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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濒临50年来最严重粮食危机 中国有何“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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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21 19:27: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20-09-20 22:14:34 来源: 侨报网综合 编辑: 吴萱仪

  【侨报网综合讯】今年新冠疫情全球流行,一度引发了国际粮食市场波动,也引发了一些人对中国粮食安全的担心。


  专家表示,中国总体上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和口粮绝对安全”,但从长远看,中国的粮食生产和消费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仍要未雨绸缪。也有专家指出,在粮食安全“紧平衡”状态下,最害怕的是市场恐慌,从而导致囤积,进一步加剧恐慌。


  


  图为中储粮大连直属库72米大跨度钢结构高大平房仓,单仓可储粮3.5万吨。(图片来源:中新社)


  高库存是底气,也是负担


  《中国新闻周刊》21日第965期报道,农业农村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粮食产量达1.3万亿斤,人均消费口粮原粮150公斤。折合成品粮计算,100公斤的口粮,就能满足一个中国人一年的消耗需求。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指出,中国目前的粮食人均占有量是472公斤,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中国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的自给率达到98.75%,不存在进口依赖问题。


  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底气,很大一部分来自粮食库存。


  中国的各级各类粮库里存了多少粮食?据统计,2019年中国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的期末总库存约为2.8亿吨,其中稻谷、小麦两大口粮的期末库存量均超历史最高水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稻谷、小麦库存均能够满足全国1年以上需求。这意味着,即使国外断供,外粮一粒不进,14亿中国人照样有饭吃。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经济研究院院长曹宝明认为,中国国内粮食储量过多,至少三年之内不存在粮食供给短缺问题。一般而言,衡量一个国家的粮食供给有两个维度,一是供需,二是产需。曹宝明表示,从产需角度,中国的粮食供给是“紧平衡”,但是从供需的角度来看,中国粮食供应是过剩的。


  一些粮食品种出现阶段性过剩,更是形成高产量、高收购量、高库存量“三高”叠加。例如,2015年10月国家粮食局就曾指出,中国各类粮油仓储企业储存的粮食数量之大“前所未有”,储存在露天和简易存储设施中的国家政策性粮食数量之多也“前所未有”。高库存之下,当时中储粮吉林分公司辖区的玉米、水稻等库存粮食严重超负荷,尤其是玉米仓库爆满,“销不动、调不出、储不下”。在河南,收储的政策性粮食超3000万吨,由于粮库仓容不足,无法再启动政策性粮食收储。


  三农专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晓山认为,粮食不耐储存,过高的粮食储备量是一种资源浪费。粮食储存之后会再有成本,从财政和库存设施来讲,粮食库存的进一步大幅增加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近十年种粮成本显著上涨


  短期或者周期性的粮食供求与价格波动,已经成为威胁中国粮食可持续增长的棘手问题之一,这在学界已经是共识。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要让农民“种粮不吃亏”。然而对于中国的粮食生产而言,另一道难题是种粮成本高,而农民的收益低。


  从投入成本上来看,江西省奇盛源农业的数据显示,一亩水稻育秧、犁田、农药化肥、收割等各项费用支出共计760元(人民币,下同)。按照亩产干谷1000斤、每斤粮价1.35元计算,每亩稻田的收益是1350元,扣除成本,每亩利润只有590元。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韩复龄在微博上贴出河北省文安县辛庄村一亩小麦的收益账单,按照亩产小麦843斤计算,每亩小麦收益是843元。除去种子、化肥、浇地、农药、播种、收割等成本,农民种植一亩小麦的净收益为243元。这其中都没有计算人工成本。


  


  图为6月5日,河北邯郸一村庄,农民开心地捧起丰收的小麦。(图片来源:中新社)


  为了应对种粮高成本的问题,中国自2004年就开始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此前,从1993年开始,中国实施了为期十年的保护价收购政策。两轮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出发点,都是推进粮食价格市场化。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都未能突破价格“藩篱”。


  个别粮食产区严重退化


  事实上,觉得种粮“吃亏”的不仅仅是普通农民,还有地方政府。


  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地方盛传“要致富,铲掉玉米是出路”,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在无形中被对立起来。钟钰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号召调减玉米改种经济作物,但首先被调减的都是灌溉条件好、坡度平缓的坝区稻田。


  粮食生产的投入不足,使得当地粮食产需缺口逐年增加。在钟钰调研的云贵2省6县市中,不论是粮食生产大县还是生产小县,自给程度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如贵州普定县口粮消费缺口达46%;贵州水城县本地水稻产量仅1万吨;云南宣威全县粮食总产大致仅够生猪饲料用量,口粮95%以上需要外调。


  由于粮食产不足需,上述六县市粮食调入数量不断增加,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东北米、河南面”是当地口粮供应的主体。中国农科院的调研报告显示,云贵两省正在从粮食产销平衡区退化为主销区,退化趋势正在加快、退化程度不断加深。报告认为,对粮食安全认识有偏差,是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


  规模化经营难题同样困扰着传统产粮区。相关数据显示,黑龙江、吉林两省新型经营主体规模经营已占当地土地面积的一半。但钟钰调研发现,黑吉两省新型主体规模化经营风险在增加。当地土地租金波动加剧,土地经营收益、补贴与土地租金的联动效应突出显现,经营好了反而会带动土地流转价格的增加。在抗灾能力方面,当地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灾害应对能力严重不足,农田基建一直缺乏相关政策的有力扶持。此外,保险保障力度低、赔付门槛高,农民获得赔付有限。


  目前中国一些产粮大省仍未根本消解“粮食强省—经济矮省—财政弱省”的窘境,“财粮倒挂”现象明显,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毛学峰认为,破解这个矛盾可能需要考虑在粮食主产区给予政策倾斜,但仅靠一点转移支付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张晓山指出,黑龙江、内蒙古等产粮大省是在为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做发展上的牺牲。对于这些产粮大省,应该建立一种回馈机制,调整分配格局,国家财政要更多对产粮大省进行倾斜。


  被跨国粮商掌握的“命门”


  8月25日,美中再签农产品进口大单。中国再次购买了20.4万吨的美国大豆和40.8万吨的美国玉米。《中国新闻周刊》从农业农村部获悉,随着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自美国进口大豆有望继续增加。


  不仅仅是大豆,中国在棉花、植物油、糖和肉类等农产品方面,每年都有大额的进口需求。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年进口额高达1800亿美元。


  中央农业农村部专家委员程国强指出,中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粮食进口国,但在全球粮食市场上,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完整且合理的供应链,且中国粮食进口来源相对集中,进口渠道较为单一。例如大宗谷物贸易,中国往往都是通过跨国粮食公司来进行采购。


  程国强认为,跨国粮商在国内的投资行为,只是遵循了商业逻辑,不应将商业逻辑政治化。相反,中国的粮食企业应该多学习国际粮商如何布局全球粮食的供应产业链体系。


  程国强建议,应鼓励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深度参与农业资源丰富国家的农业产业体系,布局仓储、物流等供应链,同时培养一些“铁杆”贸易伙伴,摆脱对传统农业出口大国的依赖,抵御可能出现的贸易风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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