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继勇 邵 莉
吴越文化是中华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吴越文化的形成、发展与传播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江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对东亚国际关系,尤其是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日本首次使用“日本”国号始于统一国家建立之前的7世纪初,吴越文化东传是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古代吴越地区生活着勾吴和于越两个部族,夏商时代吴和越分别在江浙地区形成两个国家。春秋时期为了争夺霸主地位,吴越长期相互征伐,最后先后灭亡。两国政权虽亡,但“吴越”这一名称却一直沿用至今。吴越两国社会经济发展虽互有差异,而在历史渊源、地理分布和语言习俗等方面有许多相同的文化特征,它们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彪炳史册的吴越文化。
勾吴文化始于泰伯立国至夫差亡国为止(公元前12世纪至春秋末年),约700多年左右。吴越文化最初是由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的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结合而成的。商代江南尚未开发,经济开发比中原落后。泰伯奔吴后,立国梅里,筑吴城、开伯渎、奖耕织,教化礼仪,传播文明,从此中原文化融入了江南土著文化。泰伯、仲雍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先进的社会制度以及精神文化带到了吴地,使吴地社会经济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此后,周章封王,寿梦北上江淮伐楚,季札出使中原,孙武、伍员加盟,阖闾图强,吴雄据江南,与楚、越的争霸此起彼伏,所辖版图除太湖流域外,北至徐淮。吴国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勾吴文化的形成,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后来长三角吴越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过多年的发展,古代吴越文化具有明显的特征。首先,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吴越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生活习惯。吴越河湖众多,水网密布,既是水乡泽国,又是鱼米之乡。并由此形成善驾舟、喜航海、鸟龙崇拜、文身断发、干栏建筑等的文化特征。其次,先秦发达的稻作技术和先进的青铜铸造技艺举世闻名。吴越青铜器纹饰细密纤丽,薄壁镂空技术精湛;干将、莫邪青铜戈剑驰名天下。吴越文化清灵秀气,其中最具代表的是玉器、瓷器的制造及苏绣制作。再次,吴越特殊的环境和物质文化造就吴越文化善于吸收、融合和发展的性格。吴越人具有好学深钻和不断超越自我的意识。三千多年来,吴越文化从容应对北方文明冲击,充分吸收了中原文化、楚文化、齐鲁文化中的精华并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吴越文化不断向海外开拓的精神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
日本列岛远古并无居民,在夏帝少康之前,或者说在泰伯奔吴之前,日本本土的原始人种不是后来的日本人,而是蒙古利亚人中的一支与来自南洋群岛马来人的混合人种。泰伯奔吴以后,尤其是在吴国灭亡后,日本古先民逐渐同由大陆、朝鲜半岛来的华北人、朝鲜人以及江浙等地来的吴越人混血,从而形成古代日本民族。长期以来,日本人自称是泰伯仲雍后裔吴越人的后代。泰伯“三让天下”及兄弟奔吴故事在日本广为流传。
泰伯不仅在日本百姓中,而且在日本皇室中也享有崇高的威望。5世纪初《论语》传入日本不久,日本皇室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据《日本书纪》记述:应神天皇死后,本应由跟随王仁学过中国儒学的皇子菟道稚郎子即位,但他却执意要将皇位让与异母兄长,理由是异母兄仁孝远闻天下,且年长于己理应即皇位。而其兄则以父命难违坚辞不就,以致使皇位空缺三年。最后菟道稚郎子以自尽来辞让,以示诚意。显然这是在仿效《论语·泰伯》中泰伯“三以天下让”的至德风范,也说明早在1500年前泰伯在日本已有巨大影响。
古代中日典籍多处提及日本人乃“为吴泰伯后”。唐代编修的类书《翰苑》中引用已失传的魏晋时鱼篆撰写的《魏略》称,(倭人)“其俗男子皆鲸面纹身,闻其旧语,自谓泰伯之后。”《晋书·倭人传》中则有“倭人男子无大小,悉鲸面文身,自谓泰伯之后。又言上古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梁书·倭传》云,“倭者自云泰伯之后,俗皆文身。”《北史?倭国传》称,“倭国……俗皆文身,自云泰伯之后。”宋代李防等撰《太平御览》卷782;四夷部三《魏志》记载,“其俗倭人无大小皆鲸面纹身,闻其旧语,自谓泰伯之后。”[1]可见,古代日本人自称是泰伯后裔者不胜枚举。16世纪后,大批吴姓子孙移居日本,成为日本华侨、华裔的重要一支。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学者几乎都认为吴泰伯就是日本人的祖先。
日本人“自云为泰伯之后”事,在日本史书中也是连连不断。据《蕉了子抄》云,元末来华留学禅僧中岩修曾在《日本纪》中说:“国常立尊为吴泰伯之后。”他论证吴泰伯就是日本天皇的始祖,即“天照大神”。后醍醐矢皇闻后大怒,将他的文稿悉数焚毁,永禁刊印。
但许多日本学者未改初衷。德川幕府理论家大儒林罗山(1583-1657年)曾说过:“泰伯逃荆蛮,……其子孙来筑紫,……是天孙降日向高千穗之谓耶?……神武四十五岁东征。……呜呼!姬氏之子孙可本支百世,万世为君矣,不亦盛哉!彼强大之吴,虽灭于越,我邦之宝祚,于天地而无穷,于是愈信泰伯之至德。”[2]足见林罗山是以泰伯之后而自豪的。江户时代灵元天皇时(1654—1686年),林恕撰《本朝通鉴》云:“日本始祖,吴泰伯之胤也。”他的观点虽因痛遭水产藩主源光国驳斥而被删去,但影响深远。江户中期的考证学家藤贞干(1732—1797年)在其所著《冲口发》一书中甚至主张吴泰伯就是神武天皇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