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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颇族寨子来了荷兰小伙子乐安东博士(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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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9 12:23: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私家地理
在景颇寨子里的荷兰人

乐安东

2015-06-11 17:43 来自 私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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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安东1990年代来到中国,找到云南德宏州的雷弄村开始研究、整理这门语言。这个荷兰人在寨子里学语言、听老人讲创世故事、跟村里人吃香喝辣、跳舞狂欢。后来他发现能为景颇族做更多的事,和太太李旸一起在寨中从事公益活动。

1990年代的中国印象

也许因为激动吧,第一次从荷兰动身来中国前夕,我的口吃又严重了。脑子转得飞快,嘴上就是说不出。我一边逢人就讲我要去神秘的中国了,一边临阵磨枪地练习中文。1991年6月25日,27岁还在莱顿大学读书的我,终于在暑假里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而我的口吃也让北京朋友的直率给治好了一大半。荷兰人从小被要求对别人的缺陷和毛病要“礼貌”地装作没注意,而我的北京朋友就问:“你说话怎么这样?能好好说吗?”大概我就欠这种直接的刺激,居然管用了。

我说汉语一直带北京味儿,就来自那群北京哥们儿姐们儿的熏陶。他们带我深入体会了首都的生活。那时的北京城好像还不到现在的1/4大,街道上像荷兰一样,到处是自行车,不过大家把车座调得很矮,似乎骑得很悠闲;人人拿一个带毛线套的玻璃瓶喝茶,上班的职员每天还睡一个长长的午觉。后来我又去了中国很多省份旅行:火车上,在香烟、泡面和脚臭的混合味道里大家热情地聊天,总能交到新朋友;那时的丽江只有一个简陋的客栈可以住,泸沽湖还只是一个湖而已;昆明还是个可爱的小城市,整个南京还可以步行逛完。那时生活简单又缓慢,大部分路况和旅途条件都很差,班车又脏又破。当时我已经学了两年中文,能交流和照顾自己。我拼命地吸收,感到非常充实又开心,回忆起来好怀念。

乐安东在营盘小学的大榕树下。图 武传华

那次来中国还带着一个特殊任务:为我的毕业论文研究找一个讲载瓦语的景颇族寨子。少得可怜的学术资料上写着:在云南德宏州某些地方就有。那个暑假的后半段我就开始找了,一个人从昆明到德宏。我坐在夜班长途车的最后一排,路颠得夸张,为了不摔下座位,只能跟同一排的其他乘客像跳小天鹅芭蕾舞那样互相手挽手,大家随着每次颠簸一起飞起来,一整夜就这么飞起、落下,根本不能睡。第二天早上,这一排陌生人成了兄弟姐妹,好像一起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

没有网络和手机,我举着一张宝贵的地图,抵达德宏就开始到处打听,宾馆服务员和班车司机都是我的好向导。你听说哪里有景颇族寨子吗?知不知道那里讲景颇族五种语言中的哪种?第一次走进一个讲载瓦语的景颇寨,被突然出现的一群大水牛给吓跑了,当时我还不了解它们那温柔害羞的性格。最后,我遇到一位正好有休息日的赤脚医生,我俩骑上自行车,边聊边骑了几小时,终于到了他熟悉的一个村庄:雷弄。这趟沿着水田和竹林的骑行决定了我后来几十年和景颇族切不断的联系。从此我就慢慢开始讲雷弄口音的载瓦语了。

我总喜欢挑战自己,做另类的事。1989年在荷兰莱顿大学选读汉语本科,也是因为当时学汉语的西方人还很少,而且印象里这个庞大、古老又神秘的国度,只能从历史书里读到,似乎没人了解它最新的消息,我于是就想去探险一番。学了一年多后,我发现一个更“另类”的专业:藏缅语系的比较语言学,并把它选为第二专业同时进修。

比较语言学家大概分两类:一是书呆子型,喜欢在书斋里不停地分析出新理论、语言之间的新关系和迁徙分化的故事。二是探险型,喜欢实地考察,为找到语系最宝贵的活迹,钻到偏僻、艰苦的地方去。理想的比较语言学家是两种兼备,我主要属于第二种。不过所谓的“艰苦”其实要看自己的态度,对我来说主要是新鲜感和乐趣。

汉语和中国许多少数民族语言以及一些周边国家的语言都属于藏缅语系,也叫汉藏语系,包含400多种语言。从学者角度,我能做的最有价值的事,就是找个几乎没人研究过的民族语言,也就是学术空白来做。如果课题是新的,我努力做好,我就是专家。我当时蛮有野心,为自己即将开始的藏缅语系研究事业而兴奋,准备开个好头。来中国前,我在许多学术空白里挑了景颇族载瓦语,是中国境内多半景颇族所讲的语言。虽然我对此还一点也不了解,但德宏州特殊的地理和社会条件听着很诱人:在滇缅边境上,又是亚热带,多民族混居,还没有游客捣乱。就这样我选择了本科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想不到会是我后来十多年的博士研究课题,更想不到会安家在这里。

雷弄村:像疯子一样考察,像景颇人一样生活

雷弄村,是我最主要的载瓦语研究基地,也逐渐变成洒满我最浓厚感情的几个寨子之一。在雷弄山的半山腰上,往西、南、北三面望去,都是缅甸的山。1990年代,村路还是红土泥路,老百姓没有摩托车,靠走路或偶尔搭上难得的拖拉机去到远方。村里一座砖房都没有,人们住在各种各样的竹楼里。现在的景颇人跟我一样,认为还是竹楼住着最舒服:隔热好,透气又通烟,地板很有弹性,从竹编墙的小缝能看到外面谁来了,不用很大声,屋里屋外的人也可以说说笑笑,问问有什么事,吃饭了没。每座竹楼各不相同,寨子本身就是个很有看头的博物馆。全村只有几台黑白电视,邻居们喜欢凑在一起看,其实也不怎么看,主要是聊天,经常停电也无所谓。

枯燥的研究工作中,每天在乡亲家蹭饭,传统景颇菜好吃得让我幸福无比。偏素、油不多,有许多种味道很香的野菜,生拌的、舂的、煎的、剁细后包在叶子里焖烧的、竹筒里烤的,放许多姜、山姜、小西红柿、发酵的豆豉、当地特有的佐料、溪流里的小鱼虾、还有许多许多辣椒,吃起来极其开胃。在大城市,中国人老问我喜欢哪个菜系,我诚实地说我最爱景颇菜。虽然我知道对方大概根本没听说过这个国内人口才13万但勇敢能干的民族。因为地理气候原因,这里经常能吃到菠萝、芒果、木瓜、菠萝蜜或其他野生热带水果。有的很香甜,有的酸得牙齿要掉光,不过都没关系,沾上盐巴和辣椒,大大小小,红绿酸甜,都能吃得很开心。我在寨子里第一次发现连早饭也可以是辣的。对长腿的我来说,唯一比较不便的是小板凳总是矮得像从小人国搬来的。我当时没见识过中国乡村,惊讶于用牛粪种出的蔬菜长得特别好;大家很少用肥皂,碗筷冲冲就行,以水为净;没有冰箱,肉就那么挂很久才吃也没人拉肚子。我开始怀疑自己以前是不是有点过度讲究。

语言学是门挺变态的学科,要没点强迫症还真坚持不下来。我在寨子里的任务是从零开始,把载瓦这门语言从头到尾梳理、记录和描述下来,这个过程听起来就困难,实际上也是。总之,要模仿和追问一切听到的最准确的发音、琢磨听到的一切句子里每个小零件最基本的意思。懂了它们的意思才能明白它在句中的用法,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用,渐渐开始找到规律和逻辑。语言是有生命的,一切运转都有原因。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既枯燥又很难放下的过程,也经常有新发现带来的快乐和刨根问底的有趣交谈,才能让我做得不那么痛苦。不过,发音和语义的区别问得太细,常常会把“发音人”逼疯的。我主要的发音人和载瓦语老师叫排昆,当时还是小伙子、小学代课老师,是个极聪明和认真的人,他和我一起忍下了这个艰难的过程真是很伟大。
也是排昆带我去了雷弄山后更偏僻的武甸寨,拜访他叔叔跑齐干——武甸寨的董萨(巫师)。在跑齐干的客厅,被烟熏黑的墙上挂着好几套传统长刀和布包,是他在祭祀中和不同鬼神打交道时用的。我们靠在火塘边,久久地听他讲各种关于鬼神的事。老人讲了个很长的故事,关于远古的大洪水时期,很多鬼神和人类的起源。那时彩虹妈妈常常哭,因为她那被剁碎的孩子变成了我们人类无数个祖先,但他们却不认得她了,还彼此厮杀。很神奇的是,故事里除了好多沉重的成分,也包含着许多幽默。故事被前辈人无数次讲过之后,故事里鬼神的家也变成人类家中的模样,要做饭刷碗等。文化的传承真是个生动的过程。


乐安东在跟排昆学载瓦语,其他景颇村民,不少人都被安东没完没了的问题折磨得不耐烦了。图 卞晔

说起我和景颇,不能不提目瑙。目瑙纵歌是景颇族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周围许多寨子的人穿着盛装赶来参加。最主要的活动是白天在一个圆形场地,和几千人一起跟着瑙双(领舞的神职人员)进行一种快乐又隆重的舞蹈,听着那激昂的鼓声,你脚下就没法不跳舞。景颇男人都举着长刀所以我也举,一跳就是三个小时一场,参加三天至少跳四场,夜里还在篝火旁尽情跳舞、唱歌、喝酒。1995年我第一次参加目瑙,跟雷弄寨好多亲戚们坐拖拉机一起去。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其实不是一天,是根本不睡觉的两天一夜。最后,又困又累的我们挤满了几辆拖拉机一起回雷弄,好多人尤其是孩子都睡着了,我和另外几个人就一直忙着支撑或抱住快掉下车的人,我们顾不上自己的疲惫,只觉得睡得东倒西歪的人样子很滑稽。下了车,我和排昆发现自己的腿已经没法正常走路,只能用跳舞的步法跳回家去。
20多年了,雷弄变化很大。现在大家住着砖房,彩电、手机和自来水已经普遍,原始森林被砍了一些,橡胶林面积越来越大。我们已经搬家定居在另外一个景颇乡了。但每次回到雷弄,我特别享受这里很特殊的安静和舒适感。当时我抱着的小孩子都长大了,已经做了爸爸妈妈。长年留我一起住的勒度、木介一家让我感觉太亲切了,真的就是家人。我很难理解,这么多年到底是怎么一下子就过去的,每次回去还呆不够。

文化、思想间的竹桥

我在莱顿大学的博士论文早已于2002年答辩通过,1700页的《载瓦语语法和词典》也在2010年出版,但我和德宏、景颇族的感情没断过。

我一直想为景颇乡亲做点事,原来还抱着很简单的想法:在某个小学每天早上给小朋友教书,下午画画,晚上看书和作曲。但2007年,我在北京认识了后来成为我妻子的李旸并带她来体验景颇村寨后,我才开始意识到,这里需要我们付出特殊的努力,我也渐渐跟着她一起走上了创办公益组织的路。

我从没想到最初对中国和中文的好奇心,会把我引向景颇山寨这个神奇的世界和现在这种特别的生活方式:面对绿色的大山和弯弯曲曲的龙江,我和李旸亲手盖起榕树根,为景颇孩子们提供另一个家。教他们知识,鼓励发扬他们的天性。我们和几百个聪明、能干又可爱的景颇小孩一起创造着奇迹。我想我们就像不同文化、不同思想之间的小竹桥,让人们可以通过我们,踏上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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