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汉山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扫一扫,访问微社区

搜索
热搜: 活动 交友 discuz
查看: 726|回复: 0

FT中文网: 疫情之后: 从“国进民退”到“竞争中性”?

[复制链接]

8244

主题

9798

帖子

7万

积分

版主

Rank: 7Rank: 7Rank: 7

积分
78183
发表于 2020-2-22 18:26: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大千世界 于 2020-2-22 18:42 编辑

 刘裘蒂:防控新冠病毒势必在近期加大中国政府的角色,但长期而言,政府应让民企在竞争中性环境下推进社会进程。





   2020年2月21日 00:56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裘蒂


  随着令人揪心的武汉疫情和各地复工情况,去年霸屏的中美贸易冲突,感觉恍如隔世,虽然一个月前中美才签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


  疫情爆发的时间节点在春节前后,对于国内经济造成冲击,特别是许多中小企业已经面临资金周转困难。政府势必在推动经济复苏上不遗余力,加大力度通过税收优惠、房租减免和种种补贴,加上金融政策,来扶持及刺激商业活动。但这也是政府实现支持民营企业承诺的关键时刻。


  中美贸易战的主轴,从所谓“结构”上的问题来看,其实是美国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是美国官方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之争,说到底,就是政府在整体经济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从现实里来看,就是国有经济与民有经济之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基于对于国有经济和企业的改革。如果国有企业这么牛,那干嘛还改革?


  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专家罗迪(Nicholas Lardy)在2019年出版了《国家反击:中国经济改革的终结?》。12月5日,罗迪在纽约华美协进社的一个讲座里表示,国有企业正在向下拖累中国的成长,对GDP增长每年带来两个百分点的负面影响。关于年底前国内经济学家的“保6”之争,在罗迪看来,如果没有这个“国进民退”的逆风,未来十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其实超过8%。


  前美国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在2014年就已表示:“中国的增长率早就应该修正了,使其人均增长率符合全球历史中值水平的2%。”美国福德汉姆大学法学院教授明克胜在2018年断言:“长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和投资已经被完全挖掘了,我们应该期望增长率永久性的降低。”


  但罗迪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看法,他认为推进民企的角色,强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使中国经济释放超过当下的能量。


  中国国务院在12月22日发布《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放开民营企业市场准入,并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举措,这是否会逆转近年“国进民退”的趋势?


  “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


  从政策的角度而言,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现实情况是,近年来推行的国家产业政策扩大国有企业的作用。向国有企业提供的银行贷款的份额增加了一倍以上,私人公司已经被挤出。


  罗迪认为市场经济崛起的特征应该包括:价格改革,确定私营企业的法律地位,大量信贷流向私营企业,私人公司投资份额上升,国有企业在工业和出口中被取代。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中国的制造业经济几乎百分之百是由国有企业所操控,到了今天,国有企业在生产中的比例降到了20%-25%左右,其余是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


  然而自2013年以来的市场改革呈现走回头路的迹象:银行对私人公司的信贷大幅减少,私营企业投资所占份额在见顶后下滑,国有企业的增长超过了民营公司,2015年起恢复了违反竞争原则的公司合并。


  根据以下图示(青绿色为民营企业,砖红色为国有企业), 非金融的国有企业拿到的贷款在2012年后一反之前的下降趋势而逐渐爬升,而民营企业拿到的贷款在2013见顶后不断下滑。

  而观察从2006年来的投资趋势,下面的图表显示,对民营企业(以实线表示)的投资份额在2015后开始下降,与国有企业(以虚线表示)在同时期反弹增长的趋势形成尖锐的对比。虽然这个图表的资料仅仅到了2016年,但罗迪从其他的数据观察,“国进民退”的趋势一直持续着,以至于到了2017年底,国有企业对工业输出增长率的贡献开始超过了民营企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表的数据显示,2005年到2017年间,国有企业的资产翻了5倍,但利润只翻了2倍多,资产负债率从56.1%增加到66.3%,而资产收益率由6%降低到2.6%。换句话说,生产力随着获取资金的优势而降低,信贷流向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创造利润的效率却越来越低。

     

  这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当国有企业的情况变糟时,它们得到更多的政府资金援助,而当国企拿到更多资源之时,它们创造价值的能力就变得更低。罗迪估计,由于国有企业生产率的下降和挤出私人投资,每年使中国的增长率减少1.6-2.0个百分点。


  因此罗迪的结论是,以可比价格来衡量,目前中国的人均GDP仅是美国的四分之一,表明人均GDP进一步达到美国级别之前,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潜力,但捕捉这样的机遇将需要扭转近年来对于改革的掉头。


  华美协进社副总裁、高级商务总监艾鼎德在纽约的讲座里问,最近是否有不同的迹象显示趋势的改变?比方说10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以市场化方式帮助缓解企业融资困难。


  央行行长易纲12月1日在《求是》上撰文表示,“2018年以来,针对信用收缩过程中小微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遇到的融资困难,注重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在促进信贷、债券、股权融资方面‘三箭齐发’,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为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推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研究创设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具,金融部门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


  罗德估计,目前40%的国有企业赔钱,却没有破产,谁在为它们的亏损买单?他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与政权的掌握有关。


  哥伦比亚大学金融与经济学教授魏尚进在纽约的讲座中解释:为什么有“国进民退”的现象?主要是全球金融危机削弱了民主市场经济派的势力。金融危机之际,中国在推进全球成长和维持经济稳定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因为加大了以投资基层建设带动经济,使得中国决策者意识到国有经济在执行基建上的效率,使金融体系更为稳定,给中国政府更大的自信,也因此中国政府官员很怕重蹈西方开放市场的“错误”。


  曾任保尔森基金会编辑和传播总监的艾鼎德,引用了王岐山曾经对金融危机时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亨利•保尔森的话说,“我们一直像学生一样倾听,但现在我们发现我们的老师有问题。”


  罗迪认为,虽然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与民营企业家会面,但整体方向并没有很大转变:银行不太愿意借钱给私人企业,因为国有企业有隐性的国家担保。


  魏尚进解释说,账面上80%的不良资产来自私人企业,因此银行基于现实的考虑便不愿意借钱给它们。罗迪认为,民营企业所生产的利润是国有企业的三倍,却有较高的“不良资产”,厚此薄彼由此可见,同时也形成信贷的恶性循环。


  有观众提问,如果中国的经济由更多私营企业来主导,是否“996”企业文化会形成更大的社会问题?魏尚进并不认为“996”文化是国企和民企之间的绝对差别,其实很多国企工作时间也很长。谈到企业文化,应该是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之间的差别,而不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差别。


  贸易战和“脱钩”


  罗迪认为,“脱钩”并不可能,即使有所谓“脱钩”,也是美国与世界之间脱钩,而不是中国与世界脱钩。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在10月公布的数据,在全球范围内,2019年上半年与2018年下半年相比,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减少了20%,降至5720亿美元,但中国在2019年上半年所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比2018年下半年上升了5%。


  根据咨询公司荣鼎咨询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额为68亿美元,较过去两年同期的平均水平增长1.5%。其中大部分资金流向了绿地项目,例如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这是中国第一家全外资汽车工厂。其他大型项目还包括美国基金贝恩资本对北京秦淮数据公司的5.7亿美元投资。


  这些持续的外国投资也反映了一个趋势:外国公司现在在中国逐渐采取的“在中国而为中国”策略,而不是为了满足外销市场。魏尚进认为,脱钩并不是不可避免, 而且对于美国没有好处。即使没有贸易战,中国公司也已经迈出国门寻找劳工成本更低的国家。他同时认为,其实中国并不是美国最大的竞争者,从产业的竞争能力来说,他认为德国和日本才是美国在产业链方面最大的对手。一旦中美之间脱钩, 反而会使日本和德国得利。


  罗迪也同意贸易战对美国不利:贸易赤字反而增加,制造业的工作持续缩减。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正在下行?罗迪首先澄清,中国的经济虽然面临下行的压力,但2019年在全球贸易的占比反而略增。2019上半年全球贸易下降3%,中国对外贸易基本持平。


  罗迪认为,其实导致中国经济下行最重要的因素是资源配置问题和信贷的降低。数字显示,中国的出口基本持平,但之前在去杠杆的政策下,中国的信贷增长率比之前降低了三分之一,2018年信贷占GDP的比重首次没有增长,显示政策制定者的明智。但私人企业在信贷停止增长的情况下,更需要仰赖影子银行。而由于对影子银行监管不够,形成更多系统性的风险。


  谈到中国的创新经济,罗迪认为衡量创新的标准,经济学家会用“总要素生产率”(TFP),也就是以总产出(例如GDP)与总投入的比率来衡量。从1980年代初期到全球金融危机为止,中国有非常高的总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劳动力的增长仅仅贡献了10%,更多的增长源自于生产率增加、创新驱动以及劳动力的优化。


  然而过去10年来中国的总要素生产率逐渐降低,明显地有别于之前的增长趋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2.25%,仅为全球金融危机前十年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实际上,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可以解释近年来GDP增长率大部分的下降。


  罗迪认为这极可能和国有经济重新受宠,取得更多资源有关,大多数的创新来自于民营经济,当民营企业受到挤压,整体经济的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随之降低,这和“国进民退”是一体两面。


  “竞争中性”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11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文,标题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提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和“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就是说,既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也要发展民营企业。


  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同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且“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鼓励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我问罗迪如何解读刘鹤的文意,他认为,“竞争中性”应该是最主要的因素,也就是如何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真正公平地竞争。


  国务院12月22日发布的《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正是想给民营企业家信心,肯定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面对的各种障碍和隐性壁垒,消除在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等方面不平等的待遇。


  那么政府应该在国家经济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最近也成为美国经济学家辩论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存在缺陷。为了反击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学者倡导美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政府出面主导更多经济方案。


  但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彭在新书《大逆转:美国如何放弃自由市场》中指出,美国经济的许多关键问题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缺陷或全球化的必然性,而是由于公司权力的集中。通过游说反对竞争,最大的公司在提高利润的同时降低了工资水平并限制了投资、创新和增长的机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新书《人、权力和利润:不满时代的进步资本主义》中也警告,美国经济及政府正朝着寡头大企业倾斜,少数公司已经主导了整个经济领域,金融业设法制定自己的规则,科技公司在很少监督的情况下积累了大量个人数据,太多人通过剥削他人来创造财富,因而加剧了不平等现象和增长缓慢。这本书探讨政府如何在“进步的资本主义”下扮演新的角色,确保市场为公民服务,而不是相反。


  罗迪认为政府可以在支持基础科学研究上扮演关键作用,近年来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补助下滑,甚至限制基础科学研究的交流,都不是明智政府所应该有的行为。


  防控新冠病毒势必在近期加大中国政府在社会和经济运转中的角色,但一旦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长期而言,政府除了积极推动公共卫生和基础医疗设施的重组之外,也应该支援基础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并让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市场化的建设,在竞争中性的环境下推进社会进程。



一直被朋友称为小博士。其实就是书读得多一些而已。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汉山网    

GMT-5, 2024-3-28 03:48 , Processed in 0.086556 second(s), 24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