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学教师对教育改革的看法：不如回到解放前

夺标

作者：余永祥

摘要

——一个中学教师对教育改革的看法

　　作为一个虔诚的教育者，面对现实，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神往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据说那是个黑暗而专制的时代。但仰望那个漆黑的夜空，我们竟然发现繁星闪烁：蔡元培、胡适、林语堂、鲁迅、翁文灏、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钱氏家族等等——每一颗都是那么耀眼夺目!也许是天空的黑暗，衬出了星星的闪亮?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以来，光是教学大纲就变了七次，高考也被取消过。改革开放以来，有春季高考、分省命题、自主招生，声嘶力竭喊过素质教育，轰轰烈烈搞过研究型学习。动作不可谓不大，结果不言自明。让人不得不心生感慨：折腾几十年，不如回到解放前!

　　新课程标准的提出大约也有七八年了，若是以前的大纲，已是到了行将就木的垂暮之年了;若是一个婴儿，现在也都至少小学二年级了呵。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虔诚的教育者，我希望这一次新课程改革能够长成参天大树，修出正果。

　　一、新课改精神新在何处

　　反复阅读新课程标准，我们会发现里面反复强调的其实也是一些已经耳熟能详的观念，我们的教育前辈早就在这么说，这么做;这些观念事实上也早已经深入人心。大家都觉得该那么样，但是最终大家都没有那么样。原因何在?个人觉得，这是我们课改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我相信我们的专家们——课程标准的制定者肯定思考过这个问题，但他们却在回避这个问题!为什么?个中原因，才是我们的教育改革屡屡失败的根源!

　　(一)摆脱不了行政体制的严密束缚，遑论教改成功。

　　学校这样一个本该是学术和思想自由的地方由行政统治，却成了行政体制链条中的一环。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我们制定课程标准的教育专家，和我们绝大数知识分子一样，失去了精神的独立性。很多时候他们睁着眼说瞎话。“确立新的教育观念，是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教育观念不转变，教学改革无从谈起;教育观念一转变，许多困难迎刃而解。……来一次教育观念的‘启蒙运动’，把教师的教育思想观念统一到素质教育的要求上来，统一到新课程的方向上来。教育观念的转变将会真正焕发出教学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翻遍新课程标准，我们找不出哪一条观念是新的，还要来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真是可笑!哪一条上个世纪解放前没有?全国上下都被一种行政规则制约，所有知识分子也在劫难逃，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我们的专家们本该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并发出自己的声音，遗憾的是也都被阉割了，发出了娘娘腔。我不相信他们就不懂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我们这个民族是可悲的。但是他们把棍子打在最弱势的中小学教师身上。他们说“本次教学改革不仅要改变教师的教育观念，还要改变他们每天都在进行着的习以为常的教学方式、教学行为。这几乎等于要改变教师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其艰难性就不言而喻了。从这个角度讲，教学改革是场攻坚战。”在这里教师似乎成了应试教育的顽固堡垒。因而中小学教师是最可怜的。他们甚至还忽略了一个简单事实——中小学教师的观念从哪来?大学老师教的，现实逼的。

　　想起蔡元培“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从哪里来?所以第一步是要把大学办好。”新课程标准里特别强调要把学生当成一个独立的人，而我想这首先是制定政策的专家自己要先问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顾颉刚说“蔡元培先生来之前……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老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份，不容许有新思想;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什么最高学府?”看看我们今天的专家、今天的大学教授、今天的大学、今天的所有学校，哪一处不是行政体制的一环?学校是学术和思想的圣地，是社会的良心。但我们的学校甚至包括大学，都堕落为衙门或者是工厂。间接管理者成了东家，直接管理者成了工头，教师成了教书匠或曰教书机器，学生成了产品。机器和产品都不是人了。同一批次的产品如果有个性化，那就是次品或者废品。

　　看看我们今年考公务员的千军万马，不妨断言，只要考公务员的队伍还这么壮观，教育改革断无成功之时!

　　蔡元培说“教育是帮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把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教会的影响。”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得益于他的学问与人格，恐怕也与他所处的时代不无关系——须知他所在的时代，是个我们都以为黑暗专制的时代。他的任命书是总统黎元洪签署的。谁都知道，蔡元培是个革命党，黎元洪和北洋军阀政府竟然敢请他来做北大校长，并且竟然让他做成了北大也应是中国至今最成功的大学校长，并且公开声称“不合作”，七次请辞，北洋政府七次不允许!

　　想起南开大学之父张伯苓，“用军阀的银子办教育”“如同拿大粪浇出鲜嫩的白菜”。张伯苓获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绅之助，私立南开大学成立。他提出：要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和“服务社会之能力”。

　　(二)面对就业形式越来越严峻的现实，生存是硬道理。

　　不要去把教育的目的和任务说得复杂和神秘，天下人都知道，教育是为了人的幸福。为什么“轰轰烈烈素质教育”，行政命令给逼的;为什么“扎扎实实应试教育”?现实给逼的。应试教育是“中小学教师老师的观念不解放”造成的吗?他们有这么大能耐吗?

　　正是生存资源的紧张，导致工作机会的稀少，正是工作机会的稀少，导致高考竞争白热化，正是高考竞争的白热化，导致了分数的极端重要性。(作者注：这几句引自网络)一些所谓的专家们，也许是吃饱了没办法低下头正视这样的现实。他们或者空中飞来飞去，发表对中学教育的批评与非难;或者端坐在研究桌前异想天开，今天素质教育，明天研究型教学……

　　想起深圳作为新课程标准试点特区，市长的上书。试想深圳把素质搞上去了，升学率却大大下降了，看高素质的深圳现代家长们答应还是不答应!

　　一个国家的教育，也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不管我们如何抗争，现实的潮水，还是要把我们裹挟而去。

　　中国的教育，说到底，不过是为了“生存”的教育，学习干什么?考大学，找工作，挣钱。就如那个传说中的放羊的孩子一样：放羊，娶媳妇，生小孩，再放羊。十几亿人聚在一起，如此壮观的“生存”竞争的场面，逼着人们，失去了对精神境界的追求。我们的教育已失去了尊严，失去了灵魂的洗礼，走向了平庸的生存竞争。(作者注：此部分文字引自网络)

　　在面包和音乐面前，老百姓首先选择的肯定是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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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小学教师，沉默的羔羊

　　课改要成功，先要所谓的教育专家成人，发出人的声音;然后才可能把中小学教师当成人，中小学教师才可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教育人，培养人。

　　新课程强调学生是活生生的人。的确如此，问题在于如果广大中小学教师未被当成人，却要求“非人”培养出人来，岂不荒谬!各位，如果是领导的，想想，我们平时是怎么管理教师的。

　　如果说所谓专家型教师或曰大师还有说话的权利，那么普通中小学教师不得不集体失语。中小学教师工作在教育工作的第一线，是最知道教育内情的人，论理对教育改革最有发言权。

　　决策者和管理者自认为比教师优越和高明。他们片面地夸大了自己所能做到的事，认定教师只不过是“轮上的轮齿”，所扮演的角色只能是“生产线上的技术专家”。这只能看作是传统课程行体政制下管理者的“角色”在新课程推进中的表征。从微观政治或权力层面考虑，课程变革要求决策者管理者与教师之间建立“协商”与“同谋”的伙伴关系。这是一种平等关系，并无本质上的优劣强弱之分。英国学者麦克唐纳和沃克认为决策管理者“与学者协商的，是课程计划的理想版本;与教师协商的，则是可以实行的版本。”而现实是中小学教师是国家教育失败的责任人，在各种新课程培训当中是连学生都不如的“受教育者”和“受批评者”——学生至少有表达的机会。作为教育第一线的老师们无权取消考试，却不得不保留挨骂的权利。家长骂、社会骂、专家骂。

　　决策者或新课程倡导者自己都没把教师当成活生生的人，却期待教师把学生当成人，荒谬!幸好我们中小学教师绝大多数不那么盛气凌人。

　　以上关于新课程标准的言论，可能缺乏理论深度;但确实是秉承南高先贤遗训：诚实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我们目的乃在追求卓越!(我所供职的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由张澜、吴玉章创办，校训是：弘扬诚勇，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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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

　作者：施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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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简介『诺奖级研究成果』、『新任清华副校长』，近期这两个重磅新闻都不约而同和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有关。

　　现年48岁的施一公于36岁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40岁拿到终身讲席教授;46岁先后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他放弃美国终身讲席教授职位回国，成为中国“千人计划”的首批成员。

　　他在不同场合下对『中国教育』的直言不讳常常引人深思。今天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他于2014年9月在『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三届年会』上关于中国的创新人才培养的主旨演讲。

　　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对这个数字。我们有14亿人口，我们号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我们号称重视教育、重视科技、重视人才。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还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还是刚刚起步，“文革”刚刚结束三十多年，但无论怎么样，我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请大家别忘了，1900年我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九亿八千万白银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在晚宴的时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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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缉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地重视教育。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们有一千四百万中小学教师，我们虽然口口声声希望孩子培养创新、独立思考的思维，但我们的老师真的希望孩子们多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吗?这和我们的部分文化，和师道尊严又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在创新的路上的确还背负了沉重的文化枷锁。

　　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地开始了。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地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