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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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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3 14:55: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邹经

2016-01-22 15:59 来自 翻书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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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42年1月22日上午10点,萧红病逝于香港。这篇《萧红之死》收录于《波西米亚玫瑰的灰烬:萧红传》一书中,内篇梳理了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萧红逝世的全过程,对萧红死前矛盾抵牾的材料作了尽可能清晰、合逻辑的编排;外篇则呈现了与萧红命运相关的三人——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在萧红死后各自不同的反应与命运。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


1937年夏,萧军与萧红于上海最后的合影。

内篇:倾城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对英美宣战,并进攻香港九龙。

上午,端木蕻良接到骆宾基辞行的电话。是年9月底,骆宾基到达香港,身无分文的他打电话给端木,望能假以援手。因骆宾基与萧红的弟弟张秀珂相识,端木便为他安顿住处,并抽出自己小说的版面,发表骆宾基的小说以维持其生计。端木想到骆宾基是单身一人,便请他暂且留下,帮助照顾萧红,骆宾基答应了。当晚,端木、骆宾基、于毅夫护送着萧红从九龙偷渡转移到香港岛,托朋友的关系,住进了思豪酒店。

萧红安顿好后,从九龙逃到香港岛的柳亚子来酒店探望,神色匆匆地,他问:“你好一些么?”

萧红抓着他的手,眼睛现着恐怖,说:“我害怕!”

“你害怕什么呢?”柳亚子说,“不要怕。”

“我怕……我就要死。”她黯哑地说。

“这时候谁敢说能活下去呢?”他站起来了,“这正是发扬民族正义的时候,谁都要死,人总是要死的,为了要发扬我们民族的浩然正气,这时候就要把死看得很平常……”他还激动地说了一些话,带着一种大无畏精神,匆促地走了。

萧红声音低弱地说:“我是要活的!”

端木送柳亚子先生出门,临走时叮嘱骆宾基:“你不要走,陪陪萧红,我一会儿就回来。”

萧红的惨白脸色现着恐怖,她说:“你不要离开我,我怕……”病痛之中,她以为端木在说着告别的话,她怕自己被人在紧张中抛弃。

端木这样的叮嘱,自然不是出门送送客。因有自己关照过的骆宾基照顾,他便安心出门找人商议突围的事,终不至三人在酒店坐以待毙。

不久,《大公报》记者杨刚也来酒店探望萧红。杨刚走后,骆宾基便向萧红告别,说要返回九龙抢救他的小说稿。无法走动的萧红躺在床上说:“英国兵都在码头上戒严,你为什么冒险呢?”

“我要偷渡。”骆宾基说。

“那么你就不管你的朋友了么?”

“还有什么呢?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你朋友的生命要紧还是你的稿子要紧?”

“那──我的朋友和我一样,可是我的稿子比我的生命还要紧。”

“那──你就去!”

“那是自然的。”

萧红埋过脸去,说:“对现在的灾难,我所需要的就是友情的慷慨!你不要以为我会在这个时候死了,我会好起来,我有自信。”

端木此时的离开,让萧红充满了恐惧感。端木一向是弱的,小孩子一样的,他会不会撇下自己独自跑了?而眼前的骆宾基,便如溺水之人抓到的一条大木头。“也许是他不了解我,所以才想离开的吧。”她想告诉骆宾基他以前不会知道的事,她希望他能更了解自己,决定是否慷慨自己的友情。

萧红说:“你的眼光就表示你是把我怎么来看的,这是我从前第一回见到你的时候,就感觉到的了。你也曾经把我当作一个私生活是浪漫式的作家来看的吧!你是不是在没有和我见面以前就站在萧军那方面不同情我?……做人是不该这样对人粗莽。”她自述着过去的事情,虽不是事无巨细地从头说起,但各样的片段,也渐渐汇聚成此生大致的经历。

骆宾基明白,这个人和她所讲述的一切,远比那仓促赶写的小说稿更有价值。他终于沉思着在萧红面前安定下来了。

就这样,炮火威胁之下,萧红、骆宾基在自陈身世中度过一天天。

1938年,萧红、端木蕻良摄于西安。

七八天过去了,一直不见端木回来。焦急的等待中,幽怨也在心底渐渐生发。当骆宾基问及端木,萧红说:“他么?各人有各人的打算,谁知道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是想追求些什么?我们不能共患难。”

战争拉近着人与人的距离。未曾离开的骆宾基,让她感到格外亲切,她感叹道:“我为什么要向别人诉苦呢!有苦,你就自己用手掩盖起来,一个人不能生活得太可怜了。要生活得美,但对自己的人就例外。”

恰在这时候,端木回到了酒店,还为萧红带来了两个苹果。

“你不是准备突围吗?”萧红问。

“小包都打起来了,等着消息呢!”端木这样说,为萧红刷洗着痰盂。

或是出于私人恩怨,骆宾基在《萧红小传》的自序中着意强调:“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店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之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旁了。而与病者同生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然而这说法,哪怕是与他自己所写的传记正文也是相互抵牾的。

可以知道,端木曾找柳亚子、于毅夫等人商议,然而柳亚子其时已自顾不暇。他拿出四十美元给端木,以备他们逃难之需。

夜晚,萧红给柳亚子打去电话道谢,她愉快地笑着说:“我完全像好人似的了。我的精神很好。”

“你能打电话了呀!”柳亚子高兴地说。

听着真挚的“友人的声音”,萧红感到难得的愉快。

12月18日晚,日军渡过维多利亚港,强攻香港岛,英军节节失利。第二天,端木、骆宾基、于毅夫将萧红转移到周鲸文家,但周家屋子里已到处是人。端木与众人商量后,决定把萧红转移到告罗士打酒店。

不久,日军占领了告罗士打酒店,作为指挥部。端木和骆宾基在日军占领酒店之前,又将萧红转移出来,勉强安置在一家条件极差的裁缝铺里。端木只好再去找周鲸文商量,最后,是在周鲸文的时代书店的书库里安顿了下来。然而,这天已是12月24日了。

平安夜晚上,门外是日军对香港的疯狂轰炸。第二天下午,港督宣布投降。病床上的萧红,再次见证了一座城市的沦陷。

中共地下党着手营救香港的民主、文化精英人士。于毅夫告知端木蕻良,组织已对端木与萧红的撤退作了安排,一旦萧红能够行动,就可立即护送他们离港。而茅盾、柳亚子、何香凝、周鲸文等人,已纷纷被营救离港,安全转移到大后方去了。

端木于是天天上街寻找着能接纳病人的医院。1942年1月12日,萧红终于住进已开门营业的养和医院。第二天上午,经医生诊断为气管结瘤,必须立刻动手术割除。

端木坚决反对,因其二哥躺在病床八年的经历,他深知结核病人手术后刀口极难愈合,而战乱之下,缺医少药,一旦开刀,后果不堪设想。

医生说:“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面对手术单,端木迟迟不敢签字。

在病床上折腾半年多的萧红,见到端木在那里优柔迟疑,便说道:“你不要婆婆妈妈的,开刀有什么了不起。”她拿起笔,自己在手术单上签了字。医生不再理会端木,把萧红推进了手术室。

手术结束后,端木在手术盘中没发现割下任何东西。是医生误诊了。

无可奈何,窗外已是黄昏,萧红疲倦地靠在活椅式的病床上。卧床半年,她唯一的精神寄托,是一本《圣经》。耶稣说过的话语,是如此契合自己的所思所想。看着跟前的二人,她就开口,对他们说:“人类的精神只有两种,一种是向上的发展,追求他的最高峰;一种是向下的,卑劣和自私……作家在世界上追求什么呢?若是没有大的善良,大的慷慨,譬如说,”她对着端木,“我说这话你听着,若是你在街上碰见一个孤苦无告的讨饭的,袋里若是还有多余的铜板,就掷给他两个,不要想,给他又有什么用呢?他向你伸手了,就给他。你不要管有用没有用,你管他有用没有用做什么?凡事对自己并不受多大损失,对人若有些好处的就该去做。我们的生活不是这世界上的获得者,我们要给予……”

端木、骆宾基流下了眼泪。

萧红说:“你们难过什么呢?人,谁有不死的呢?总要有死的那一天,你们能活到八十岁么?生活得这样,身体又这样虚,死,算什么呢!我很坦然的。不要哭,你们要好好地生活,我也是舍不得离开你们呀!”

萧红的眼睛湿润了,她转而低声说:“这样死,我不甘心……”

端木站在床侧哀哭着。他说:“我们一定挽救你。”

端木对骆宾基说:“你来,我们出去商量商量。”

然而,医院说:我们束手无策了。

1月18日中午,端木、骆宾基乘坐养和医院的急救车,护送萧红回到玛丽医院。此时的萧红,已经不能说话了。

第二天夜里,十二点。萧红做手势要笔,她在纸上写下: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又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掷笔,微笑……

1月22日黎明,日军接管了玛丽医院,把病人一律赶了出来。端木将萧红转到一家法国医院。这家医院也被军管了,端木又把萧红送到法国医生在圣士提反女校设立的临时救护站。

陷入昏迷的萧红醒了过来,仰脸躺着,脸色惨白。她无声地对端木交代着,意思是葬在鲁迅墓旁。

端木说:这只有将来办到了。

萧红表示,要埋在面朝大海的地方。

端木答应着。

1942年1月22日上午10点,萧红在这里死去。

三天后的黄昏,两个年轻人来到浅水湾。他们把一个瓷罐埋在了海边的花池里,一块木牌立在上面,写着──“萧红之墓”。

第二天傍晚,一个年轻人独自来到圣士提反女校,带着妻子剩余的骨灰,他把瓷罐埋在了后院的山坡之上。

萧红写给萧军的信。

外篇:忏悔

1942年1月22日这天,萧红死时,远在延安的萧军在日记中写道,一个朋友感叹地向他说:“我们东方如果有最大天才的话,那就是你啊!你完全是对的!”萧军在日记中表示,“我愿意坦然地承受这预言。”自恋的情绪,他一生中几乎从未改变。

1942年5月1日,延安文化界举行萧红追悼会。通讯报道中不乏套语,说:“萧军报告萧氏生平及其著作,语多亲切而沉痛。”

事实上,萧军在追悼会上说:“近年来因为一些朋友、同志死亡得太多了,已经变得麻木,假设就是自己死了,好像也没什么担心……”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心情很闷塞,但却没什么悲哀。”得知舒群等人很热心于替萧红出追悼特辑,他在日记中说:“我却很冷淡,我已经轻视这类的热情!”

那时的萧军,仍然忙着因感情出轨而和他曾经“狂恋”的妻子王德芬吵架,忙着与女人的暧昧纠葛。他在日记里这样写着:

每一个女人她们全要我扶助,全要耗去我一大部分精力,耽误我的工作,每一个女人全不是我所需要的,她们全愚蠢,全是患病者,全是不懂得我的心的人!我要哭!我要哭为了每次恋爱!每个女人所耗费去的精力!在这社会上,她们总是重重地压在你的肩上,使你精疲力竭,而她们并不企求上进!

(王德芬)告诉我,H怎样说我:“H说‘不要看现在萧军对你好,这是环境关系,等到将来一旦遇到好女人,他就会丢开你……一个人不要忘掉历史啊!’所以我恐惧……”H因为没能获得我,如今她竟这样恶毒地想分散我家庭的平安来报复我了!我能说什么呢,只是更懂得了女人们的心!……这样可怜的小人……我要给她以打击。


事实胜于雄辩,这位H说的话,多年后得到了应验:萧军又恋上一位年轻的女性。可以想象,如果不是萧军后来一系列的政治遭遇,王德芬也将无法避免与萧军原配妻子许氏及萧红同样的命运。

提及在一起六年的萧红,萧军冷静地说:“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

有着“性的冲动”和“正义冲动”的萧军,一向“勇于认错,坚决不改”。萧军“自以为”是坦率的,甚至连自己出轨的事也不隐瞒。但这种对私生活的不断“坦白”和不停“忏悔”,恰如卢梭的《忏悔录》,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张扬和自我肯定。他知道大多数“一丘之貉”的男人会原谅他,甚至私心认同、佩服他;而女人们在他眼里是“全愚蠢”的。

正如莫洛亚评论卢梭所言:“有一切理由这样想:卢梭在人类思想存在的缺点所许可的限度里说出了真话——‘他的’真话。”萧军自我感觉是一个真正的“人”。这似乎是说:只要我说的是(我所认为)“真”的,我就是“大写的人”。 萧军的“自黑卖直”,为后世研究精神分析学的朋友留存了一份详细的国民性病历。

萧军给萧红心底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萧红给萧军留下了《生死场》的版税,留下了“英雄救美”的佳话。恰恰是萧红身边这文学成就较低的一位,因着萧红后世的成就,获得了最大的名声。

在未遇上萧红以前,才华平平的骆宾基写出的是粗糙的《边陲线上》、《人与土地》。然而萧红在生命最后时刻灵魂倾吐的言语,打开了他的文学理解。他因照顾萧红而遗失了书稿,萧红在临终前将《呼兰河传》的版税赠予他。因着萧红在病榻上的遗述,骆宾基写出《萧红小传》,以及与他之前的作品风格完全不同的佳作──《红玻璃的故事》。20世纪40年代后,使读者惊奇的是,骆宾基接连写出诸如《北望园的春天》、《幼年》等耐人寻味的小说。小说中似处处可见《呼兰河传》的影子。偶因与萧红在香港四十四天的相处,对作家骆宾基,却无疑是一次精神的灌顶与质变。

一位因萧红而得其文坛之名,一位因萧红而得其文学之功。端木蕻良呢?

失去了萧红的端木蕻良,浸在深深的忧郁和孤独之中。他长久地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为自己的幼稚与任性而忏悔,他嘲讽着自己,否定着自己。萧红离世的半年后,他借着小说《早春》而这样地对自己咒骂着:

我是这样的凄惨呀,我统统都失去了,我失去了……再也不能回来的一切……我是多么糊涂……我是多么混蛋……我的心总以为世界是不动的,金枝姐就像放在一个秘密的银匣子里似的,什么时候去打开就可以打开的,等我看完了红红绿绿的玻璃匣子,再去打开那银匣子也不迟……但是太迟了,什么都嫌太迟了……我的心充满了忧郁,充满了悸痛,充满了悲哀……为什么我那样有关系的事,我处理得这样草率……为什么我这样痛苦?为什么我这样凄凉……

一连十八个“为什么”,端木为自己当初的轻率和懵懂倾诉着无尽的哀伤。小说中兰柱(端木小名)为之而忏悔的金枝姐,与《生死场》中的女主人公,正有着相同的名字。

他想起贾宝玉因晴雯而写的《芙蓉女儿诔》,于是将萧红的生平故事写成词谱,交给梨花大鼓艺人董莲枝传唱。词谱于今散失,然而当时的一位诗人,为后人留下了传唱的情景:

芦中亡士正艰危,风雨潇湘死别哀。

一代红颜怜下葬,皓躯成骨骨成灰。

成骨成灰恩情重,山阳邻笛恒伊弄。

浅水湾头堕泪碑,七星岩畔相思梦。

梨园弟子董娇娆,宛转歌喉唱六朝。

谱就新声传恨事,有人珠泪湿红潮。

——柳亚子《端木蕻良谱萧红事为梨花大鼓鼓词以授歌女董莲枝索题赋此》


端木想起了少年时在心中印下烙痕的《复活》,他仿佛在聂赫留朵夫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他想起了1941年夏天,萧红住进医院的三个月前,浑浑噩噩的他在书桌前一气呵成写下了那篇颇为自得的文章──《论忏悔贵族》。他想起了文中那仿佛谶语般的命运:

在林妹妹活着的时候,他并没有发觉到林妹妹处境的可怕。林妹妹是孤立无援的……她要揭示她的心底的真正的声音,所以,她就孤僻、高傲……用种种的姿态表达自己的痛苦……在林黛玉清楚明白地看清了这些个现实的时候,贾宝玉不但不来积极地援助她,而且他还糊里糊涂地自安于现状,态度模棱、意志薄弱……在林妹妹死了之后……越想越觉得自己当时的糊涂……

因着萧红的死,端木才真正呼吸领会了“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总以为来日方长,便负性使气,如今斯人已逝,回首往事,才感受到萧红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与孤独,而自己却浑然不知。仿佛《红楼梦》佚失的结局中,宝玉因黛玉之死的深深自责,无论世人如何非毁,端木在无言中一概承受,他用尽一生的忏悔,来完成这悲悼前缘的“半部《红楼》”……
(邹经,1985年生,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博士生。)


《波西米亚玫瑰的灰烬:萧红传》,邹经/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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