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宏观环境的稳定需要依靠两种基石,分别是国际政治合作与全球经济交流。前者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协作,是经济事务管辖权从国家层面到国际层面的让渡(national to international)。鉴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确定规则与制裁、应急手段,才能保证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比如管理贸易的WTO,监督金融活动的IMF,以及监管银行系统的巴塞尔协会。后者体现的是空间维度的经济联系,是产业链分工的进一步细分,是生产市场与消费市场距离的扩大,是经济活动从区域到全球层面的延展(local to global)。
与应对金融危机相比,此次国际合作的成效泛善可陈。WHO的日常工作是制定公共卫生发展的标准与推进教学训练,因而恰如2008年时IMF无法独立解决金融危机一样,面对疫情的爆发也会显得手足无措。正因如此,人们才会再次寄希望于G20,希望世界主要经济体能够像当年一样领导集体行动,带领我们走出困境。但遗憾的是,3月30日的G20云会议除了带来新鲜感以外,并没有任何纲领性的共同声明。大国之间的原则性分歧,让此次会议很难复制当年的高效与决断。如果说2009年的成功合作让G20进入全球治理的中心,那么此次的失声也可能预示着其难以避免的黯然离场。国家之间各自为政,主权政府已开始逐步收回曾经向国际机制让渡的权力(international to national)。
其次,受疫情冲击的影响,全球经济连结也已发生松动,反映出另一个稳定基石也出现问题。产业链的分工本是为了利用比较优势、节省生产成本,但疫情却暴露了这一做法的负面效应。生产线的全球布局,导致只要其中一环出现断裂,整个链条都会遭受影响。更为讽刺的是,以往分工更为细致、经济合作更深入的产业,往往还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这一“教训”,不可避免地会加速企业主动寻求回撤在全球的产业布局,以构建区域内闭合完整的价值链体系。其路径依赖效应,将会使区域化逐步替代全球化(global to local),全球生产市场与消费市场都将引来深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