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俗却是有相对明确的动机,博得西方人的眼光,获取经济上的利益。艳俗不是对艺术的真正追求,而是在一种焦虑中到处寻找获利的符号,颜色不怕艳丽,形象不怕庸俗,今天可以画人民币,明天可以画国旗,如果还嫌不够,再画国旗下的做爱,穿军装的半裸。政治加色情,确是艳俗艺术对政治波普的一大发展。在当代文化中,符号政治经济学包含了身体的策略,身体的每一部位可以指向消费的欲求。而在当代艺术中,身体的裸露和性的暗示则可以直接达到消费的目的。艺术转换为色情的生产,色情的生产又以个人的消费为目的。对某些人来说,还有比消费更隐晦的焦虑。不论是有名的画家还是无名的画家,开始创作的时候,总是怀有天真的愿望,按照自己的意愿作画,获得艺术上的成功,得到社会的认可。认可是成功的标志,也就像有些演员一样,最初都是按照自己的本色来表演,漂亮的演员更容易获得认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本色不再,红褪香消,于是绯闻不断,走光露点吸引人的眼球。拒绝遗忘如同拒绝死亡一样,生命的衰老依靠身体来挽救。这似乎是一个规律,不论是作家还是画家,最初的成功与认可都是得益于鲜活的青春的生命,即使有色情或裸露的描写,也像是生命的冲动。艺术家的焦虑则是艺术的衰败。一个写实的画家如果只满足于写实的技巧,他的题材就离不开他生活的视野,他在绘画上的天赋条件使题材成为其天赋的载体,技巧不露声色地隐藏于题材之中。这种隐藏使得人们关注他的题材,认为他画了真实的生活,画了日常生活,画了近距离。 一旦他失去了对生活的感觉,他就只会沉溺于技巧,艺术也变得枯涩。如果他以人体为题材,生活与色情的区别就显露出来。毫无生命的身体只成为肉体的展示。一个艺术家是如此,一个时代也是如此,只要把印象派的人体(如马奈)与后古典主义的人体(如布格罗)相比较,尽管布格罗的人体画得很唯美(最近在北京的“19世纪欧洲绘画”展中,还被中方策展人冠以“古典与唯美”的名称),但却是色相的和贫乏的。 
库尔贝 《睡》 我曾经设想过这样一个公式,一个现实主义画家(布格罗就曾被称为现实主义画家)以日常生活为题,画他周围的生活,画他狭小的生活圈子里面的所见所闻,生活的新鲜感很引起人们的兴趣,但这样的题材很容易枯竭,因为生活不总是新鲜的,而且一种题材和画法的流行,使众多的生活题材淹没了原创。对很多画家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扩大或转换题材,或转变风格和画法,而是向私密或隐私的室内题材发展。这种题材的转变其实不是出于艺术的内在需求,而是出于被遗忘和忽视的焦虑。以色列画家阿利卡画了很多室内题材,室内的一角或不起眼的小什物。阿利卡主要画人物和肖像,他的才思从来没有枯竭过,即使是画室内题材也才华横溢,他是把生命赋予对象。他有一幅画是画的餐桌上的一把勺子,在惨淡的银灰调子中,勺子显得分外孤独。他用这种孤独来悼念一位去世的朋友。用隐私的眼光去画室内,实在是满足窥淫的欲望,世俗中的裸体,被偷看的维纳斯,本来是起源于享乐主义的威尼斯画派,在今天则成为获取名利和金钱的卖点。在威尼斯画派时期,艺术本来是为富人和权势服务的,色情是公爵和富商的需要,艺术家关心的可能是技术,是怎样表现人和人的生存空间,人体从宗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但实现这种解放不一定是艺术家,而是人文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委托人和赞助人。色情如何成为一种焦虑,如何成为艺术家的行为,主要还是在艺术的市场化后艺术家的生存焦虑。资本主义的艺术生产使艺术家获得自由,艺术家可以自由地创作,自由地表现自我。然而真正能够完全依照自己的意志来创作并能生存下去的艺术家怕是没有几个,要么是完全陷入贫困,像凡高那样;要么有别的经济来源,像塞尚那样。劳德累克画了一些妓女的题材,那是生活的真实记录,而且他也不用为生计奔波。罗丹表现了爱欲的危机,在信仰崩溃道德沉沦的时代,欲望无所依托,人只有在欲海中挣扎,罗丹尽情地塑造裸体,为世人洗去道德的负罪感,将人体升华为对纯爱的追求。克里姆特就不一样了,他总是受到色情的指责。克里姆特的画分外精致,他将工艺装饰与写实油画融为一体,那些优美的女人体就像游走在室内淫荡的气氛中。克里姆特是在挑战虚伪的道德,还是释放自己性的压抑。事实上,维也纳分离派在现代主义运动中不算真正的前卫,他不过是把中产阶级隐密的纵欲公开化,反映了一种集体的焦虑。这种焦虑不只是道德崩溃的伪装,还有学院主义最后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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