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7日,天津港七号门前,施工人员已搭起脚手架,开始对受损建筑进行修缮,对破损严重区域进行拆除维修。(CFP/图)
2014年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订之后,国家级环境应急预案第一次启动。
此次处置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代价,以风险防控为核心的常态化管理亟待建立。
在追查爆炸事故之余,天津港还有另一个战场:环境应急与修复战。最高峰时,爆炸点方圆5公里范围内,聚集着上千名环境应急人员。
这亦是中国环境应急力量的大阅兵。与十年前震惊国人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相比,参与者的一大感受是:从仓促走向从容。
天津港的那两声爆炸已经过了一个月。
作为中国北方第一大港口,挂着“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禁止通行”标识的天津港依旧繁忙。为了给事故清理车辆留出通道,多条道路禁行,来来往往的集装箱车辆在宽阔的泰达大道上挤成了一列“火车”。
扭曲的集装箱残体和破损的门窗还会勾起人们的回忆,而在周遭的环境中,爆炸泄漏的剧毒品氰化钠则是看不到的恐惧。它们可能会循着空气、水体和土壤,不断蔓延。在潮湿空气中,这些白灰色粉末会缓慢发出剧毒、易燃的氰化氢气体;在水中,它们像盐巴一样极易溶解,继而渗入土壤甚至地下水。
这是2014年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订之后,国家级环境应急预案第一次启动。700吨氰化物被确定有500吨遗留于现场,如此巨量剧毒物,这也是中国环境应急队伍遇到的罕见挑战。
上千名环境应急人员,各地驰援的环保企业,上百个监测点位,24小时捕捉氰化物的踪影。2015年9月7日,天津市环保局网站刊文:“截至目前,没有发生环境污染问题,环境应急监测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这次应急和历史上其他事件不太一样,过去或多或少都有些影响。但这次事故区排放的污水没有问题,马路上的积水取样也没有问题。”同一日,环保部应急办主任田为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这场国家级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战已历时近一个月。不过,爆炸核心区那一摊高浓度废水,土壤和地下水的环境修复,仍是一场以月,甚至以年来计的持久战。
诊断瑞海物流仓库的所在地在浅滩上填海建成,视野辽阔,空气扩散条件好,城市里难以见到的鸟儿时而成群掠过。这里距离天津市区50公里,距离入海口2.5公里,距离最近的居民小区600米。
2015年8月12日23:34,瑞海物流仓库的两声爆炸震碎了2公里外的橱窗,也将堆积于此的危化品抛向空中,落入沟渠和大地。污染物在气、水、土中散开,急需进行环境监测。
在爆炸后的一个多小时,天津开发区环境监测站就给出了第一组空气监测数据。在爆炸前3个月,为应对化工区偶尔的起火和小爆炸,这个只有10个人的监测站恰巧购买了一台便携式气象色谱质谱分析仪。“爆炸在我们的东侧,我们比较谨慎,从远处逐步推进监测,浓度不高,再往前走。”站长卢钢说。
爆炸后半小时,滨海新区环境保护和市容管理局塘沽监察支队到达了距爆炸点仅200米左右的核心区域。夜间,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的监测人员在烟雾和刺鼻的气味中,戴着防毒面具安装了监测设备。
环保部也在第一时间部署了行动。13日凌晨,在部长陈吉宁的委托下,环保部副部长翟青带着环境应急人员和专家组赶赴现场。13日下午的第一场发布会上,天津市环保局局长温武瑞通报了环境应急监测的结果。
然而第一时间启动的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没有带来赞誉,事故原因还在调查时,环保部门便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公司的环评报告首先被“揪出”:对于报告中“100%的公众认为项目位于北疆港区内,选址合适”的结论,周边居民回应却非如此,并表示“谁也没见过这个东西”。
对于路面的泡沫和爆炸附近河道的死鱼,人们产生了联想。官方回应水中的氰化物均达标,鱼体内也未检出氰化物,鱼类的死亡主要是缺氧所致。
人们仍有质疑,环保组织用试纸检测出氰化物。虽然检出不代表超标,但以“与官方不符”为标题的媒体文章被传开。还有人在微信群里抱怨:“如果没有毒,专家能不能把这条鱼吃了,或者把泡沫的水喝下去?”
“政府说话没人信。”数次出现在发布会上的天津市环保局总工包景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很无奈。
驰援核心区的污水被判断氰化物最高超标800倍。诊断之后,“受伤”的环境要赶紧治疗,同时,环境监测仍需进行,环境应急的队伍不断增大。
在天津的环保部门之后,天津的环保企业接到了调令。在爆炸后的第二日凌晨,位于塘沽的鑫宇环保公司运来了应急的水处理集装箱。“惨不忍睹。”公司负责人张德强不愿意再回忆当时场景。天津合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也同时接到市环保局任务,出动二十多辆罐车,每天往返运输30到40趟,将废水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