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高考公平：说好的“先富带动后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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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大家》刘远举2016-05-17 10:50

　　[摘要]北大、清华这些学校的声誉，不仅仅是地方财政的结果。

　　作者：刘远举（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近日，高考录取名额调整，江苏作为支援计划调出地，将调出38000个招生计划到山西、江西、四川等地，这引起江苏各地家长的异议。

　　一般认为，家长们是在保卫自己孩子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的权益，是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实际上，家长们保卫的不仅仅是教育资源。

　　成功与幸福，是比较出来的，对当下的大多数中国人，则更是如此，所以，更精确地说，人们追求成功与幸福，实质上就是追求在社会中的物质与社会地位排序。决定这个排序的是一系列子因素的排序，如智力、容貌、学历、拼爹等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历排序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学历与名校是更好的敲门砖，可以有更高的起点，而且，还可以持续提供更好的社会人脉关系。

　　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第一批大学招生数量为20万。2015年，本科招生的总数是700万人，硕士研究生总招生人数为57万人，其中学术硕士32万人。现在的研究生和文革之后第一批本科生的人数大致相仿。

　　

　　从知识与技能的绝对量来看，现在的研究生的知识面、对互联网等新技术、见识等等，肯定比文革后第一批本科生要强得多。但差不多的数量，反映了差不多的“社会排序”，如果再考虑到停止高考的十来年，可以说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的稀缺性更大，所以，社会排序更高。从这个角度，现在拥有研究生文凭的人的社会排位，在收入、社会地位、未来前途，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幸福感与成功感，肯定比不上30年前拥有本科文凭的人。这就是典型的社会排序的作用。

　　昨天腾讯·大家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中国科举中存在的按省录取的“逐路取人”与唯分数论的“凭才取人”等南北之争。需要指出的是，科举是为了做官，并不涉及教育资源。实质上就是南北对于社会排序资源的争取。

　　从这个角度看，家长们追求的不仅是优质的教育，甚至，最重要的不是优质教育，他们的本质诉求是子女获得更高的学校排序。

　　排序，是比较，分个高下，所以，排序高的注定是稀缺的。当大学生多了，人们就要本科生；当本科生多了，人们就要211；当211多了，人们就要985；当985多了，人们就要前10名名校。这就注定，即使高校教育资源，可以通过做大蛋糕解决，但社会资源、社会排序，光靠办更多的大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注定是一个分蛋糕的问题。

　　既然是分蛋糕，蛋糕的性质，也就是社会排序资源的性质，就值得讨论一番。

　　支持维持当下高考分配局面的最大理由就是高教资源，或者更直接地说，名校资源属于地方福利。

　　实际上，社会排序与学校的声誉息息相关，而学校的声誉，比如北大、清华、复旦这些学校的声誉，不仅仅是地方财政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基于历史路径依赖的产物。除了最现实的钱，还来源于历史、国家背书等无形的东西。

　　以清华大学为例，1909年起，美国将庚子赔款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1911年初，利用庚子赔款专门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因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初称“清华学堂”，翌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这些基于历史传承的东西，形成了很强的社会识别符号，所以，即使把清华大学的老师与湖北大学的老师对换，只要不大张旗鼓地宣传，考生还是要考清华而不是湖北大学。而这些历史传承的东西，很难说，仅仅是北京的。

　　即使回到地方财政、地方福利的视角，问题也并非地方自己碗里的米那么简单。

　　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公平的、合理的地区福利概念。中国的地方财政，从收到支的过程存在三次概念转化。按照中国现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情况，发达地区的税收是由来自不同区域的不同户籍人群贡献，这个税收缴纳之后，由户籍群体概念转变为了地区概念，变为地区财政，最后再次转化为户籍概念，变为当地户籍人群的福利。在这个概念的三次转换中，完成了“本地人掠夺”的过程。

　　如果把地方福利观点放在历史中去看，也不难发现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除了地方竞争和自我发展，更重要的是国家的大计划调配。正是在这些大计划调配下，才有了地方经济的迅速增长。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开放城市的政策、资金、统购统销的原材料的支持、剪刀差支撑的工业发展支持了发达地区的发展。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四川调配147亿斤粮食以保京津沪，但四川却路有饿殍，1960年人口自然增值率为负。那么，当时京津沪的地方福利该如何看待呢？如果说高考录取率的调配是落后省份到经济发达省份的锅里抢饭的话，那么当年京津沪市民抢河南农民自己种的救命粮的账又该怎么算呢？

　　其实，改革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于这个账该如何算法，邓小平在1988年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区要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邓小平的论述完整、清楚地作出了回答，同时，这也是庄严的历史承诺。在两个大局之中，教育资源乃至社会排序资源的倾斜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更是一个最基础的、最深刻的帮助。

　　不过，即使这种倾斜是承诺，也是公正的，但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分，如何分也需要仔细斟酌，依据程序来。

　　首先，看不见的公平，才会推动事情的发展。而看不见的公平，除了录取率，可以直接比较的分数线是非常重要的。毕竟，高考，除了社会排位的分配，还有教育资源的分配。让聪明人得到更好的教育，这个道理几乎是人人都认可的。所以，各地上同一学校的分数差异，可以直接显示这种不公平，这就意味着，全国统一的高考是推进后续改革的政治基础。

　　其次，需要更多公开的讨论。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江苏家长的诉求，但是，山西、江西、四川的家长们的呼吁与诉求呢？在一个正常社会，庙堂、公共舆论中，本该充满针对此事的各种公开讨论。即使这种争论没有结果，但起码在社会心理上有一个缓冲作用，而在高考之前，一纸文件，骤然调节，则充满权力的傲慢，自然会激起家长的强烈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