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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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凯思：我们应寻求一部客观的历史，能够解释近现代中国在整个历史上的建立历程，能认识到一些关键制度的连续性。




　　2020年1月10日 17:06 余凯思 为FT中文网撰稿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是停滞的。它平静地发展着，古老的原则没有被任何外来原则所取代。这样一个孔儒社会似乎并无活力，因为它仅对维持稳定与既有秩序感兴趣。但是，即便如此，当它被历史洪流裹挟着走向现代化时，或许更会经历自身独一无二的路径。因此我们应寻求一部客观的历史，能够解释近现代中国在整个历史上的建立历程，能认识到一些关键制度的连续性，并揭示出其面临的长期问题与持续性挑战、以及其在国际舞台上应引发深思的突出地位。


　　在最基本的分期考察原则下，1644年建立的大清曾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欧陆帝国，也是近现代早期世界最大最高效的经济体之一。清初时代显示出强大的军事实力、物质财富和社会稳定；其经济虽仍以农业为主，但已日益商业化，其支撑了领土和人口的大规模扩张。并且，全球性联系也推动了商业革命，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它的某些行业（纺织、钢铁和陶瓷等）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行业之一。


　　在此期间，一系列高效与先进的制度曾使中国社会蓬勃发展，这包括皇室政府（一个高度复杂但却有效的行政组织）、科举制度、社会福利与自由市场制度等。其中许多制度是建立在习俗制度之上、根据非正式规则运作的，而非正式法律条文。但是，这些发展总的来说不仅塑造着中国，也甚至助力于塑造一个以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早期近现代世界。


　　然而，1830年之后，随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全球经济的变化，中国开始陷入不断扩大的经济危机、制度落后与军事动荡之中。这使它无法继续依赖自己的历史遗产，在世界上的地位急剧下降。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大规模叛乱、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都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实力。中国的技术发展也开始落后于西方。这些事件和因素标志着中国进入一个“屈辱的世纪”，其特色是无休止的战争、占领和革命。


　　在衰落期间，中国变得如此贫穷。大多数人尽管工作时间超长、收入极低、饮食不足，却也无法积累资源或资本，也无法获得任何福利。由于财政收入急剧下降，大多数政府机构也陷入瘫痪。总的说来，19世纪中国自由落体式的衰落在于无法继续利用其历史优势，以抵御社会动荡与帝国主义的入侵。而这主要是由于在世界竞争体系的变革中，旧制度本身的缺陷与政治的相对落后。


　　尽管如此，中国却在1870年之后展现出非凡的复原力。习俗制度所赋予的韧性使它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持领土的完整，这为它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领导者试图改革和重建现有制度。最初依靠的是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计划，重点是国防工业和基础设施。但是，由于体制改革的早期努力为时已晚、并且作用有限，这使得大清王朝体制活力的恢复并没有成功。


　　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清政府才在教育、军事、经济和政府领域进行了更深入的制度改革。慈禧太后的新政引入了宪法和法律改革、议会政府、地方选举、法院系统、高等教育、经济和金融政策、最新的交通运输以及外交事务管理、税制改革等，并组建了新的军队。这塑造了中国的现代化政治议程。


　　其中，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崛起尤其为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带来军事化色彩。当军官与学员也不满清王朝并支持民主共和时，他们就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力量。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中国于1912年成为亚洲第一个真正开始“重建”现代民族国家和公民的共和国，一些新制度被继续创立，以期塑造一个强大的国家。但随后中国却落入地方军阀的长期统治期，其首先偏重于军事能力的发展与建设。


　　但是，在经济方面，中国在20世纪初期就已变得越来越有弹性，特别是在通商口岸。历史学家将之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上海成为亚洲国际贸易中心和商业枢纽，也是中国第一批中产阶级的家园。这体现了古老中国的现代性承诺与希望。


　　1928年，当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在南京重建后，制度建设也不断得到改革和加强，着重点也逐渐从改革转向创新。作为其中一部分，中国政府力图取消传统制度，并以新制度取代，以重新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在此期间，中国建立了许多新的政府机构，建立了现代银行系统，并通过了许多有关国家和经济的新法律。中国还向新思想敞开了大门，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高等教育体系，包括强大的国立机构和富于创造力的私立机构。外国赞助的学校和机构为其提供了不少帮助。


　　考察其结果，这些制度建设确实促进了适度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尽管成功仅限于沿海城市地区。尽管这些努力从长远来看或许能使中国成功地摆脱贫困，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爆发的内战却阻止了这一发展。日本入侵及国共战争使这一成效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战争和内乱继续阻碍体制改革，以致大大延迟了中国进入已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工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全球舞台。


　　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共产党便开始了更进一步改造中国社会的尝试。首先，当1950年代最终实现民族团结模式之后，中国便引入了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一种变体，以继续进行新的、更强大的体制结构性建设。为克服大清政府末期的软弱与无力，民国曾对国家权力进行强力追求，这一特色在毛泽东领导之下继续得到了延续与加剧。新政权创造了庞大的政府机构基础设施，并改变了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的平衡，使利益输送转而更为支持中央国家。


　　在这些措施下，中央权威和国家治理能力得到恢复，中国展现出了制定、实施和监督全国性政策举措的能力，这是自清朝灭亡以来首次引起乡村层面的共鸣。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自己和国家概念植入社会，并发展了深厚的根基。通过农村集体化，国家能从庞大的农业经济中重新分配资源，以发展重工业国防、基础设施，教育和基本福利等。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渗透到基层，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开采资源，但其取得的成功却存在高度不平衡、不完整的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官方文化与非官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仍然存在，城乡利益之间的鸿沟也在扩大。旧的社会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被消除，但却很快被新的不平等所取代。这个社会的争执、冲突和暴力能力并未根本性减弱，其不利方面在1960年代就已显露：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雄心勃勃的倡议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和生命损失，颠覆了1950年代初取得的许多成就；并且，这个时期的中国也未能解决贫困、环境恶化和技术落后等长期而来的问题。在最初30年里，新政府似乎更在意于摧毁旧制度而非建设新制度。毛泽东或许意在进行国家和政治制度的革命，但最终并未完全成功。


　　尽管如此，在文革期间，官僚国家的“封建残余”遭到扫荡，新的中间指挥部崛起，这使后毛泽东时代的新行政精英们崛起成为可能，他们自此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性因素。


　　自1978年以来，中国从前三十年的毁坏性政策中脱颖而出，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复兴：文化大革命的中止与邓小平的新实用主义领导使一场根本性的变革成为可能，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取得了成功。这固然应主要归功于经济导向，但同时也因为：这个社会至关重要的制度性变革具备渐进性和实验性。


　　譬如在1980年代，改革的重点是复兴市场经济和农村增长。在1990年代，私有化则得到重点推动，国有企业转变为以利润为导向的公司。因此中国的崛起是通过政策的根本变化以及渐进的制度调整来实现的。但这还取决于现有制度深厚的历史渊源，譬如中国在行政管理经验、复杂的市场及教育方面的传统。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一种分散性、包容性的经济体制结构出现了，旨在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公民繁荣因此取得了真正的进步：数亿中国人随着平均收入的急剧增长摆脱了贫困；以包容性和开放性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还释放了私营企业、创新了公司和市场，使中产阶级的总数达到3亿左右、其消费欲望也越来越高。这一发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减少了对农业的依赖，提高了工业生产与服务行业的份额。同样重要的还有中国在世界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扩大投射影响力的雄心壮志。


　　但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更深度的挑战却也接踵而至：譬如，中国尚未改变其政治体制，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一党制国家，仍习惯于通过强力的传统来平息民众对政治参与和民主活动的要求。1989年的事件，加上高层腐败的蔓延，破坏了一党统治的合法性。作为回应，高扬的民族主义、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持高速发展，以及严格的反腐败运动等等，都旨在大力加强其合法性。


　　然而，作为经济改革的后果之一，相关的社会不平等和环境恶化等因素仍然加剧着人们对其可持续发展性的质疑。社会紧张局势和冲突有时上升。在广泛而迅速的变化中，一些激烈的辩论也经常质疑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在突发事件前，源于焦虑与不确定性的不安感也有时笼罩着未来的前景。


　　在所有最关键、最焦虑的问题与讨论之中，其中之一在于：对于旨在以某种方式服务于更为广泛的公共目的之制度而言，相对于政党主导的国家，其自治的适当水平是多少？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否足以应付其多元化的社会和充满活力的经济？其微妙的平衡行为还可以维持多长时间？这值得所有希望与关注中国社会继续发展的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