止。9日，清华在体育馆举行了 “国耻纪念会”，“到会除全体同学及中国教员外，闻美教员出席者亦有二十余人。他如校役厨役到者亦甚多”。会上决议通电巴黎，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庄严宣誓：“口血未干，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会后，将清华售品所和同学所购之日货在体育馆前大操场焚烧，观者皆欢呼。
　　
　　五四运动的胜利

　　五四集会游行后，城内学校很多学生领袖被政府当局逮捕。为躲避军警追查，各校代表应清华邀请聚集工字厅开会，决定为营救被捕同学和扩大五四的影响，立即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此后，每天清华都会有一部分同学不顾路远前往北京城内作街头演讲，各人身著制服，精神躍躍，沿途散发传单，高呼演说，以激起一般市民爱国热忱。

　　5月18日，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在北京大学举行联合会议，议决北京专门以上学校于19日实行全体一律罢课。此案在京议决后，清华即召集代表团会议及全体学生会议，当即全体表决，与京中各校坚持到底，一致行动。代表团自成立起至放暑假，共召开了常会和特别会议40余次；如遇紧急大事，则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在这段时日里，大家都是没日没夜，布置宣传，参加游行。

　　6月3日、4日，北京各校共出动了几千学生上街宣传。清华同学也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和18个宣传队（每队为5~10人）奔赴城内开展反帝爱国演讲，反对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揭露卖国贼的罪行，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对学生运动的同情支持。政府当局大肆逮捕学生，仅在6月3、4两日内，被捕者达1000多人。拘留所为之人满，以致北京大学法科、理科等校舍也被用作临时监狱来囚禁学生。清华在6月3日有100余名同学进城演讲，被捕达40余人。4日进城演讲人数增至160余人，被捕者近100人。但同学们毫不畏惧。

　　6月5日，清华几乎所有在校学生都进城宣传，而且每人都随身携带了毛巾牙刷，准备被捕坐牢。当日，军警封锁城门阻止学生进城，清华学生不为所屈，回校取来帐篷就地宿营准备抗争到底。这天，北京的东、西、北三面城门被政府当局紧紧关闭，交通断绝，引起人民强烈不满。北京各界人民热烈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北京商界决定，如果当天下午5时政府还不撤退军警，就立刻宣布罢市。上海工人亦已宣布罢工。反动当局不得不在下午5时左右撤走了看守北大法学院等处的军警，表示释放学生。被捕学生决定必须由政府有关方面前来道歉，否则决不无条件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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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政府代表被迫道歉。6月8日，各校被捕学生在回校前，又在中华门、总统府等地举行游行示威，受到上千上万市民的欢迎。清华还派了代表和军乐队前往欢迎被捕同学胜利返校。6月9日晚，全校举行了联欢会，庆祝斗争的胜利。五四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6月10日，北洋政府被迫宣布“批准”亲日派汉奸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
　　
　　五四运动的影响

　　学生会成立 五四运动后，在“民主”与“科学”新思潮影响下，清华学生强烈要求实行校内民主与自治。过去校方只允许有级会一类的组织，而不允许有全校性学生会的组织。五四运动中，清华学生代表团成立。1919年11月15日，日本驻福州领事馆破坏抵制日货活动，打死打伤学生和市民多人，制造了“福州惨案”。国人闻之莫不愤恨异常，福建罢市、罢学，京津沪等学界也奔走呼号。27日清华各级学生重选代表,“以便重组代表团与京中学界共同进行”，并起草学生会章程。29日赴城内与各校学生上街游行。12月17日全体学生大会通过了学生会章程。23日晚清华全体学生聚集在饭堂，举行学生会成立大会。清华学生连续参加游行集会引起学校当局不满，校长张煜全派巡警到会场干扰，熄灭了会场灯光，引起学生公愤。学生立即宣布罢课以示抗议，最终迫使张煜全辞职。学生会评议部还组织了校务改良委员会，对学校行政的利弊进行批评，并展开要求改组由美国驻华公使控制的三人董事会的斗争。学生们要求言论自由，《清华周刊》从一向由校长指定主编，改由学生会主编。

　　各种思潮的研究和社团的蓬勃兴起 五四之后，校门大开，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平民教育”、“学生自治”、“工学主义”等均进入校园。“三民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亦先后传入清华园，并在学生中广泛进行公开的探讨与辩论，各种言论及辩论情况有的还刊载在《清华周刊》上，引起广泛注意。

　　学生中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兴起。1919～1920年间，新成立的社团约有50多个。其中突出的有施滉等人组织的“唯真学会”，其宗旨是：“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的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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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热情高涨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清华学生的爱国热情高涨。1925年，学生会组织全体同学为孙中山送灵，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受害者,还组织了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三种观点的辩论。1926年3月18日清华全体学生参加北京各界5000余人在天安门前召开的国民大会，要求段祺瑞执政府拒绝日、英、美等8国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抗议日舰12日对大沽口炮击。当游行队伍到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时,遭到执政府卫队枪击,打伤150多人,惨死47人，成为“三一八”惨案。清华学生有20多名受伤,大一学生韦杰三中弹牺牲。

　　第一个中共清华地下党支部诞生 经过五四、“五卅”到“三一八”的革命风暴，清华学生中锻炼出了第一批共产党员。1926年初冬的一天，几个年轻人聚集在清华三院的一个房间里开会。这些年轻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是：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陈为人、清华图书馆职员中共地下党员王达成、清华留美预备部学生雷从敏、清华大学部学生朱莽。在陈为人的主持下，王达成、雷从敏、朱莽三人组成了支部，王达成任支部书记。中共清华的第一个支部就这样悄悄地诞生了。

　　从1926年11月清华成立第一个党支部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的22年中，党组织始终坚守在清华大学（包括西南联大时期），从未被打垮，从未消失，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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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清华周刊》看五四中的清华

　　《清华周刊》第170期（1919年5月15日）刊载：

　　●国耻纪念 “本校因五月七日不能集会。故国耻纪念会改在九日下午五时，在体育馆举行。到会除全体同学及中国教员外，闻美教员出席者，也有二十余人。他如校役厨师到会者亦甚多。会序如下：（一）开会辞陈长桐。（二）演说乔万选。（三）青岛痛史姚永励。（四）演说康德馨。（五）读二十一条件潘钟文。（六）向国旗行鞠躬礼。全体：（七）宣誓。全体：（八）唱歌。后由闻君多报告本校学生代表团职员。并由沈君克非读巴黎我国外交专电毕。将售品所及同学收购之日货，在体育馆前大操场焚烧，观者皆欢呼而散。”

　　●国耻纪念会誓辞“口血未乾 丹诚难泯 言犹在耳 忠岂忘心 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并刊有“孔子曰，国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争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

　　五四追忆

　　●五四以前，清华学生的政治兴趣很淡薄，一心一意只想留美……在清华学校内因政治事件而轰动了全校的，以五四为第一次……。五四在清华是个群众运动……，运动中清华的领导人是罗隆基、陈长桐、何浩若等……。学生会日夜开会，我记得会上以罗隆基、何浩若等人的发言影响最大，可以说思想上是罗、何二人领导，组织上则陈长桐做的事多。这时期大家都是日夜干，布置宣传，参加游行……

　　———冀朝鼎 （1916－1924年在清华学习）《冀朝鼎访谈录》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像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梁实秋 （1915-1923年在清华学习）《清华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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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和文學革命》

第一章："五四"文學革命及其發展
第一節："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和文學革命

"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偉大的開端。
　　早在"五四"以前幾年，中國知識界中就出現了一個思想啟蒙運動。這個運動是在內憂外患交迫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新的階級力量有所增強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華民國，但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未能改變從鴉片戰爭以來逐步形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封建軍閥，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竊取了國家政權，對內實行獨裁統治，陰謀恢復帝制；對外迎合帝國主義的侵略需要，不斷出賣國家主權，簽訂喪權辱國條約。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雖然繼續進行著他們長期以來已在進行的革命活動，但在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聯合壓制下，屢遭挫折。國內政治局面極為混亂，連"民國"的招牌也有岌岌不可保之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歐洲帝國主義忙於戰爭，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侵略，中國的民族工業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逐漸活躍，資產階級力量有顯著增長，無產階級也隨著壯大起來，自發性的罷工不斷發生。中國各階級力量的對比正在起著有利於革命運動的變化。在這個形勢推動下，接受了西方新思潮影響的先進知識分子，眼看到封建軍閥日益倒行逆施，帝國主義又乘間加緊對中國的掠奪，內憂外患，交相煎逼，而舊文化和舊思想又嚴重地阻礙著民族意識的覺醒，因此奔走呼號，致力於新的思想啟蒙工作，以喚醒民眾，挽救民族危亡的局面。這個啟蒙運動後來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得到傳播的條件下，轉化成為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雜誌》)便是適應這一啟蒙運動要求而誕生的一個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創刊於上海。當時袁世凱正扮演帝制醜劇，提倡尊孔讀經，利用孔子學說作為麻醉人民、擁護帝制的工具。《新青年》一開始就高舉反對封建文化的旗幟。創刊號上發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六點希望。這些主張雖還不夠鮮明，但實際上包含了後來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學"兩方面的要求，是號召思想革新的宣言。刊物的主編陳獨秀當時一個急進的民主主義者，曾陸續發表《今日之教育方針》、《我之愛國主義》等文，攻擊專制主義和封建道德，宣傳民主政治和"人格獨立"。袁世凱稱帝的陰謀破產後，代之而起的軍閥繼續推行禍國殃民的反動政策。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舊派人物大肆鼓吹孔教，甚至主張奉為"國教"，列入"憲法"。這股思想逆流是思想啟蒙運動的嚴重障礙，因而《新青年》在一個時期內猛烈攻擊孔子學說，掀起了後來稱之為"打倒孔家店"的浪潮。陳獨秀在《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等文中，認為孔教與帝制有不可分離之因緣，三綱五常違背平等人權學說，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定孔教為"國教"違反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原則，主張輸入西洋平等人權學說代替孔子之道，也就是說要以資產階級民主代替封建專制，以資產階級新道德代替封建舊道德。吳虞發表了《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注：兩文分別發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號，第3卷第4號。)等文，批判"孝為百行之本"的舊禮教，認為封建的家族制度乃是專制制度的社會根基。當時同樣是急進民主主義者的李大釗，也加入了這場鬥爭，在《甲寅》日刊上發表《孔子與憲法》、《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等文，反對把孔教列入"憲法"，指出孔子學說是"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專制政治之靈魂"，並把反對尊孔擴大到對整個封建倫理觀的批判，說明道德必然隨時代而進化。這些抨擊封建倫理道德、批判孔子學說的文章，儘管理論上尚有不確切之處，但具有強烈的戰鬥性，打擊了長期以來被作為封建制度思想支柱的舊禮教，反映了新起的急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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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舊思想舊道德和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在《新青年》上是作為啟蒙工作的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同時進行的。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學說和"個性解放"思想、社會進化觀點，貫穿在許多論述青年、婦女、人生、教育以及婚姻、家庭、貞操等問題的文章和通信裏，作為反對舊道德的思想武器，幫助了許多人逐步擺脫封建思想的束縛。同封建迷信相對立的近代科學思想，也是刊物的重要宣傳內容。針對《靈學叢志》所宣揚的迷信思想，《新青年》發表了許多文章加以批駁，把反對迷信作為反封建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當時，包括《新青年》編者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對於來自西方的學說缺乏分析批判能力，他們不能區分資產階級上升時期和沒落時期的不同思潮，不能區分各種學說中的積極成分和消極成分，採取了兼收並蓄甚至全盤肯定的態度。盧梭的民約論、彌爾的自由論、叔本華的自我意志說、尼采的超人說、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以及其他許多西方資產階級學說，在刊物上都用顯著地位加以介紹。其中有關"民主"和"科學"內容的宣傳介紹，反映了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尋找真理的可貴熱情，吸引了許多知識分子參加反封建鬥爭，而這些文章中所包含的過高估計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和貶低民族文化的錯誤觀點，也產生了一定的消極作用。
　　《新青年》在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同時，還倡導了以反對文言、提倡白話，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內容的文學改革運動，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等文章。這些文章一開始還沒有引起較大的反響。
　　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的新文化運動，在一九一八年以後特別是一九一九年"五四"愛國運動以後有了新的發展，發生了由原先資產階級思想居指導地位到後來無產階級思想逐漸占上風的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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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七年，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發生，在地球上創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緊接著俄國革命，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歐洲許多國家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高漲，芬蘭、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先後發生起義，成立蘇維埃政權。十月革命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給予各國的革命運動以極其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也照耀著中國人民前進的道路。十月革命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本民族的出路，他們的注意力由資本主義的西方開始轉向社會主義的蘇俄。儘管軍閥政府和各國反動派對蘇維埃政權施加新聞封鎖，多方造謠污蔑，但一部分革命知識分子依然透過層層迷霧，看到了世界革命高漲的新形勢，努力接受和宣傳共產主義思想，並在新文化運動中起著愈來愈顯著的作用。李大釗就是這方面一個傑出的代表。一九一八年七月，他在《言治》季刊上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指出十月革命不同於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而是值得"翹首以迎"的"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同年十一月，他又在《新青年》上發表《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兩文，正確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性質及其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關係，熱烈歌頌十月革命，堅信"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指出中國人民應當沿著十月革命所開闢的道路前進。這些論文表明中國的先進分子已經開始得出了"走俄國人的路"(注：《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4卷第1408頁。)的正確結論。這是在中國展開科學社會主義宣傳的良好開端，為新文化運動注入了嶄新的思想內容。十月革命還大大鼓舞了許多知識分子，使一些在黑暗中摸索道路、長期苦悶彷徨的人振奮起來，使一些正在進行著反封建鬥爭的人們信心百倍，鬥爭得更為堅定和更為勇敢。孫中山由此看到了新希望，他在一九一八年初致電列寧，"表示極大敬意"，"更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鬥"。中國現代文學奠基人魯迅也從俄國革命的"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注：《熱風·"聖武"》)。正是在這種情形下，由上海遷至北京的《新青年》編輯部(注：袁世凱失敗後，蔡元培於1916年冬回國，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聘陳獨秀擔任該校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因此也遷至北京。"五四"以後因遭軍閥政府鎮壓，複又遷回上海。)也於一九一八年間擴大，李大釗、魯迅、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高一涵、胡適等人或先或後參加了編輯工作。以《新青年》為核心，實際上形成了包括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革命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三部分人的新文化統一戰線，團結了許多知識分子共同向封建文化作鬥爭。文學革命這時也有新的發展，《新青年》自第四卷第五號(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完全改用白話文，白話詩作增多，並出現了以魯迅的小說為代表的徹底反封建並且充滿民族覺醒要求的新文學作品。
　　一九一八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雖然是"戰勝國"，但並未獲得絲毫利益；由於段祺瑞政府加緊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反蘇的軍事協定，日本侵略勢力已經深入中國。中國人民反日反段的愛國浪潮不斷高漲。新文化運動的聲勢也日益壯大。李大釗、陳獨秀創辦《每周評論》，直接配合當時的政治鬥爭，發表了大量短小精悍的時評及隨感錄，抨擊軍閥政府，揭露帝國主義侵略面目，起了很大的政治鼓動作用，顯示了文化革命由著重於進行思想啟蒙工作發展到直接與政治鬥爭緊密配合的基本趨勢。社會主義宣傳也是《每周評論》的重要內容。由李大釗執筆的社論《新紀元》，分析了當時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嶄新形勢，明確指出中國人民應朝著這個革命的曙光前進。在第十六號上並譯載了《共產黨宣言》的一部分。李大釗、蔡元培所支持的《國民》、《新潮》兩雜誌也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同時創刊。《國民》的學生救國會的機關刊物，社員思想傾向雖不一致，但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作為宣傳內容，愛國色彩比較鮮明。《新潮》是北京大學一部分師生所辦的綜合性刊物，曾團結了一批新文化作者和翻譯工作者，刊載了不少反對封建禮教、贊同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論文及新文學作品，但也比較突出地宣傳了資產階級的"全盤西化"的錯誤主張。《國民》、《新潮》創刊後不久，研究系所掌握的《晨報》改組第七版(副刊)，在李大釗等人的推動下成為宣傳新文化的著名副刊之一。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在這些刊物影響下，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覺悟日益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