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与龚澎往事（图文）

夺标

　龚澎， 著名女外交官。重庆时期周恩来的英文秘书，第一位中共发言人，新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第一任司长。以下是女儿乔松都回忆母亲龚澎。


舍得其书舍不得其人


　　1973年，乔冠华再婚，原本的阳光之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女儿乔松都说：默默地把父母放在了心里，她希望父亲生活得愉快，但是父亲是怎么想念母亲的，起初她并不知道。
　　事隔多年，一位在父亲身边工作的老朋友说了一件事。1975年乔冠华去联合国开会的时候，随身带着一本书看，后来有一位同事借去了，说看看这是本什么书，怎么老乔老带着这本书，老在那儿看。乔冠华就告诉借书的人，这本书是龚澎生前最喜欢的一本书，他说我天天都带在身边，不是我舍不得书，是我舍不得人，是舍得其书舍不得其人，这本书你看完以后，一定要还给我。
　　那是1975年的事，龚澎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而乔冠华也已经开始了他的新生活，这件事对女儿松都的触动很大，她不知道在父亲心中，对母亲还有这样镌刻深久的情感，父亲用这样特殊的方式怀念着母亲。“我觉得这个亲情已经是融入血脉，这种夫妻情也是一种战友情，已经融入到我爸爸的生命当中，他是不会忘记的。”


第一位中共发言人


　　这位被乔冠华不舍的人，正是他的夫人龚澎。在采访乔松都的过程中，她并不赞同以“乔冠华的夫人”这个视角来讲述她的母亲。母亲龚澎有着比父亲乔冠华更早的革命经历。
　　上世纪３０年代，龚澎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曾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１９３６年，龚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为毛泽东同志做过翻译。之后又随八路军进驻太行山区，先后为彭德怀、朱德担任秘书。４０年代，她奉命来到了重庆曾家岩，成为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中共南方局的骨干。
　　在外国记者的回忆中，那时的龚澎就是中共新闻发言人。在重庆的新闻发言人工作是具体琐碎的，龚澎白天去跟外国记者打交道，下午到记者站去发布消息，晚上可能还要翻译材料，或者陪同周恩来同志出席活动做翻译。
　　乔松都说：“那个时候重庆有个巴县中学，是外国记者聚集互相交流，互相发消息，抢先发消息的场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妈妈英语很好，又比较善于跟人打交道，她就尽量地去交朋友，而且她就是交朋友，有时候谈谈家常，这样的话，大家就很喜欢她，因为一般人觉得共产党可能是说教的，但我妈妈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外国记者很喜欢跟她打交道，这样从做朋友开始，她慢慢地就把她的观点传递给你。”
　　这样很自然地，通过交朋友的方式，龚澎成功地把一些消息发布给外国友人，也在不知不觉中争取了很多国际友人。以至于当时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很是生气地训斥他的下属：“你们都是饭桶啊，你们十几个人做不过龚澎一个人，为什么外国人都相信共产党，都不相信我们！”


阳光灿烂的家


　　在重庆，龚澎遇到了从香港来的党外人士、著名的二战时事评论家乔冠华，而他们的爱情也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地方开花结果。重庆开始的不仅是两个人的婚姻生活，更是并肩作战的外交事业。
　　守得云开见日出，新中国成立后，龚澎成为外交部新闻司第一任司长，乔冠华为外交部副部长。在女儿乔松都的记忆里，爸爸、妈妈、哥哥还有她的四口之家是充满阳光的。
　　乔松都说：“我妈妈喜欢肖邦的《军队进行曲》，就是节奏比较明快的，我爸爸可能更喜欢听一些奏鸣曲，有时候也听京剧，马连良的，但是只有他一个人喜欢。”
　　在阳光之家，乔冠华叫女儿就叫一个字，就是“都啊都啊”。龚澎就是前面加了一个字，叫老都，年幼的松都不明白为什么妈妈要叫她老都，“我说我还是小孩，你怎么就叫我‘老都’，我妈妈说你看北京人叫人亲切，前面就加一个‘老’字，‘老’是表示亲切的意思，而她自己虽然那时候只有４０多岁，她就愿意人家叫她‘老太’，‘龚老太’，她说同事这样叫她感觉特别亲切。”


不堪回首的岁月


　　外交部在文革中处在风口浪尖，因为负责外国记者工作，龚澎在文革中被斗得非常厉害，而且被斗得也是比较早的。斗得厉害的时候，被罚去扫厕所，而且也没人理她。同时，丈夫乔冠华也被关禁闭，被罚去街头卖造反小报，家里更是被抄得乱七八糟。
　　这种紧张压抑的气氛中，龚澎因高血压倒下了。女儿至今还对那段日子母亲的嘱咐记忆深刻，“她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将来如果我不在了，你们还是得站对路线，还得跟着革命路线走。”当年十几岁的女儿想不出来，怎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呢，挨斗就挨斗了，怎么会家都没有了呢。
　　在龚澎身体状况迅速下降的情况下，有一次，她对女儿说：“你过来，我要跟你说点事，你爸爸身体不好，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答应我你要照顾好你爸爸。”女儿惊奇地问：“你不是身体也不好，高血压嘛？”龚澎说高血压吃点降压药就好了，是小事，乔冠华胃不好，他的事大，而且那时只有乔冠华还能出来做一些工作，龚澎希望他能够尽量抢时间多做一点工作。
　　在龚澎住院的那些日子，乔冠华是黯然的。乔松都说：“那时候我妈妈已经昏迷了，中间有一段缓和的时候，我还以为就是好了，可以回家了，但是我爸爸心里一直挂着我妈妈，老放心不下。因为在医院陪了好多天，我就准备先回家了，我爸爸说你陪我走走，就走到了龙福寺，那边花店里摆着很多鲜花。我说爸爸咱们买盆花吧。我爸爸说再走几家，后来到一个花店，看见那里的仙客来一盆一盆开得特别旺盛。我说买一盆，我爸爸就去买了。买完以后，我挺高兴的，我说咱们拿回家迎接妈妈。后来走到门口的时候出来，我爸爸就哭了，我爸爸说咱们把花退了吧。他说你妈妈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我怎么能买花呢，只要你妈妈在医院躺着我就不能买花，我怎么对得起她呢。我们就去把花退了。那是我爸爸第一次当着我面哭，哭得特别厉害，他让我拉着他手，而他的手都是湿的。一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从那以后我爸爸就真的再也没买过仙客来。”
　　因为没有及时到位的救治，龚澎于1970年9月20日离开了人世。


爸爸失去半个生命


　　龚澎生前，乔冠华常说“我跟龚澎不是一般夫妻”，他觉得人家就是生活夫妻，而他跟龚彭不是一般夫妻，是因为他们一块工作一块开会，在单位一块开会，外交活动一块出国，在家里头他们两个人很恩爱。
　　乔松都说：“后来一些老同志说，你那个爸爸一天到晚说和你妈妈不是一般的夫妻，好像人家别的夫妻都不好，全世界就是他们两人好。”
　　曾经“不一般的夫妻”而今形单影只，龚澎的去世一度使乔冠华犹如失去半个生命。那段时间女儿看到父亲经常流泪，情绪非常低落，还经常喝酒。
　　乔冠华爱喝酒，有些文章说他常常“狂饮”，而在女儿的记忆中，父亲喝酒但没有狂饮，父亲写东西的时候也喝点酒，是品酒，低落的时候也喝酒，也是品酒，有时候看相片喝一点酒，是从酒里头寻找一些回味。在失去妻子的那段日子，他也常常啜饮，甚至哭泣。
　　乔松都说：“院子很多人都常来陪他。因为我们家里一般的话是九点多、十点，孩子就睡觉了，我爸爸妈妈还要继续聊天，或者共同处理一些工作，一般到十二点、一点才睡，妈妈去世的这段日子对父亲最深刻，他可能会想起过去，想到如果我妈妈在的话，这是一天交流最好的时候，而现在他却是孤独的一个人，所以那时候我哥哥老陪他，跟他谈，这是我父亲情绪最低落的时候。”
　　如果龚澎再多等一年，她就能和丈夫一起见证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那一刻。而对于乔冠华来说，那是一次独行。
　　乔松都说：“因为这是全中国人的一个大事，父亲去联大的时候家里人都很高兴，而且在文革期间，父亲又能够重新工作了，中央又信任父亲了，我们那时候都挺兴奋的。我记得在送爸爸走的时候，我们都在说几点到美国啊，美国什么样啊。但是他就没说话，要走的时候，我爸爸说等一下，他就走到里屋，我看他从兜里掏出一块白手绢，在我妈妈那个大镜框前，给它一点一点全都又重新擦了一遍。然后就默默地站在那儿，等于跟我妈妈两个人又在那儿对话。完了我爸爸转身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就头也没回走出去了，这样他就等于跟我妈妈告别了。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会开成功，我觉得这是当时他的真实心情。”


无法挽回的与不能言说的


　　松都17岁就失去了她最爱的母亲，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悲痛。母亲在女儿的眼中是充满母爱的，尽管母女在一起的日子有些短暂，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乔松都说：“我小时候，妈妈虽然很忙，但她会抽空陪我，比方说今天下午有活动了，或者上午在家里要批点东西，可能从十点以后她是空的，她就会说咱们去哪儿，我说去小人书店，她就会带我去小人书店。空下来的时间，她就抽空和我聊天。我觉得她是一个出色的母亲和出色的外交官。”
　　为了这份未完的母爱，松都早早地就许愿要为妈妈写一本传记，她要用文字的形式纪念以及告诉大家她的这位出色的母亲。历时八年，寻访众多母亲生前的朋友同事，重走母亲当年走过的革命道路，她的《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终于在2008年清明节前出版了。清明那天，松都把书放在了母亲的墓前，她把要对母亲说的话都写在了里面，她相信父母在天之灵一定听得见她的声音。
　　而在写作的过程中，她常常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怕被同事看到她流泪的样子，她几次躲在桌子底下抹去眼泪。她说，书写完后，关于母亲去世那些章节她再也不翻看了，她怕再深陷那种失去母亲的痛楚中。而对于父亲乔冠华，松都最遗憾的就是父亲晚年父女俩在一起的时间少之甚少。她说后悔没有经常陪在父亲身边，如果她能多陪陪父亲，也许父亲晚年又会是另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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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乔冠华和龚澎
乔松都


代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具有传记写实性的回忆录。传主是新中国一代外交奇才夫妇乔冠华、龚澎。作者就是他们的亲生女儿乔松都。她费时几年，在青灯黄卷下翻阅了大量解密资料和相关著作，用心血拌着泪水写成的一部记录父母革命和家庭亲情的作品。
这部书是松都的处女作。作为一部写实性传记，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两个字：真实。松都是按此去写作的，因此这本书是具有史料价值的。如书中写到龚澎阿姨如何在毛主席、周总理指示下怎样几次负责接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的真实景象等，是第一次向外界详尽披露。作者以女儿家特有的精细、理性、绵密的笔触，以一种充满了只有血脉儿女才具有的真实感情和深深埋藏在心底的思念，写出了父亲乔冠华和母亲龚澎这对老外交家，艰苦奋斗、忠实执行党和人民所赋予光荣重大任务的历史真实原貌。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他们夫妻二人并肩战斗，互为连理而比翼双飞。毛主席曾赞誉乔冠华与龚澎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真是恰如其分呢!
龚澎阿姨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艰苦卓绝的开创性外交工作中，以及对人生的态度上，往往是巾帼不让须眉。她是开国首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也是外交部最早的新闻发言人，后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在文革的动乱年代，在疯狂的造反派面前，龚澎阿姨坚守原则、站稳立场，在各种压力面前，她表现出的大无畏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给我们下一代人心中永远留下一个伟大革命母亲的形象！这些在作者笔下都有生动的描述。
我永远忘不了上世纪50年代初，儿时的我经常到乔家居住过的台基厂3号、无量大人胡同6号、报房胡同35号等乔宅做客，我亲眼看到乔伯和龚姨总是因为开国外事繁忙而匆匆钻进汽车去上班，但更多的还是目睹龚姨常常骑上一辆女式"凤头"自行车瞬间消失在风雨中的难忘景象。还有作者松都尚在襁褓中的1954年，她的哥哥宗淮和我同读小学时，他们的父母一身戎装，胸前佩带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标，多次奔赴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停战后金日成元帅特发给他们军功章。


记得一个星期日上午，我到乔家为宗淮过10周岁生日，龚澎阿姨亲自"操办"，五六位小同学一人一块蛋糕，一杯汽水，一把糖果，真是"排排坐，吃果果"了。那时我们也不会唱什么英文生日歌，也没有烛光，只是在龚澎阿姨引导下"拍拍手，哈哈一笑"而已。我们每人还端起朝鲜人民军副总长赠送给乔伯伯和龚澎阿姨的苏式转盘冲锋枪，吃力地挎到脖子上，以"英雄"状而自娱，引得乔氏夫妇也大笑不止……
1963年我的父亲万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第一副市长)与乔伯伯一起跟随刘少奇主席去平壤访问，一路上，万、乔两人谈笑风生，我父亲教乔伯伯学会了打桥牌，这也是乔伯伯第一次"叫牌过招"呢。那是一次充满战友情、同志情的愉快出访，也是俩人唯一一次的共同出访。
弹指一挥间，这都是近半个世纪前的如烟往事了呀!
不容置疑，在中国百年难遇的改革开放的盛世之下，多少人向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明媚春天终于到来了。出书写传蔚然成风，但也难免鱼目混珠。许多关于乔外长的回忆录和传记纷纷问世，也刮起了一阵"乔老爷"的热潮。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在记述乔外长叱咤中国外交风云的纷繁文字中，关注和记录与他生活长达28年的夫人，也是一代杰出外交家龚澎的文章就颇为单薄了。有幸的是她的女儿乔松都做了生动和较为全面的补充，尽管还不够丰厚，但读者总可以"一叶知秋"了。


我想通过这本书，读者不仅看到了乔冠华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也认识了他身边这位经过长期革命战火考验的忠实伴侣，集美丽、智慧、勇气为一身的部长助理龚澎。
在文革的浩劫中，同样受到高压和冲击的龚澎阿姨，身心受到严重损害而英年早逝。难怪周恩来总理在龚澎重病期间，十分悲痛地命令医护人员大力抢救，并亲自到病房探望她。还有少为人知的龚澎的姐姐（作者的大姨）龚普生也是外交界的一位前辈，她的夫君章汉夫伯伯则是建国初期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他们都是新中国外交的历史见证人啊！这位开国的副外长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而去世。龚澎的父亲-松都的姥爷龚镇洲也是一位德高望重、追随孙中山、被周总理尊称为"有德有年，功在民国"的革命先驱式人物。
当然，大家都比较熟悉松都的胞兄乔宗淮，亦是一位在外交战线埋头辛勤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副部级外交官。
作者松都是学医的，从小受到学校和乔氏夫妇良好的教育。她见了我们这些大哥哥总是默默无语地点一下头，微微一笑，就忙着做功课和弹钢琴去了。如今她带着历史责任，更多地是对双亲的日夜思念，在亦乐亦悲中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
松都出书写双亲，可喜可贺。有幸给愚兄机会写些心里话，借此机会为两位我所熟悉的革命前辈奉上点滴回忆拾遗，甚感荣幸。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万伯翱
2007年岁末写于京都苹花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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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松都



乔宗淮


燕尔新婚的乔冠华、龚澎伉俪



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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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地位后著名的“乔老爷大笑”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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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秋高气爽，天色湛蓝的10月10日，这一天是我的母亲龚澎的诞辰日。
傍晚，我一个人不知不觉走到了北京东城区一条普通的街巷-报房胡同，低墙矮树小路，灰楼老宅旧物，一切如故。1957年至1973年间，我们一家就住在胡同里的一座宿舍大院中，这是爸妈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我们一家四口最后的家。院子里三十几家大使级干部是我们的老邻居。
一走进这条胡同，我的心就无法平静下来，那是充满阳光和激情的日子，30年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思念齐涌心头，往事历历在目，爸妈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浮现在眼前。
那是妈妈-
优雅的身姿，浓密的头发，两颗钻石般的眸子闪动着智慧和真诚，眉宇之间有一种比美更豁达的气质。
妈妈的身旁是一个高高的身影，清瘦的脸上架着一副秀郎镜，开朗的神情，洒脱的笑容，他和妈妈长得有几分相似，这是我的爸爸乔冠华。
1971年他在联合国的那张"乔的大笑"的新闻照片，成为中国人民重返国际舞台的象征，而他大笑背后的动人故事却鲜为人知。
爸爸妈妈是一对"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的恩爱夫妻，也是我和哥哥的好父亲、好母亲，他们携手并肩相濡以沫走过了30年的风雨春秋。
建国之初，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亲自点将，妈妈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爸爸任部长助理，他们双双驰骋在新中国的外交战线上。每当世界上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院子里总有几盏彻夜不眠的灯，人们经常透过书房的窗帘，看到爸妈和同事们忙碌的身影……
时光飞转，当年的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已是明日黄花。沧海桑田，遥望双亲，往事如梦。只有老屋前那棵丁香树，虽然早已过了开花的盛年，却依旧在根茎上生出苍绿的枝叶，车库旁繁茂的紫藤萝散发着幽香，我站在寂静的老院子里，恍如昨日。
爸妈留下的许多动人故事已在时光隧道中流逝，然而青史留痕，在共和国诞生与成长的画卷中，仍然可以清晰地发现爸妈的身影，找到他们耕耘的足迹。当年周恩来为外交部女同志树起的那面旗帜至今仍在许多老同志的心中飘扬。
在夜色中，我遥望着无际的星空，看！那两颗闪烁的星星就是爸和妈！他们在遥远的天国正关切地注视着我。爸爸妈妈，你们看见了吗？我又回咱们家了。我一直在寻找你们，我又来到咱们的老屋前，等着你们下班回来。
什么时候我们全家可以重新团聚？什么时候我可以像天下所有的女儿一样，可以在除夕之夜守候在自己年迈的老父老母身旁？现在，我的身边又多了我的儿子——您们的外孙。我希望他能够了解他的姥姥、姥爷这一代人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
人海茫茫，天地两相隔。
爸和妈，你们听到我的声音了吗？我有很多话，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
我想一个人静静地倚在你们身边，轻轻地为你们朗读我为你们写的书，悄悄地倾听从遥远的天国传来的回音……
我听见了！那叮咚的泉水声是妈妈亲切的回答!
我看见了！苍翠的松柏在悠悠地晃动，那是爸爸在会意微笑地点头！
我感觉到了！那柔和的春风像是爸妈的大手抚摸我的头。
爸和妈，在你们身边，我心里很踏实很温暖，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愿我和你们在此书中重逢！




母亲龚澎
我的母亲龚澎是一个十分勤奋刻苦的人，为了事业她倾注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与热情。她默默地为党和国家做了许多工作却很少提及自己，因为她为人一向低调，从不张扬。
母亲待人真挚宽厚，非常重情义。她不仅从生活上关心儿女，更重要的是教育我们怎么做人，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她走过的路和她的一言一行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第一章
在颠沛流离中成长
在流亡中降生
1914年10月10日，日本东京湾最大的港口城市横滨，在一位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志士家里出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婴。她天庭饱满，五官端正，一双明亮有神的眸子就像两颗晶莹的黑葡萄。按当地人的习惯，家里叫她"阿格"（日语：小女孩）。这个孩子就是我的母亲龚澎。
她排行老二，上面是比她大一岁的大姨龚普生。根据佛家"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的说法，姥姥、姥爷先为大姨取名"普生"，又为母亲取名"慈生"（又名庆生）；母亲在学生时代改用"维航"；参加革命后，因敬仰革命先烈彭湃而更名为"龚澎"。
1913年，灾难深重的中国处于一个巨变的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袁世凯却窃取了革命成果，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先行者探索着中国的救亡图存之路，我的姥爷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斗争。讨伐袁世凯的战役开始后，姥爷在芜湖、长江流域树旗响应，并率先发布《讨袁檄文》："今数其大罪与天下共弃之。""二次革命"失败后，姥爷派"湖鹏"号鱼雷艇送柏文蔚去南京，他受到袁世凯的明令通缉，1913年深秋，在上海革命党人的帮助下，姥爷、姥姥带着刚满月的大姨秘密藏进一条运煤船的底舱，小船驶到吴淞口后，一家人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在一个静悄悄的黎明，他们在日本横滨港安全靠岸，全家顺利脱险。
我没能见到姥爷，可从相片上看得出来，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长得很威武很神气。
姥爷龚镇洲
我的姥爷龚镇洲（原名龚镇鹏，1882-1942），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安徽省合肥北乡古溏村人，祖上十四代高祖从江西迁入安徽。
北乡古溏村位于蚌埠、淮南、合肥三市之间，地处江淮交通要道，现今属合肥市长丰县。战国时有楚头吴尾之说，是南北文化交汇之处。长丰地势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期间，新四军独立团在淮西与敌人进行殊死战斗并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这片土地历来就是农民运动的策源地，素有"民风刚毅之乡"之称。
龚氏家族在合肥地区是一户大姓，姥爷自幼家境贫寒，家中只有茅屋三间，几亩赖以为生的薄田。太姥爷龚宗瑜平时一边在家中教私塾，一边种田务农。他为人正直，喜好书画,对史学颇有研究，国民党元老吴忠信当年曾是龚氏家塾的学生。
姥爷10岁就帮家里干许多农活儿，和兄长们一起担负着繁重的家务劳动。所幸的是由于有太姥爷执教私塾，农闲时可近水楼台，接受了"人之初"的基础教育。在家塾听课之余，他还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接受了许多新知识和新思想，特别是康梁的维新思想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开始向往着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关注着国家前途和命运。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姥爷结识了当地一批有志的青年，他们常常在一起聚会，共谋推翻满清政府之大计。为了掌握更多的军事知识，姥爷到江南将备学堂学习了一段时间。
1905年底，姥爷因在江南将备学堂被清政府指为"革命党人"而被捕，经同乡好友营救出狱后，由同盟会安徽分会主盟人吴谷介绍，加入了同盟会组织。不久，姥爷到安庆城外参加了李鸿章创建的新军。
1907年7月6日，姥爷龚镇洲和薛哲、倪映典等新军将士参与了安徽省警务督办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武装起义,安庆起义失败，清军立即开始大规模搜捕革命党成员，为防不测，姥爷决定离开安徽。他身上揣着仅有的一元钱，手拿一把雨伞，背着包裹，从安徽出发，翻山越岭直奔保定府，徒步近一个月的路程，终于来到位于直隶省境内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
第一部分 第4节：第一章 在颠沛流离中成长(2)
新成立的军校不收学费，却要求考生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背景,恰逢本族一位堂兄报名后改变了主意，没有去考场，姥爷便冒名顶替参加了入学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后更名"保定军官学校"），成为这里的第一期学生，主修炮兵，与蒋介石同期同班。姥爷也从此改名为龚镇洲。翌年，蒋介石被军校保送去日本留学，姥爷则到安庆讲武堂任教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迅速传向各地，担任讲武堂教官的姥爷正在准备响应之时，得知当地清政府驻军将奉命开往南京镇压可能发生的起义，姥爷迅速集合数十名士官生，趁黑夜潜入城内，待城外驻军刚刚开跋，便与清江城内守军激战起来，无奈寡不敌众，弹尽无援，姥爷跳入水中突围时不幸被捕入狱。在即将被处以极刑之际，几个属下士官冒死把姥爷从狱中带伤劫出，秘密潜往安庆。这次由龚镇洲领导发动的清江起义打响了苏皖一带响应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而姥爷的挚友吴谷却惨遭清政府杀害，在其慷慨就义时留下一首绝命诗:"来来去去本无因，只觉区区不忍心；拼着头颅酬死友，敢将多难累生灵。"
1911年11月25日晨，孙中山先生从法国马赛港乘船经新加坡、香港抵达上海十六铺金利源码头，正在上海养伤的姥爷和同盟会党、政、军各界人士齐聚码头迎接。后来孙先生专门召见了他，黄兴还把自己夫人徐宗汉的堂妹徐文介绍给姥爷，那就是我的姥姥，不久后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以"不取奉薪，唯以北伐"为宗旨，在皖北成立了范鸿先领导的5000壮士组成的铁血军，姥爷担任陆军部第35旅旅长，掌理军务，他作战英勇果敢，被赞誉为"铁血大将军"。
姥爷出身农家，一生淡泊名利，不善权谋，不好张扬，后来曾在陈炯明麾下掌兵，因不习官场的勾心斗角及军阀作风，故退出军界，寓居上海。尽管如此，姥爷的意志并不消沉，生活也不潦倒。在历史的几个大转折时期，他都能追求进步，从不趋炎附势向权贵低头。
1941年春，姥爷从桂林专程来重庆看望他的女儿们，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后,当即与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在红岩村设宴招待他。
周恩来详细地谈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姥爷甚感欣慰，他感慨地说："我的女儿在你们这里不为个人谋私利而是为公工作，她找到了寻求真理的道路，我是很赞成的。我已告诉她，不管遇到多大挫折和困难，不要后退，要坚持到底。龚澎在你们身边工作，我可以放心啦！"
周恩来曾经在某次会见外宾时向毛泽东介绍了母亲的家世，毛主席听后对母亲说,你的家庭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最初姥姥家里是非常殷实的，上海的南京路上也有置办的产业。如果孩子们为大人做点事情，就会得到一个银元的奖励。
姥姥有一位关系很好的堂姐是做中学校长的，这就是徐润的二女儿徐婉珊。她用家中分得的遗产筹备了部分资金，在上海创办了"启秀女校"。这是一个以中西女校和圣玛丽亚中学为蓝本而建立起来的女子中学，聘请了很多知名教师。孙中山先生的秘书是学校的董事和顾问。校内还设有成人班和钢琴班，姥姥就在这所学校学习过。
姥姥从小就知书达理，写得一手标准的钢笔字，并且也懂一些英文。
封建时代的妇女都盛行缠足，可姥姥是幸运的，她的父母率先在自家废除了这一摧残妇女的封建习俗，因此我的姥姥是迈着一双大脚走向"共和"的；后来，她又迈着这双大脚走进了龚家大门。这在当时是很开放的行为。
后来不知是因为经营不善还是因为富家子弟不知努力，徐家家境逐渐衰落。姥姥的父亲晚年生活贫穷，每天给在上海租界法院打官司的人代写英文诉状为生。
姥姥的另一位堂姐徐宗汉是黄兴的夫人。1907年徐宗汉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加入了同盟会，后受命回国秘密组建了广州同盟分会,并带动家人也参加了革命。后来她和黄兴一起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徐宗汉在武昌起义的炮火中抢救伤员，并冒险解救黄兴脱险。黄兴在一封写给徐宗汉的信里曾说，安得国民均能知，真正幸福由极痛苦中来也。这些思想给了后人很深的影响。
1916年姥姥和姥爷带着全家从广东来到上海的时候，徐宗汉也在这座城市。徐宗汉是个新派人物，妈妈小时最喜欢过春节给大人拜年，有一年母亲拉着大姨跑去给她们的二姨妈拜年，刚走到大门口，正巧碰到徐宗汉从家里走出来，她对孩子们说，二姨妈不过旧历年！红包没有得到，孩子们扫兴而归。
1927年徐宗汉接办了贫儿教养院，抗战期间移居重庆后仍想方设法安置贫苦儿童。1942年5月，母亲和大姨陪同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在红岩村会见了她。此时，徐宗汉看到的是两个颇有抱负的年轻共产党干部，她高兴地对外甥女们说，你们姐妹是很有出息了！
姥姥与姥爷结婚后，生了五个儿女。兄弟姊妹团结互助，孝敬双亲，经常协助家里料理很多事情，每个孩子各有自己的特点：
老大龚普生，在上海出生不久便跟随家人流亡日本，三年后回到广东，先后在上海圣玛利亚中学和北平燕京大学读书。在家中，她是孩子们的首领。新中国成立后，大姨历任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副司长、司长。1981年任中国首任驻爱尔兰大使。
母亲排行老二，她平时话不多，总是宽厚待人,从不搬弄是非，也不飞扬跋扈。对待一些小事她很能忍让，但是如果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惹她，她会怒睁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来个总爆发，把所有的旧账一下子翻出来。凡是见过这场面，听过她怒吼之声的人再也不敢造次了。母亲属虎，姥爷因此送她一个绰号叫"二老虎"。


母亲的童年是在广东度过的。广东是姥姥的故乡，也是母亲在祖国生活成长、留下深刻记忆的第一个地方，粤语成为她的母语。几十年后，母亲都没有忘记家乡话，只要遇到知音，她总是不由自主地讲起了广东话，那里有太多童年的记忆：碧海蓝天，群鸥飞翔，孩子们光着脚板在沙路上跑来跑去；在古老的榕树下，他们唱着童谣《月光光》；郁郁葱葱的南国四季如春，凤凰花、木棉树，还有满街的槟榔和木瓜。儿时经常听母亲讲她小时候在广东生活的有趣情景。每当听到那些半音节的"鸟语"，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亲切与熟识的感觉。
我的三姨和舅舅都是在广东出生的。
1917年秋季，姥爷被以孙中山任大元帅的军政府任命为粤军支队司令，1920年他出任虎门要塞总指挥，守护着祖国的南大门。
从1921年起，母亲进入广州的小学上学，后来她又随全家来到汕头市，并在当地学校继续就读。
姥爷是个清廉的人，到了广东他就东奔西走忙于公务，却没有更多的精力好好安置自己的家。姥姥带着大姨、母亲、三姨和舅舅四个幼小的孩子过着简朴的日子，当时家里的生活并不富裕，更不能说是衣食无忧。
母亲说,他们全家曾住在阔亲戚给工人住的一间旧车库里，那房子靠着大门口，一碗热茶水泡米饭是孩子们经常吃的午餐。那是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
1921年4月孙中山被选为非常大总统，5月广东革命政府正式成立，设总统府于观音山麓。打倒列强，分田地，那时的广州到处都洋溢着高涨的革命气氛。母亲在这风光绮丽的南国和大革命氛围中度过了她的童年。


淮海路上的小姑娘
1925年初，母亲跟随全家从广东搬迁到上海。从此龚家就在这座城市扎下了根。经老友协助，一家五口在卢湾区蒲石村一座公寓楼里安顿下来。母亲很快进入上海吴山小学继续学习。
姥爷一向克己奉公，在军界服务时，从没有为自己积蓄下钱财，当时母亲和大姨都在念书，下面尚有年幼的弟妹，家中常常因为钱不够用而去当铺典当，可姥爷却始终坚持要让子女到最好的学校去读书。
姥爷不仅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军人，还是一个慈祥和蔼的父亲。他勤于思索，深明大义。在那个时代，旧军人娶姨太太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姥爷却没有，他对姥姥相敬如宾始终如一，对子女爱护有加关怀备至。在家中，他经常为孩子们讲述戎马生涯时的经历，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使母亲极为着迷。姥爷远赴保定军校时，独自在深山中用雨伞与野狼周旋的情节孩子们听了一遍又一遍，以至日后成了孙辈们都知晓的家传惊险故事。
第一部分 第7节：第一章 在颠沛流离中成长(5)
到13岁时，母亲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姑娘了。母亲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爱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是豆蔻年华的少女。到上海不久，母亲学会了用简单的化妆品把自己妆扮得更加漂亮。

夺标

龚澎

出访东德


在陪都重庆担任中共首位新闻发言人的龚澎



1954年5月13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我国代表团发言人龚澎（右二）接见法国上萨瓦省的妇女代表团。



1949年9月，北京，龚澎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夺标

1956年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举行宴会，招待以阿卜杜勒莫内姆马茂德萨韦为首的埃及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在瑞士日内瓦会议，1954年。

夺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11月24日到达成功湖后，向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递交全权证书。自左至右：浦山，伍修权代表，赖伊，乔冠华顾问，龚普生。


龚澎、龚普生之父龚镇洲与子女们



日内瓦会议期间

夺标

圣玛丽亚女中
姥爷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家境虽然不佳，却仍然坚持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去读书。1928年初秋，14岁的母亲进入上海圣公会办的圣玛丽亚女子中学初中读书，同时在这个学校学习的还有我的大姨龚普生。
圣玛丽亚女中创办于1881年，校址位于万航渡路的圣约翰大学校园内。1923年学校迁往白利南路的新校舍，今长宁路1187号，这座建筑的外表很像一所修道院。学校各方面的管理要求极严格，是寄宿学校。
女中对学生的英文水平要求很高，授课、师生对话均使用英语，新旧约全书是必读课。为此，很多家境富裕的同学很早就请了家庭教师作英语辅导。
一学期下来，母亲的英文成绩并不理想，班里有人嘲笑她，面对那倨傲的目光，母亲立志发奋，一定要利用暑假这段时间迎头赶上去！为此，母亲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补习计划。踏下心来，一切从头开始，一词一句、一章一节，反反复复地读、说、听、写、背。在帮助父母料理家务时，她就尽量用英语对话。整个暑假母亲都在闷头学习，中间曾有同学邀她一起出去玩，都被她婉言谢绝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新学期开始后，同学们惊奇地发现，龚维航的英文水平已经今非昔比，令人刮目相看了。从此，母亲的英文水平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课余，她还阅读了大量的英文书籍。英国著名的作家沃可特·司各特的历史系列小说使母亲如醉如痴，他的作品《艾凡赫》（撒克逊劫后英雄传）情节浪漫复杂，语言流畅生动，后世不少作家写作都受他的影响。英国作家威尔士的科幻题材小说《隐身人》，雨果的《九三年》等都是母亲喜欢阅读的英文小说。她看书深入故事人物，兴之所至，得意忘形，有时手舞足蹈讲书中故事，以娱同窗学友，有时读书读得错过吃饭时间，姥爷知道了，便每周送她一罐马宝山牌饼干。得了这罐饼干后，母亲干脆连食堂也不去了，除了上课之外，便是看英文小说，饿了就把饼干桶一开，好像面对王母娘娘蟠桃园中的仙果，一手执卷，一面随手捡吃饼干。几年下来，已打下结实的英文功底，也为母亲后来胜任党的外事工作，奠定了坚实的英语基础。



冯亦代夫人郑安娜与母亲是同学，同住一间宿舍,几十年后提起这段往事还津津乐道，她对中学时代母亲的印象是："身材高大酷似乃父的龚澎一副男孩子脾气，衣着朴素，从不打扮。她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废寝忘食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冯亦代伯伯在《忆龚澎》一文中回忆说："在香港时，老乔是我们家里的常客，他才气横溢，每每语惊四座；安娜常常叹说，如果维航（即龚澎）与老乔相识，倒是天生一对。不过话也只是说说而已。那时，安娜根本不知维航身在何处，至于我知道的维航则是浅而又浅的，印象中讲到维航总和她那只马宝山饼干桶联系在一起。"
母亲与冯亦代夫妇保持了多年的友谊,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接到老朋友打来的电话，母亲就吴侬细语地讲起了地道的上海话。
进入高中以后，母亲担任了学生会（当时称国光会。学校里还有一个和学生会类似的学生团体名为"自治会"）主席。它的成员是每学年由学生投票选举产生的，主要负责组织学生讲演比赛、体育比赛、联谊会等活动。自然，母亲也从中得到了不少锻炼，特别是在组织能力方面。当年的老师和校友们说，龚维航的嘴巴很厉害。
母亲一直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探索着。最初她曾一度信奉基督教，可是目睹民族的危亡，她再也无法沉浸在宗教的世界里。很快她就成为学校里出名的异教徒。当年，我的大姨也是校内活动的积极分子，她曾在校刊《凤藻》上多次发表文章，探讨人生和宗教问题。
1933年6月，19岁的母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这也是她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此时，我的大姨龚普生已先于她一年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

夺标

1881年文纪、俾文两校合并成立圣玛利亚女中（St. Mary's Hall），校址在万航渡路圣约翰大学校园内，第一年招生28人，首任校长为中国人黄素娥女士。



圣玛利亚女校的学生在操场上合影。


图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圣玛丽亚女中学的师生合影

上海圣玛利亚女中的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