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甜蜜”掩盖不了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

夺标

朱煜：“秀甜蜜”掩盖不了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

在领土政策方面，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持现状共同开发就是中国政府的底线，只要不挑战这根底线，中国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一旦僭越，造成对中国领土的实质性侵犯，我们要坚决采取强硬措施予以还击。

　　近段时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使中美关系成为舆论的中心议题，哪个圈子都想上说几句，尤其是媒体界更是火力全开，无间断报道，仿佛中美关系随着这次国家元首会晤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新的生态。诚然，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国家领导人的密集接触，“瀛台夜话”、“白宫漫步”对中美关系增信释疑很有帮助，但不能把中美常态化协调机制的一次重要实践粉饰成跨越式、历史性会晤。应该看到，两个大国在世界面前“秀甜蜜”的背后，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会因为这次重要访问而消弭，双方在争夺新一轮全球经济治理规则话语权、中美经贸摩擦、地缘政治等方面仍在博弈。

　　全球投资贸易规则体系加速重构，中国却被排除在外

　　WTO多哈回合谈判在农产品贸易、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等深层次议题踌躇不前，美国决心绕开WTO重构区域性和全球性的投资贸易规则体系。在太平洋重拾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以开放的姿态吸纳区域主要经济体加入谈判，anyone but China。TPP谈判国家数量的增多让中国察觉到被边缘化的危险，也曾表达过加入谈判的意愿，但美国提出近乎苛刻的前置条件，这当然遭到中国政府强烈反对。TPP一旦达成协议，货物贸易完全零关税和成员国之间一系列互惠措施，对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无异于增加了许多非关税壁垒。要知道，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在萎缩，制造业产能过剩仍未纾解，加之美国力推“制造业回流”，国内外因素叠加使中国外贸有失速隐患。还要注意TPP的“拆台”效应，如果其成为亚太地区经贸合作的主流范式，东盟10+3、APEC等既有合作机制有可能形同虚设，以往的东亚合作靠“小马拉大车”，小马万一拉不动了，还得靠大国组织洗牌，美国正在亚太扮演这种角色。再往西看，美国正与大西洋对岸的欧洲积极谈判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谈判内容也比WTO更有开放深度。全球服务贸易蓬勃发对各国服务业开放提出新要求，美国主导TISA谈判进程。因此，TPP、TTIP和TISA成为美国全球经济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棋子，企图用制度锁定中国崛起。应该看到，中国产品需要欧美市场，一旦欧美合谋制定出全球通用的经济新规则，中国产品要继续进入发达国家的关境，我们将受制于人。

　　“订单外交”缓解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化

　　中国长期保持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让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找到口实，他们指控中国操纵汇率、实施不公平竞争的产业政策，通过国会游说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产品频繁启动“双反”措施。选举政治属性决定了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化具有周期性特征，每当总统大选和中期选举，破坏中美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杂音总是盛嚣尘上。内阁与国会也总在讨价还价中寻求利益汇集的黄金平衡点，美国财政部屡次未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国也采取外汇储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和采购美国大客机等措施予以回应。此次习近平访美，参观波音公司商用飞机制造厂，鼓励波音公司进一步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多做贡献，中国还与波音公司签订了价值380亿美元的飞机订单。从这方面看，“订单外交”是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内涵，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开放策略，中国巨大市场利益使跨国公司作为中美关系的战略支点，通过国际合作中惯用的议题联系，使中美关系的大船不至于太偏离航线。然而，中国在应对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化问题时，也做出了一些让步。比如，在资本项目不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大量贸易顺差使人民币市场需求增加，汇率上行，但中国要控制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央行必须发行人民币对冲本币币值抬升的拉力，国家手里就有了以美元为主的巨额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在国内不能使用，只能投资美国国债，日积月累形成了中美经贸关系中的“金融恐怖平衡”，使美国贸易逆差转化为中国对美国的债权投资，金融共生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深。再比如，中国实施“大飞机”战略，从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视角看，在初期阶段，国内民航客机市场就应该成为国产大飞机提供培育土壤。然而，当中美关系需要用“订单外交”来润滑时，这种策略就和产业政策的政治逻辑相悖了。

　　地缘政治挤压中国的战略回旋余地

　　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趋于务实，逐步收缩阿富汗、中东等反恐前沿阵地的军事力量，战略上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加强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关系，拉拢印度、澳大利亚等大国与美国一道介入东亚峰会，在钓鱼岛、南海等领土争端上隔岸观火，甚至添油加醋，唯恐天下不乱。这些现象反映出美国要在亚太扮演“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lancer)”的外交理念。纵观几百年大国兴衰和霸权更替历程，常常出现的新兴大国崛起与现存霸权国家和世界体系发生正面对抗和冲突的教训，令美国确信，在国际政治大棋局中不允许出现“棋逢对手”的现象。美国的加入，正在解构以往东亚合作“小马拉大车”的推进机制，不仅积极参与地区议题设置，甚至在投资贸易自由化议题上“另起炉灶”，TPP便是明证。应该看到，如若中日韩长期无法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释怀，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难有进展;站在东南亚国家角度看中国在南海问题日趋强硬的态度，其是否会加剧对中国崛起的恐慌，值得中国决策层严肃深入去“换位思考”。

　　中美俄三角关系的互动也耐人寻味：当美俄关系进入“蜜月期”，中俄向心力就弱;当美俄关系剑拔弩张，俄罗斯在国际社会陷于孤立时，中俄关系就加深。其实就经济层面而言，除了能源，中俄经济结构互补性基础不足，中国更需要美国市场，因而维系中俄关系发展的“美国因素”尤为重要。美俄在克里米亚和叙利亚问题上针锋相对，中国深切感受到美国的战略围堵，在此时间节点上，中国视俄罗斯为可以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这就使中国在一些国际安全议题最大可能地与俄罗斯保持步调一致，又为中美关系蒙上阴影。因此，美国的存在既为东亚合作结构嵌入“离心力”，又是中俄关系的“扰动因子”，地缘政治矛盾相互交织，限制了中国外交自主性。

　　基于中美关系现状的政策启示

　　当然，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一些重大国际和双边问题上达成共识，为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增加积极、确定性因素。但在新的起点上，崛起困境也好，增进互信也罢，我们更需再三冷静，深入分析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的解决路径。

　　我们要清醒认识到意识到中国现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第一要务，中国拥有13亿人口，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也是我们应对国际形势风起云涌的富国之道。

　　美国的战略围堵，我们不能被动应对，而要以开放的主动赢得竞争的主动，继续实施自贸试验区战略，深入研究高标准全球投资贸易规则，主动接轨，还要建立包括“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制度、以大通关体系建设为重点的贸易便利化制度、以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为目标的金融制度、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导向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的全局性制度创新框架，同时积极推动与贸易伙伴国的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BIT(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用局部突破凿开美国的制度围墙。

　　“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架起廊桥，主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全面铺开提供资金渠道。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展示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主动姿态，但也引起美国误会这是中国意欲挑战体系的重锤之举。政治互信机制亟需建立，中国主导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可以与IMF、世界银行保持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这有利于让美国相信亚投行等机构是国际金融体系的补充，而不是取代。

　　在处理国际问题上坚持底线思维，中国政府一定要向国际社会传递强烈、明确的信号，哪些红线是不能碰的。在领土政策方面，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持现状共同开发就是中国政府的底线，只要不挑战这根底线，中国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一旦僭越，造成对中国领土的实质性侵犯，我们要坚决采取强硬措施予以还击。

　　两国元首“不打领带”的外交，画面很温馨，奠定了高层良好的沟通基础。在奥巴马总统任期还不到一年半的情况下，接下来更需要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做一个5年、10年规划，维持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联系机制的连续性，确保中美关系不出现大的波动。习主席访美已近尾声，中美关系的赞歌可以休矣，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中美关系的矛盾和进步，如果还沉浸于“甜蜜秀”的回忆，那更多是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煽情罢了。

　　(作者系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