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分明就是本雅明的劫数,因为他原不必这样死去的。再早一天或再晚一天,他都可以越过边境,就像汉娜阿伦特说的,“唯独在那一天,灾难才有可能”。许多人因此把他的自杀看成一个由于他的性格缺陷造成的错误,一个因为精神崩溃而衍生的悲剧。这种看法在波堡渔村的小视野之下或许有意义,但若放到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大历史当中,就显得失焦了。让我们不要忘记,另外还有600万犹太人也和本雅明一样死于纳粹沉重的黑手,我相信他们当中有人聪明,有人愚笨,有人开朗,有人忧郁,但那有用吗?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据统计,死于纳粹之手的犹太人占战前欧洲犹太人口的三分之二。因此,相比之下, 把幸存于纳粹看作奇迹,而不是把纳粹治下的死难看成出于个人原因的悲剧,才是一个更近历史真实的解读,一个更具人道情怀的视角。 战后霍克海默等人回到法兰克福,重建了社会研究所,而马尔库塞等人则留在美国,两地齐头并进,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时至今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仍然是世界学术界一个有影响力的思潮。2015年美国国会的克鲁格人文科学奖颁给了它的当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2014年,《纽约客》在评论本雅明的大众文化批判时呼吁:现在也许是重启这些尘封的教科书的时候了。德国则于近期出版了本雅明于1935到1940间写下的共计五个版本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一切都表明,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文明的批评至今仍然重要,如果不是越来越重要的话。 如果说纳粹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围剿是因为它的马克思主义色彩,还带有意识形态的意图的话,纳粹对维也纳小组的打压集中地表现了对思想自由的恐惧。维也纳小组诞生于维也纳大学,在柏林的成员称为柏林小组,其主力是一群有科学和数学背景的哲学家,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是他们的思想先驱。小组的最鲜明的特点是拒斥传统哲学的核心部分--形而上学,它本身被认为只是语言混乱的产物。相反,在维也纳小组看来,哲学的真正对象只是我们的知识本身。为此,哲学必须向科学学习,使用更加规范的语言,把更多的心思花在弄清楚我们究竟说了什么或者说错了什么上。从他们开始,哲学论文倒像是科学论文了,论题具体,立论严谨,逻辑清晰。这种把哲学形式化的努力催生了二十世纪英美哲学的主流话语:分析哲学。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维也纳小组已经有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一个新的哲学运动也初具规模。石里克,费格尔,莱辛巴赫,卡尔纳普以及波普尔在这个时期发表的著作后来被证明都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扛鼎之作。这些著作倡导的理性主义,代表着与纳粹煽动起来的民粹格格不入的科学精神。诚然,维也纳小组成员当中有许多是犹太人,但也有许多人虽然有犹太血统,却已改奉其他宗教,还有一些成员根本就是雅利安人,他们受到迫害仅仅是由于有犹太裔配偶。尽管纳粹正式吞并奥地利是在1938年,从三十年代初维也纳小组的成员就已经对前景感到极度不安,他们纷纷逃离德国和奥地利,就像滚雪球,就象鸟离樊笼。和现象学哲学家们不同,秉承了英国经验主义和德国康德传统的维也纳小组在美国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因此美国就成为维也纳小组成员流亡的主要目的地。1933年,曾经的富布赖特访问学者费格尔落脚明尼苏达大学,成为移民美国的领头羊。卡尔纳普1935年到了芝加哥大学。莱辛巴赫1933年被解除洪堡大学教职, 被迫转往布拉格大学,并于1938年就职加州洛杉矶分校。此外,柏林小组的创建人之一亨培尔1937年到了芝加哥大学。在布拉格大学任教的弗朗克于1938年纳粹占领捷克后逃离捷克,移民美国到哈佛大学。这些只是当时逃离德奥的众多学者中的几例。随着主要成员的离开,随着1936年石里克因政治和个人原因被一个他的学生枪杀,维也纳小组在德奥的日子画上了句号。 卡尔 波普尔也逃离了奥地利。 波普尔是犹太裔奥地利人,他于1934 出版的《研究的逻辑》被收入维也纳小组的丛书。尽管波普尔一直强调他和逻辑经验主义者之间的区别,然而在其他人看来这种区别其实比他自认为的要小。和其他书斋型的学者不同,波普尔对时局有着敏锐的观察。早在1929年,他就注意到在大学教授,医生和律师中犹太人比例过高带来的反感。因此,他很早就对希特勒的崛起抱有戒心,开始为移民海外做准备。1935/36年两次对英国的长期学术访问使波普尔结识了许多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到1937年冬,就在德国学者仓皇地四处寻找出路的关头,波普尔同时接到英国牛津大学和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邀请。波普尔夫妇知道,就学术地位而言,牛津大学远高于坎特伯雷大学,而且学术和生活环境更合意。但想到牛津席位的本意是帮助学者逃难,他们还是选择了去遥远而陌生的坎特伯雷大学,以便把牛津的席位留给别的学者。这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决定,尤其是考虑到事后证明他的新西兰岁月并不惬意,我更要把它看作一个哲学家共赴危难的典范。同时它也解开了我多年前曾经的一个困惑:弹丸之地的新西兰怎么会出了这么一个大牌学者? 和他的科学哲学相比,波普尔的政治哲学同样有名,在非哲学圈也许更加有名。作为一个流亡者,纳粹的崛起促使他一到新西兰就开始着手批判纳粹和一切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撰写酝酿已久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尔自己承认这本书写得有点乱,因为它写于二战的战火之中,作者的思路常常受到战争进程的干扰,但这并不妨碍这部著作成为反对极权主义的经典。波普尔的思路是这样:极权主义的基础是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整体主义的信条是整体利益超过个体利益相加之和;历史主义则相信把握历史发展进程是可能的。极权主义者通常会宣称他们同时在两个方向都取得了成功:他们(根据历史主义)把握了(根据整体主义)整体利益的真谛。这样, 统治者,或者以他们为代表的国家,就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对公民利益的侵犯,对邻国的攻击,都可以假国家利益之名而行。但是,在波普尔看来,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是站不住的(此处不赘),因此极权主义并没有成立的基础。撇开具体的论证不谈,以尽可能接近于科学的方法来对极权主义的思想基础进行批判分析,当时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仅就成果而论,这种尝试已远胜过了其他分析哲学家对人文社会科学敬而远之的清高。 不过,因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论战性的,仅仅着墨于批判自由民主的对立面,因此它算不上一部精心搭建的为自由民主系统辩护的教科书。另外,书中的许多论证是否恰当,也仍然可以商榷。然而,它反对极权主义的态度是如此鲜明,它对开放社会和个人自由的呼吁是如此直率,它试图解破的课题当时是,到现在也仍然是,如此的敏感和紧迫,以至于它引起的共鸣大大超出了哲学圈以外,以致于许多人都还没有读过就对它怀有一种心领神会的亲近。这么大的亲和力,在以晦涩著称的哲学界,算得上一枝独秀了。也许正因为如此,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汉娜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道,被认为是抨击极权主义的两部宣言。而在我看来,这两本书的问世正是哲学家对纳粹暴政的有力回应,它们的流行也是对纳粹劫难的最好警醒。也许我还得补充一句。这本书至今仍有重读的必要,因为它所倡导的开放精神,并不像有些人相信的那样,是反对极权主义的人们顺理成章的自然选择。换言之,反对极权主义同时又陷于历史独断,仍然是值得警惕的陷阱。我相信,倘若波普尔仍然在世,当他看到福山们断言民主制将“成为全世界最终的政府形式”的时候,一定不以为然,因为毕竟,那只不过是另一个版本的历史主义罢了。 维也纳小组一遇到美国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和崇尚科学务实的文化氛围,立刻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迅速占领了美国的大学讲台,成就了分析哲学的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美国因此也成为分析哲学的大本营。美国哲学就这样和美国科学,技术,工业一样,借由大量接纳被纳粹驱逐的知识分子,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大国,这哪里是当年的纳粹能够想到的呢? 劫波度尽,纳粹已经灰飞烟灭。当年支撑纳粹帝国的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如今有了不同的命运:种族主义已经名声扫地;民粹主义蛰伏着,等待着适合的气候;而极权主义的幽灵仍在到处游荡。这意味着对思想自由的追求仍然任重道远。怎样才能避免纳粹劫难的重演,仍然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严峻课题。正像雅斯贝尔斯在总结纳粹的历史时所说:“已经发生过的是一个警号。忘记它是一种罪行。它必须时时被铭记。以往可以发生的,将来任何时候都可能再发生。我们只有认识它,才能阻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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