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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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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0 19:03: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9-04-11    

  “苏湖熟,天下足”(亦曰“苏常熟,天下足”)流行于宋元时代,“湖广熟,天下足”则流行于明清之际,这两句略带夸张的谚语表明了苏常地区和湖广地区的粮食生产,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居于全国的重要地位。


  “苏湖”即苏州、湖州,代表的范围就是现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其源流可上溯至古代的吴越文化。“湖广”则是指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地区,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从稻作起源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国人引以为豪的浙江余姚河姆渡稻作遗址,距今约七千年。但两湖地区也有令人惊异的湖南澧县彭头山水稻遗址,距今八千年。这表明两地的稻作文明可能是各自独立起源,且发展难分伯仲。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荆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一度领先于吴越,只是后来荆楚经济渐衰,而吴越经济日盛。


  从唐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重心不断南移。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旱地农业,逐渐被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田农业所超越。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由于北方劳动人民为了躲避战乱而大量南迁,以及稻田耕作经验的传播,促使这一地区的农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经过五代和北宋两百余年的持续发展,江南农业生产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地生产的粮食成为国内主要的商品粮来源。于是,从南宋中期开始,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


  最早记载“苏湖熟,天下足”这一谚语的是宋代范成大,他在《吴郡志》卷五十《杂志》中记载:“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又曰‘苏湖熟,天下足’”。《吴郡志》成书于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可见这一谚语在绍熙三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而陆游在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撰写的《常州奔牛闸记》中又说:“方朝廷在故都,实仰东南财赋,而中吴尤为东南根柢,谚曰‘苏常熟,天下足’。”在此,湖州,换成了常州。可见此时在陆游眼中,常州的农业生产水平超过了湖州。而早在宋仁宗景祐初年,在《范文正公集》卷九《上吕相公并呈中丞咨目》中,范仲淹就指出“苏、常、湖州,膏腴数千里,国之仓庾也”。无论是“苏湖熟,天下足”,还是“苏常熟,天下足”,这一谚语背后表明以苏州、湖州、常州等为核心的江南地区所生产的粮食,不仅能满足本地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还有大量富余,足以保证中央政府的调拨并供应外地。


  其实,宋代江南“鱼米之乡”的形成并非易事,因为这一带虽然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但地势低洼,洪涝频繁,有时也会出现持续干旱,还容易受到台风和海潮的影响。只是自晚唐、五代以来,不断兴修水利,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排灌系统,特别是自宋高宗至宋孝宗时期(1127——1189年),兴修太湖地区水利,在昆山、常熟以北,开河口导湖水入江海。孝宗时,于太湖出口处,设置闸门调节水量。滨湖低田,高筑圩岸,以御风涛。由于水利浚通,排除了严重水灾,使低田与高田尽得灌溉。


  此外,江南农业生产水平到宋代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随着江南人口增加,土地有限,逐渐形成了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的传统。北宋初年,从今越南引进的早熟双季稻已在江南推广,使得水田的复种指数不断提高,农作物一年两熟,上田亩产达五六石,土地利用达到极致,史料记载云“耕无废圩,刈无遗垄”,遂使苏湖一带成为南宋农业高产区。对此,宋人高斯德在《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中曾云:“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虽遇旱暵,可保无忧。其熟也,上田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


  然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却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并且此后再也没有改变。显然,以今天湖北、湖南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平原已经取代苏湖常,成为全国商品粮的基地。


  “湖广熟,天下足”这一民谚究竟始于何时?目前所见明人何孟春《余冬序录》卷五十九《职官》中有“今两畿外,郡县分隶于十三省,而湖藩辖府十四,州十七,县一百四,其地视诸省为最巨,其郡县赋额,视江南、西诸郡所入差不及。而‘湖广熟,天下足’之谣,天下信之,盖地有余利也。”此文作于弘治年间,据此可知,“湖广熟,天下足”这一民谚至迟在弘治初年已经在民间出现。到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湖广熟,天下足”这一民谚便从民间走入宫廷,屡次出现在皇帝谕旨和大臣的奏折之中。如《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载,康熙帝在给大学士的上谕中有“谚云‘湖广熟,天下足’,江浙百姓全赖湖广米粟”。《雍正朱批谕旨》记载雍正八年(1730年)鄂尔泰奏云:“湖广全省向为东南诸省所仰赖,谚所谓‘湖广熟,天下足’者,诚以米既充裕,水又流通之故。”


  明清时期,湖广地区之所以能取代苏常地区,成为新的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主要得益于江汉——洞庭湖平原垸田的兴盛,使得广大低洼地带得到了较好的开垦,扩大了耕地面积。垸田系围垦河湖淤积的洲土而成,腐殖质含量高,田地肥沃,一岁两收,产量可观。明代是江汉——洞庭湖平原垸田空前发展的时期,在明清“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浪潮中,随着大量移民进入湖区,成为推动垸田发展的生力军。嘉靖年间,潜江县的堤垸由成化年间的48垸增加到100余垸,天门县堤垸也在70处以上。到了清代,堤垸更是星罗棋布。与此同时,两湖地区双季稻的推广和轮作复种制度的普及,进一步提高了两湖主要粮食产区的土地利用率,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从而使得两湖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区,并保证了商品粮源源不断地运往其他缺粮省区。


  优越的地理位置,地居长江大动脉中段的便利的交通运输,使得湖广获得了“天下足”的殊荣。从明代开始,包括江浙在内的广大地区,开始购买湖广米粮。明人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就曾指出“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到了万历年间,更是“(荆楚)鱼粟之利遍天下”。明末甚至出现“吴以楚食为天”的说法。到了清代,江浙一带市场上的米粮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湖广以及江西米谷运到的多少。康熙皇帝在南巡过程中,曾经就江浙地方米价高昂的原因询问,“百姓咸谓数年来湖广米不至,一致价值腾贵”。清代湖广地区的米粮,不仅接济江浙一带,其他如广东、山东、陕西、山西诸省,亦屡见有受济于湖广的事实。


  曾经作为全国粮仓的江南地区,何以到了明清时期需要依赖湖广地区的米粮?这背后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人口与耕地的因素。从人口密度上比较,明清时期湖广地区的人口密度远低于江浙地区。明洪武年间,江南、浙江、江西三省以七分之一的土地,集中了全国二分之一的人口。当时的人一致认为,长江以南人口的分布是“最稀者湖广,最密者江浙”。而随着江汉——洞庭湖平原的开发利用,湖广人口虽有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仍然大大超过江浙。二是商品经济和农业经济结构的因素。明代苏松嘉湖地区,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业种植结构中,棉花种植比重和蚕桑经营的扩大,大大压缩了生产水稻的耕地面积。据统计,以上海为中心的广大植棉区,用于种植棉花的耕地达到50%,太仓州达到70%,嘉定县更高达90%。不少农家也开始依靠商品粮生活。加上棉纺织业、丝织业的发展,大批手工业商业市镇的兴起,江浙一带非农业人口数量剧增,加剧了粮食缺口的态势。


  因此,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取代了宋代江浙的经济地位。如果将两个谚语的经济、社会背景加以具体考察、比较,则能反映谚语背后特定的经济现象和深刻内涵。两个不同时期产生的谚语,它们之间是一种历史的承袭关系,也就是说,明清时期的江浙和湖广地区,其农村经济结构的演变是相辅相成、次第进行的。当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将经营重心转向经济作物种植,进入城镇成为工商业者之时,依赖的正是以两湖平原为代表的地区的米粮供应。或者说,两湖平原地区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正是因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经营重心发生改变而提供了机遇。两者经营重心的次第变化虽说是当时经济条件下,专业生产在不同地区的理性分配,有利于全国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但这两个地区的发展却相差了一个层次,并对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就是说,两湖平原农民以水稻种植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支持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结构的逐渐转型。由此可以想见,江南的商业和城镇不断膨胀侵蚀了农业的发展空间,先前的大片农田雨后春笋般出现一座座城镇,水稻种植的重心向西转移,“苏湖熟,天下足”由此变成一种历史,“湖广熟,天下足”跃然纸上,显现出明清时期湖广地区农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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