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迄今为止的中美贸易战,许多机构和学者从技术角度进行了分析。一个似乎得到众多认同和响应的看法是,鉴于中美贸易结构的不平衡,中国出口美国的数额远大于美国出口中国的数额,因此,中国的损失将显著多于美国。故建立在此看法之上的对策建议是:中国应该满足美国对中国市场开放的要求,减少政府对国企的补贴和经济干预,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笔者不是经济专家,但赞同上述建议。对中美贸易战,一个被忽视的视角的是,如果我们不从贸易战本身,而从有利于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角度看,我认为,如果中美贸易战真正开打(现在还处于互相叫板阶段,或者小试牛刀阶段),短期对中国不利,然从中长期看,只要中国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中国民众和当局都将从中受益。因为过往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只有在外部压力足够大、环境足够糟糕的时候,中国才会向外部开放市场,由开放进而倒逼国内改革。除非像在改革初期那样的特殊形势下,否则,单有中国国内压力,在已经形成强大利益集团阻力的情况下,是不足以推进改革和开放的。
另外,如果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中普遍衰败,中国经济成为西方资本的附庸,肯定也不行,改革开放一定要促进中国企业的发展壮大和中国经济的健康成长。而过往40年的历史同样证明,无论国企和民企,中国企业并没有在开放中被打趴下。相反,中国企业,特别是一批有竞争力的民企,发展起来了。
不妨回顾历史。中国改革开放大概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改革发起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改革深化阶段, 2001年以中国加入WTO为标志的全面改革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是被普遍的贫困和温饱问题所逼,所以改革是从农村起步。那时外部环境也对改革有利,中美建交正处于蜜月期,中日和解,中欧关系也得到改善。尽管如此,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却显得小心翼翼。这是因为中国刚从文革走出来,对外界非常不了解,怕开放程度过大颠覆自己的制度。
第一阶段的改革到1989年结束。此后经历了三年治理整顿,改革陷于停顿,有限的开放也重新关上。这当然是受西方对中国的全面制裁影响。此种情况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经济增长急剧下降,人民有可能重陷贫困。初步尝到富起来甜头的民众自然不会满意这种状况,但保守的利益集团利用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和封锁想把中国再次引向锁国状态,两者势必会产生矛盾,时间久了,矛盾会扩大。看到这种危险,邓小平用传统的南巡方式,打开改革缺口。第二阶段的改革,向外部开放市场的力度明显比第一阶段要大,各地纷纷向外招商引资,国外企业蜂拥进入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可以说,此一阶段的改革即便不是由开放倒逼,至少其力度和改革一样大。
1992年的改革释放了中国的市场活力。但它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以前处于封闭状态下的国有企业,面对内部初长起来的民企以及外企的竞争压力,显得老态龙钟,毫无招架之功。彼时国企仍然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支柱如倒下,中国制度就有可能坍塌,很多人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国企的。然而,重新保护国企也不可能,国家的财力无力承受。鉴此,只有谋变。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对国企实行壮士断腕式的“抓大放小”改革的深层背景。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也使得外国资本要求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而中国经济出口导向的结构,也需要世界市场。所以,谋求加入WTO,就成为中国的现实选择。
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改革进入第三阶段。对加入WTO,中国当时争论很激烈。以国企为代表,要求中国不要加入WTO,理由是国企没有竞争力,如贸然加入,国企将会被打败,故即使从政治角度考虑要加入WTO,开放的领域也不能太多,要设立一个缓冲期。这种观点当时很流行。西方国家则担忧中国的非市场经济体系,所以也要求对中国单独设立15年过渡期,15年后,看中国的市场改革进展如何,再考虑承认市场经济地位。
对中国企业能否适应WTO的开放市场及其竞争要求,客观地说,不仅企业,中国政府在当时心里也是没底的。最终,当局决定加入WTO,可能是出于以下考虑:虽然国企在加入WTO后可能在市场中会被打得一败涂地,但如果还像过去一样在各种政府补贴和关税保护下,不经受市场竞争的洗礼,国企就永远也不可能强盛。在这个意义上,加入WTO算是当局的背水一战,当然,在具体的谈判中,对国企集中的一些行业,尤其是金融和服务行业,都程度不等地设立了保护期,从而使市场竞争对企业带来的冲击得以减缓。
十几年过去了,今天看来,当初预期的加入WTO后中国企业将大面积倒逼的现象并未出现,相反,国企尤其是民企在经受最初的冲击后,大部分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得到发展,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企业。中国经济也在加入WTO的前十年里,出现了一个高速发展期。今天的中国经济底子,很大程度上是在那时打下的。这说明,加入WTO对中国总体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