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尼克.皮尔斯著 谢萌译
（作者尼克.皮尔斯（Nick Pearce）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艺术历史系主任，他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简述了当时做为列强的欧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古代艺术的认识历史----一个充满血腥的野蛮掠夺史，本文对收藏者认识西方国家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收藏史，认识中国的收藏界，认识中国古代艺术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如何爱护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也许会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特录于此，以飨瓷友。
文中配图器物属英国收藏家威廉姆.布莱尔，现存于格拉斯哥博物馆）
也许，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认识，西方对中国艺术遗产全面了解认识的基础，仅形成于20世界的前30年。
远在16世纪早期，欧洲已经与中国有了直接贸易联系，这些商业贸易首先是以香料、生丝为主，然后是茶叶等等。但是，这些被欧洲的东印度公司、商人和船上工作的人带回来的商品，如瓷器、雕刻之类，并没有被当作艺术品看待。当然，这些中国艺术品也被称为所谓的“中国手艺”，但主要满足中国消费者的品味和需要，而非从中国艺术美学这个起点来感受一种修养。1860年后，这些中国艺术品才被欧洲众多艺术学者视为“中国式审美”的体现。那些绘画、书法及玉雕杰作，都是为给中国上层精英享用而制作的，在1900年后的十年间，这些艺术品经过挑选后被带回西方----这往往是战争的结果之一。
001.清康熙粉彩罐，1948年2月，约翰.斯帕克斯公司从商人悉尼L.莫斯手中购入，3月以275镑卖出。
002.清康熙瓷狮一对，1925年12月5日，弗朗克公司售出，225英镑 
003.明或清康熙黄地龙纹碗，原属收藏家伦纳德高藏品，1943年5月13日由索斯比拍卖，弗朗克公司以54英镑替布莱尔买下一对
004.清雍正黄釉暗花盘，弗朗克公司售出，现存格拉斯哥博物馆
005.霁蓝扁瓶一对，弗朗克公司1945年6月19日售出，52英镑
总的说来，应该感谢我们早期对中国艺术的分类的理解。虽然那还不是系统的艺术史研究，而且那些交战状态下的收集主要是士兵、医生、技术人员、工程师，甚至教士、牧师在好奇心驱使下完成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仅仅是被军队的力量或者机缘巧合地卷入到这个过程里，但是也有一些人成了推动西方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中坚力量。 
006.清康熙绿釉橄榄瓶，基奇纳先生藏品，1948年12月12日由商人H.R.汉考克以67英镑转给布莱尔 
007.清康熙五彩壶，1918年6月20日，很可能是布莱尔从E.A.约翰森那里买到，价格5英镑
我希望能够追溯到1860年至1935年间西方对中国艺术品收集和研究领域一步步发展的线索，探讨与此有密切关系的人。那个年代，他们中的多数人本身并非从事艺术和考古类的行业，却成为了热心此道的专家和收藏家。回溯过去，有两个年代极为重要：1860年，标志着中国北方战役（即英法两国发动的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大量掠夺品第一被带离了中国；1935年，伦敦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举办了欧洲第一个内容包罗万象的关于中国艺术的国际性展览。这篇文章将主要着力于上述时期的英国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过程。 
008.清蓝釉金彩罐，商人H.R.汉考克1946年6月3日卖给布莱尔，价格68英镑 
009.明代玉器，商人悉尼L.莫斯1948年6月11日卖给布莱尔，价格77英镑
010.黑釉油滴盏，索斯比1946年3月1日卖出，价格30英镑
1860年的中国北方战役，不是一个短暂、孤立的片断，犹如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称之为“和平的野蛮战争”。这场战役是对1856年开始的战争的终结。那些被以前的战争所忽略的财富比战争本身具有更重大的意义。法国、英国军队占领北京，一场洗劫后放火烧掉皇家园林圆明园，并在当年10月24日迫使北京政府签字同意允许西方势力驻扎中国首都。而在此前，中国严格禁止外国人进入国内，口岸条约只允许商业贸易和极少数的证明有艺术品位的外国文人学者进入。而这场掠夺的结果是，前所未有的大量中国艺术品通过欧洲进入了国际艺术市场。 
011.玉鱼，斯帕克斯公司1948年10月从沃尔特.温伯格夫人手里买到，11月卖出，价格22英镑 
012.玉器，卡斯尔.斯图尔特伯爵藏品，1947年1月23日由索斯比代卖，弗朗克公司为布莱尔买下，价格40英镑
对圆明园的洗劫和破坏抓住了欧洲民众的想象力，战争期间和战后很快出现的第一手文字描述更是为此火上浇油。关于洗劫圆明园的叙述，主要集中在欧洲风格的建筑和花园上。这些建筑是杰苏伊特（Jesuits）在1747—1759年间为乾隆皇帝（1736—1795年）设计和修建的。尽管复杂的花园中包括了中国传统的风格建筑和花园设计，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欧洲风格的园林部分。 
013.清康熙豇豆红釉水盂，阿萨.林加德私人藏品，1944年6月16日索斯比卖出，弗朗克公司替布莱尔买下，价格47英镑
由于不止一个见证掠夺过程的人描述了多种说法，整个洗劫的真相不甚准确。但他们所说的足以让今天的读者了解到被掠夺的器物的基本类型。据罗伯特.斯温沃（Robert Swinhoe，系指挥焚烧圆明园的英军司令霍普.格兰特的翻译，后来任中国台南领事职务。著有《1860年中国北方战役记事》。）这个随军从香港来北京的公使馆随员描写：“在劫掠者伸延他们的搜索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房屋建筑，里面仍旧是末曾碰过的、塞得满满的古老的铜器、时钟、釉色灿烂的瓶罐和奇异的玉器。”科洛尼.哈瑞.诺利斯（Colonel Henry Knollys）叙述了几乎同样的情景：“在主要的宫殿里塞满了无价的美丽玉器，上面雕刻着极其复杂的花纹；极其好看的古老瓷器、景泰蓝、铜器和许多造型优美的钟。”
014.宋代.金银镶嵌铜狗
015.铜镜，弗朗克公司1936年12月卖出，价格60英镑
运到英国和法国的掠夺品，主要以公开拍卖和其它一些方式来处理。1861年12月1863年4月，在法国巴黎倬德酒店（The Hotel Drouot）举行了至少13场掠夺品拍卖会；还有30箱器物被法国军队直接送到拿破仑三世的家里，藏在巴黎近郊的枫丹白露宫（The Drouot）并于1861年3月向公众展示过。在英国伦敦，1861年至1862年，佳士得和苏富比两大拍卖行举办了相当数量的掠夺品拍卖会；其后十年，英国许多博物馆、学术研究机构都获得了圆明园的东西，尤以南昆士敦（South Kensington Museum 1899年更名为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lbert Museum）博物馆为最。
 
016.西周.铜带钩，商人威尼弗雷德.威廉姆1948年2月2日卖出，价格151英镑
1860年，圆明园犹如一道分水岭，使整个欧洲对于中国艺术的审美和兴趣有了极大转变。18世纪中国皇室风格的复杂而精细的玉器和珐琅器物，首先在乾隆帝的倡导下成了中国的时尚，继而在特雷弗.劳伦斯爵士（Sir Trevor Lawrence）、弗雷德里克.布鲁斯爵士和阿瑟.韦尔斯等欧洲重要收藏家的影响下，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社会时尚。所有这些收藏行动构成了洗劫圆明园之后的余音。
017.西周.铜编钟，布莱尔藏品，登记册里无收购来源
翻阅佳士得和苏富比在1861年至1862年的伦敦拍卖目录，会看到来自圆明园的器物被逐项列出。面对它们，让人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数量。这些经历漫长旅途后存留下来的东西也给人某种启示。在1861年6月6日佳士得曼森和伍兹（Christie Manson& Woods）拍卖图录里注明了某些是“从北京夏宫（即圆明园）带来的东西，它们属于一个管寺院马厩的官员。”该登记条款下有27件玉器、一些硬质器物、一组20个不同形态的木雕、珐琅、象牙、漆器和一件瓷器。1862年6月21日佳士得拍卖目录中，除玉器、大量的珐琅器和瓷器外，还有织绣品。1862年6月30日佳土得拍卖目录中的“夏宫”这个条目里，则尽是珐琅器。
018.汉或唐代陶牛车，弗朗克公司1954年7月9日卖出，价格100英镑
弗雷德里克.布鲁斯爵士（Sir Frederick Bruce 1814—1867年）的收藏是他在北京积攒起来的。作为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 英国驻中国特使）的弟弟，他当时也是驻华公使重要成员。圆明园劫难后，他又成为英国驻中国的全权大使。他的收藏是那个时期的典型，大量是从圆明园洗劫中获得的，也有部分是他在北京的四年任职期间从市场上得到的，多数是清代珐琅器、玉器、瓷器。这些藏品是在1874年被他家人首次借给南昆士敦博物馆展出。 
019.白瓷魂瓶，阿尔弗瑞德.丹尼尔.哈爵士藏品，1943年7月1日索斯比拍卖，价格61英镑
圆明园劫难后的头十年里，珐琅和玉器的另一个重要收藏者是商人阿瑟.韦尔斯（Arthur Wells）。韦尔斯在1872年把藏品借给了南昆士敦博物馆。大量藏品被注明曾是来自“夏宫”，可能是他从多个拍卖会买到的。不过，一些精美的器物还需要以后的资料进一步证实是否真的来自圆明园。因为那场洗劫超出了圆明园的范围，占领北京期间的士兵也从其它地方挑选了非皇家的东西。总之，无论御器或者非御器，当这些艺术品出现在西方，欧洲便不得不重新评价中国的艺术遗产。那时，还仅仅是揭开了中国艺术的第一页。 
020.磁州窑黑彩花鸟罐，罗伯特.本森私人藏品，1945年5月2日由索斯比卖出，价格18英镑
1860年以后，中国便处于日益虚弱的政治和经济状态之下，被迫做出不断的让步再让步；到了1900年，这个国家的躯体上已经爬满了欧洲士兵、工程技术人员、外交官员、商人和管理人员。对于西方增加中国艺术认识的进程而言，有这样一些在中国活动的力量支持，的确是一个丰收的时期。最早的活动者之一，是一个在英国公使馆任职的医生，斯蒂芬.伍顿.布谢尔（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年），他在1869—1899年之间在中国，学习中文，研究中国建筑，还为一些私人收藏家、学术研究机构、博物馆做中国代理，包括南昆土敦博物馆。他写了两卷的《中国艺术》（1904、1905年发行），可以说是一个拓荒性质的研究尝试。此书被反复印刷，对于任何一个中国艺术品收藏者而言，它已经成为基础读物。
021.磁州窑白釉剔花罐，弗朗克公司1911年8月2日卖出，价格10英镑
二十世纪的头十年，欧洲关于中国艺术的知识仍旧是浅薄的，关于早期器物的研究，布谢尔仅能举出少量的中国铜器时代的东西（包括公元前18世纪—公元后2世纪）为例。上个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欧洲收藏界所觊觎的是早期随葬品，例如今天在博物馆里已经耳熟能详的唐代陶俑，还有古玉器，而这些在布莱尔写书时几乎还不被人知晓。布莱尔虽然能够引用史书记载来证实这些东西已出现在中国历史里，却无法提供实物证明。因为唐代和更早期的器物仍被埋在陵墓里面，而且，没有一个收藏家意识到它是值得一试的。
022.龙泉点彩盖罐，约翰.斯帕克斯公司1945年6月27日卖出，价格45英镑
而仅仅几十年后，欧洲对唐代极其更早的中国艺术品的认识迅速发展。为此做出基础贡献的是欧洲和日本在中国北方铁路修建中打开了那些陵墓。它们使西方收藏者对汉和唐代的随葬陶器（冥器）大感兴趣，开始收集以前被中国收藏家保存起来的古玉器和青铜器。1911年清朝结束之后，西方国家成了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的必要因素，因此，到1915年的时候，当大英博物馆东方文物部主任R.L.哈卜森出版《中国的陶器和瓷器》时，他已能比较自信地用更多的早期器物来论证自己的研究，那些被工程师在西安和洛阳发现的大量出土实物成了有力的材料。遗憾的是，哈卜森承认，当时发现的东西常常处于一种杂乱的状态，没有很好记录就混在一起。他写到，当时“连做准确分类的基本条件都达不到”。尽管如此，国际市场的热切需求仍然激励着他们不断发现寻找。20至40年代，对中国艺术品，特别是宋代和宋代以前的器物的热切向往成了一种强烈的要求，欧洲、美国的收藏者及世界范围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博物馆负责人，在这个竞争激烈的领域里互相争夺。
023.铜三足炉，布莱尔藏品，无收购详情
二十世纪前四十年，西方社会对中国艺术品的求知欲望和更多收藏的需求普遍增长。被中国上层社会收藏了数世纪的珍宝流出故土，源源不断地进入国际市场；最新发掘出土的器物则令西方那些数量不大、却很重要的收藏家和学术研究机构大为赞叹，他们一直占在相关研究的最前列。这群人并非无足轻重，他们极其热心和认真地在1921年创立了东方陶瓷学会，其后伦敦大学设立了第一个中国艺术的讲师席位，1932年设立教授席位。上述活动使这个领域在学术内容上迅速地发展扩大。
024.明代娇黄釉盘，里查德.格林.威魏安1870年3月19日在北京购买，1944年10月13日由索斯比代售，价格71英镑（4件）
这里应该提到一个关注艺术的医生，一个驻过北京的前使馆成员，沃尔特.波西瓦尔.耶兹（Walter Percival Yeyyc，1878—1957年）。耶兹是海军军医，1908年因为工作关系到过中国，1913年被任命到驻华使馆做医官。就象在他之前的医官布谢尔驻中国期间发展了自己对艺术和考古的兴趣一样，耶兹在战争期间对中国艺术研究方面的贡献也是明显可见。他是1935年至1936年首次中国艺术品国际展出的五个发起人之一。他还成为伦敦大学第一个中国艺术和考古的讲师，后来成为执掌这个专业的第一个教授，直到1946年退休。 
025.三彩鸡头执壶，斯帕克斯公司从通运商行（卢芹斋古玩行）买到，1943年6月30日转给布莱尔，一对的价格25英镑
坡西瓦尔.耶兹的积极行动让当时西方对中国艺术收藏和欣赏的热情更加高涨。被中国不断出现的考古出土和向国际市场开放的条件所刺激，二十世纪上半叶，一批由知识渊博的欧洲人、美国人组成的收藏家群体把美学、考古及艺术史的研究带进了这个领域。这种方向把最新出土的实物与新的美学观点连接到一起，就象罗杰.弗瑞和亨瑞.伯格森提出的观点。在他们眼里，宋代和宋以前的中国艺术展出的是一个纯净的、极自然状态下的世界。 
026.唐三彩女俑，J.里奇藏品，索斯比1945年4月6日出售，价格35英镑（3件）
在英国，乔治.艾莫弗皮路斯和坡西瓦尔.达维德爵士也许是收藏家中最杰出的两个。出生于利物浦的乔治. 艾莫弗皮路斯（1863—1939）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其中国艺术品收藏广泛，有陶瓷、玉器、铜器、漆器和雕刻。多数藏品在1934年捐给了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剩下部分在1934年被拍卖。玻西瓦尔.达维德爵士的收藏集中在宋、元、明、清的陶瓷。1952年，玻西瓦尔.达维德的大部分藏品赠给伦敦大学并设立中国艺术基金，其数量足以建立一个博物馆，这也是首次在英国开设中国艺术品的大学收藏课程。
027.玉器，大概是J.C.杜弗卖出，1920年4月27日，价格2英镑
类似乔治.艾莫弗皮路斯和坡西瓦尔.达维德爵士这样的收藏家，他们以行动激励研究，并推动建立一个英国的博物馆来存储藏品。他们组织且借出自己的藏品给1935年的皇家学会来举办首次国际性的中国艺术品展览。展览成为高水平的西方收藏的展示，反映出当时的艺术知识状态。组织者主要是玻西瓦尔爵士，他因为生意而定期去中国。这个重要展览保存着一份藏品出借者名单，读着他，就象一张东方陶瓷学会的主要成员花名册，名单上的收藏者来自中国、日本、欧洲和美国及一些博物馆。展出的物品几乎代表了中国各个时期和各种类型的艺术品，涵盖了从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到18世纪的数千年。
028.汉代谷仓，约翰.斯帕克斯公司1945年6月27日卖出，价格180英镑
博物馆和收藏者也继续在寻求、购买和研究，用新资料来满足渴望。中国自身对此也有帮助，因为农民一旦发现陵墓的位置，就搜掠一空，而后尽快卖给中国或西方的商人。在20至30年代，控制了中国北方广阔地区的军阀，独立于中央政府控制之外，也参加了这个赚钱的交易。也是在20年代，一批欧洲商人操纵自己的情报人员在中国和其它地方活动，像巴黎和纽约的商人卢芹斋（C.T.Loo）、伦敦商人约翰.斯帕克斯，都在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设有自己的店铺。日本山中商会（Yamanaka）也有分店在波土顿、伦敦和北京。
029.宋代黑釉瓜棱执壶，商人威尼弗雷德.威廉姆1948年11月2日卖出，价格45英镑。
20世纪30年代，一大批英国和欧洲收藏家，包括博物馆，决定裁掉中间经纪人，直接委托奥瓦尔.卡尔贝克帮忙，按照他们开的清单去找东西。严格说来，卡尔贝克不是一个艺术家，也不是考古专家，只是一个瑞士工程师。在1905年至1925年间，他参加了中国铁路的修建，由此对中国文化发生兴趣，收集出土器物。这个行动由位于斯妥克汉姆远东博物馆中国委员会投资，委员会主席是瑞典收藏家克劳恩.普润斯.格斯塔福.阿多尔弗（Grown Prince Gustaf Adolf）。卡尔贝克曾经在1928年被派回中国，为这个博物馆做购物代理人。那是一次成功的序曲。以后他又三次到中国，替一些由国际性的收藏者、博物馆组成的财团出面收购。他的第一次正式中国收购之行始于1930年春，最后一次止于1935年春。
030.明或宋代玉器，商人威尼弗雷德.威廉姆1946年8月17日卖给布莱尔，价格8英镑
卡尔贝克联合财团，已知由17个私人收藏家和一些博物馆组成，名单包括上面提及的最著名的一些个人和英国、欧洲的大博物馆。卡尔贝克给财团的报告具有非常生动的可读性，他描述当时欧洲收藏家的品味需求和当时的中国艺术市场的文字犹如一幅幅鲜活的画面，其中也有当时活跃的赝品市场。他的报告重点放在对早期随葬品的收集过程，诸如青铜器、玉器、陶瓷等等，它们的多数出土情况确如R.L.哈卜森悲叹的那样的属于“杂乱无章”地挖掘。总之，这些挖掘和其它的收获，在1935年皇家艺术学会展览上聚为琳琅满目的一场展览，让观众看见了中国自古以来的艺术品的整体范围。
031.钧窑八角盏
卡尔贝克给财团的第四份报告，是他第二次去中国的过程中写的，表现出这个国家的北方农村----安阳（商代首都地区，公元前1700年—前1027年）处于十分穷困危急的状态： “那里究竟是不是殷朝首都的准确位置，被农村包围的这片土地下是否存在古老的墓地？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来确定。这给农民或多或少一种感觉，他们便随心所欲做想做的事。尽管法律禁止故意盗劫坟墓，而且整个地区流传着可能受到死亡惩罚的传说，但是生活在极其穷苦的状态里的农民，为一点起码的生活条件而拼命挣扎。因此，自从商人开始为地下出土的铜器、玉器和其它东西付出更高的价钱，甚至说有农民卖出一件东西收到过25000美元等等，如此具有诱惑力的传言使农民把地下坟墓当做主要的生计来源。甚至在夏天忙于收获的时候，他们也被雇佣做这个工作。地面上看不出任何可以标志下面有坟墓的小坡或者高出点什么的地方，一夜之间就被掘开；当局也不可能对付这种状态。……一旦一个墓地被看准，他们就尽快动手。……随后这个场地就被他们用铁铲、铁镐，甚至火器保护起来；任何想靠近那里的人，来一个杀一个。……当这些挖掘在匆忙之中完成之后，许多器物自然便受到损害。……我怀疑农民是否来得及充分看清墓里的情景，陶器照例是被摔碎。”
032.磁州窑黑釉剔花梅瓶，布卢滋商行1943年11月4日卖出，价格140英镑
在1931年卡尔贝克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北方和满洲在日本控制之下。他揭露了赝品被如何有组织地大量制造的过程及怎样渗进市场：
“我经过了大连，想找到一个日本人的工厂，那工厂在制造宋代赝品，然后进行修饰。我找到了，老板还带着我参观，在那里我发现了四种类型的宋代赝品，即磁州窑、龙泉青瓷、钧窑和带点银白的唐三彩（译者注：此处原文即是将仿唐三彩归于四类宋代赝品中）。产品最后多半被分成两类，那就是在工厂就被砸掉和没被砸掉的。后者可能意味着已经被当做宋代真品那样被通过。仿磁州窑的产品确实非常象，一些罐类几乎很难识别出真假。上面也用饱满的深棕色和黑色釉来描绘花纹；环绕的部分空隙也留着不上釉。龙泉伪造品也做得很好，不过跟真品相比，还算不上非常有说服力。钧窑产品则非常差劲。唐三彩也算相当不错，特别是银锈处理得很好；不过，我找出来的唯一毛病是赝品显得暗淡呆滞。
“相当大数量的仿品就在当地直接卖出去，其中一些产品确实能够让人深信不疑。……外表看起来很有说服力，做得也很漂亮。这里我把两张石头俑的照片给你们，它在城里已经被展示给相当多的人看过。石俑的每一个特征看来都很真实，外表看来也极其令人信服，的确是最漂亮的作品；但是我相当怀疑它是仿造的。我不理解，在唐代人们已经能够用很好的陶土做人像的时候，何苦还要用石头来自找麻烦呢？有什么必要为一个墓俑增加更高的成本呢？”
033.明代五彩瓜棱壶，w.j.霍特尔私人藏品，克瑞斯蒂拍卖行1946年5月15—16日拍卖，成交价15英镑
在其中一个报告（1934年）里面，卡尔贝克对中国政府开始禁止盗劫墓地的行动相当悲哀。不过，直到卡尔贝克1935年离开中国，报告里反映的那些盗墓行动也没有结束。其他许多人继续在田野里活动着，直到二战开始，紧接着是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最后，结束了这种见者有份的行为。“好铜器和古玉的货源在北京和这里的市场都相当缺乏，主要原因是保护中国文物委员会经过南京政府支持，对挖掘墓地给予了最大力度的制止。不久之前，地方政府被南京通告，再发现地下文物将被视为政府财产，并且转运送往中央政府。这消息在商人和收藏者那里引起了很大骚动和不安。……将会发生什么，很难预测，但是看起来大多数商人有一个共同观点：今后想获得有价值的东西肯定是极其困难的事。” 034.汉代陶器，拉瑟斯顿私人藏品，1936年参加过英国皇家学会的首次中国艺术品国际展览，1948年3月，布鲁滋商行代售，价格220英镑 1935年，皇家学会在伦敦举办的第一次中国艺术品国际展表明西方对中国艺术遗产的研究和认识已经走过一条不短的路。事实上，这也更象一辆同时能载两个人的双座自行车，中国从那些最新出土文物中也重新发现了他们自己。这个结果付出了很大代价，因为西方的知识通常是用粗鲁野蛮的方式获得的，尤其是在19世纪。到了20世纪，总的来说，由于西方技术的推动----铁路建设----以及文物的出土，中国不可避免地被国际艺术市场吸收包容进去。
 035.唐代褐釉花斑双系罐，阿尔弗瑞德.丹尼尔.哈爵士的藏品，1943年7月1日由索斯比代售，弗朗克公司替布莱尔买下，价格58英镑 遗憾的是，在西方收藏者和博物馆对中国文物的强烈贪求之下，大量的文物都是以杂乱无章的方式离开中国，进入西方。对此稍有安慰的一点则是这个过程中常常有很多热心艺术的积极因素加入。这也成为一个推动力量，在更大范围里扩大了西方从18—19世纪的贸易开始的对中国艺术的欣赏，从而获得更广泛的理解与认同；中国对于世界艺术有着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贡献。 | 
雷达卡
发表于 2015-10-30 16:40:52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千斤顶
照妖镜
发表于 2015-11-1 10:51:56
楼主
哈哈，你终于看见有诗意的瓷器啦。我过了一个忙碌又可爱的万圣节爬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