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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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間，中國思想界發生了三次重要的論爭，這些論爭清楚地顯示了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主導作用。一九一九年六月，胡適利用軍閥政府對革命知識分子逮捕通緝的機會，接編《每周評論》，取消了刊物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內容，而以特大標題刊載杜威演講錄，並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攻擊和污蔑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主張研究一些瑣碎的具體問題，而放棄對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批駁胡適的改良主義觀點，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變革、革命改造的思想。胡適又發表《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新思潮的意義》等文，繼續鼓吹"一點一滴進化"的改良主義。而李大釗和其他許多馬克思主義擁護者則積極宣傳社會主義，對實用主義的主觀唯心主義反動本質作了有力的批判。這一場"問題與主義"的爭論，是新文化運動中革命派與改良派、馬克思主義者與實用主義者分化的開始。接著，馬克思主義者又與研究系政客就基爾特社會主義展開了論戰，與無政府主義者就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展開了論戰。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還不成熟，缺乏在思想戰線上進行階級鬥爭的經驗，對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批判是不夠徹底的，而且還不免夾雜一些錯誤；但在這些論爭中，馬克思主義者闡明了階級鬥爭的學說，明確地回答了要不要主義、要不要政黨、要馬克思主義政黨還是無政府主義政黨等根本性質的問題，幫助了不少人區分革命與改良、科學社會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的界限，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共產黨的建立掃除了許多思想障礙。這些論爭，特別是"問題與主義"之爭，也推動了一些新文學作者去接觸和思考中國革命道路問題，在新文學運動開始時期就引起他們對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警惕和抵制。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文學革命也不斷向前推進。白話文迅速取代了文言文在文化領域內的正宗地位。文學的語言形式、思想內容和文學觀念都起了深刻的變化。以魯迅、郭沫若為代表的新文學作家，用文學創作為武器，向封建制度和阻礙人民前進的舊事物展開了英勇的進攻。文學革命運動的蓬勃開展，促進了新思潮的傳播，帶動許多知識分子投入愛國運動和文化革命。

　　新文化運動從"五四"前夕興起到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其間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是中國知識分子和廣大群眾日益覺醒的過程，是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與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日益結合的過程，是中國先進分子由向西方尋找真理而轉到"走俄國人的路"的過程，是來自國外的各派思潮在中國同時傳播並引起思想界開始分化的過程，同時也是文學革命興起和獲得發展的過程。一句話，這是新文化運動隨著整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階段向新民主主義階段發生偉大轉變的過程。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正因為是中國近代史上這樣一個分水嶺，而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作了歷史的評價："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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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3.3333px]五四運動後，民主和科學仍然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幟，與此同時，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已形成為一股勢不可擋的潮流。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宣傳介紹在"五四"後占了最顯著的地位。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通過《新青年》及其它刊物，積極宣傳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論。《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在李大釗主持下登出了大量評述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刊載了他自己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比較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他接著分別在《新潮》和《新青年》上發表的《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等文，也在進步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李大釗發起倡導下，一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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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展開，遭到守舊派人物的咒咀和抵抗。一九一九年初，北京大學內流言四起，對《新青年》百般誣衊恐嚇。三月，劉師培、黃侃等人創辦《國故》月刊，以所謂"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反對新文化。嗣後，自稱"拚我殘年極力衛道"的林紓，寫了《致察鶴卿太史書》、《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攻擊新派人物"覆孔孟，鏟倫常"，對白話文大加嘲諷。他還在上海《新申報》上發表文言小說《荊生》、《妖夢》，影射詆毀新文學倡導者，希望有"偉丈夫"出來禁壓新文化運動。對此，新文化陣營堅決給以反擊。《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發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針對種種流言，猛烈地抨擊舊人物，正式提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的口號，表示"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柄，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這個答辯書實際上是"五四"前《新青年》全部主張的簡要概括，也標誌著刊物反封建的堅決性和徹底性更為增強。李大釗的《新舊思潮之激戰》一文，揭露林紓之流企圖假借軍閥勢力實行武裝鎮壓的陰謀；他以俄國革命的實例，說明"真正覺醒的青年，斷不怕你們那偉丈夫的摧殘"，表示了同舊勢力作鬥爭的堅強決心與非凡勇氣。《每周評論》用特大標題刊出了"對於新舊思潮的輿論"專頁，轉載當時許多報刊支持新文化運動的言論。蔡元培在答復林紓指責新文化運動的公開信中，宣稱"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這種"兼容並包主義"，雖然屬於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範疇，但在軍閥政府言論封鎖的情形下，卻有利於新思潮的傳播。魯迅則以一系列雜文諷刺和打擊守舊派。在"五四"前夕的這一場新舊思潮的激戰中，新文化統一戰線充分顯示了它的積極作用。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月，以巴黎和會拒絕中國人民收回山東主權的正義要求為直接導火線，在北京爆發了空前未有的愛國示威運動。六月三日以後，上海工人舉行大罷工，工商界也罷市。愛國浪潮迅速波及全國，形成全國範圍的革命風暴。在巴黎的華僑工人和留法學生也堅決響應。軍閥政府懾于廣大群眾的威力，被迫釋放示威中逮捕的學生，撤除了三個賣國賊的職務，在巴黎和會上不敢簽字。這就是使帝國主義者和封建軍閥為之震驚的"五四"愛國運動。"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注：《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59、660頁)。從此，中國無產階級走上了政治舞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揭開了。
　　經過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聲勢進一步擴大，以各種實際行動參加或支持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新的社團、報刊風起雲湧。早在一九一八年即已組織"新民學會"、團結湖南革命知識分子展開反軍閥鬥爭的毛澤東同志，"五四"後不久又創辦《湘江評論》，發表《民眾的大聯合》等文章，宣傳依靠人民群眾進行徹底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思想，宣傳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雖然這一刊物僅出版五期就被軍閥查封，但在湖南和長江流域各地發生了相當大的革命影響。李大釗、王光祈等人發起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國學會，出版《少年中國》月刊，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先後在南京、成都和日本的東京等地設立分會，又出版分會刊物《星期日》、《少年世界》等。參加學會的成員有馬克思主義擁護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在刊物上所宣傳的觀點是很不一致的；但學會團結了不少知識分子，做了許多有益於新文化新文學傳播的工作。在上海，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所指導和支持的刊物《星期評論》、《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也出現於"五四"高潮中。《星期評論》以介紹世界和中國的勞動運動著名，客觀上有助於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但也散佈了不少反社會主義言論。《覺悟》宣傳了比較徹底的民主革命思想，反對舊道德和舊文學，並且在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推動下宣傳了馬克思主義。此外，團體如周恩來等在天津成立的"覺悟社"、惲代英等在武昌成立的"利群書社"，刊物如《新生活》周刊、《曙光》月刊、《新社會》旬刊，也都團結和影響了許多熱烈追求新思潮的青年知識分子，其中"覺悟社"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還在反對北洋軍閥的實際鬥爭中起過重要的戰鬥作用。據有人統計，"五四"後一年之中出現的新報刊達到四百種之多，儘管它們思想立場各不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這正表明"五四"以後新文化運動極為廣泛的群眾性，也表明文化運動已日益與政治運動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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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七年，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發生，在地球上創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緊接著俄國革命，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歐洲許多國家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高漲，芬蘭、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先後發生起義，成立蘇維埃政權。十月革命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給予各國的革命運動以極其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也照耀著中國人民前進的道路。十月革命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本民族的出路，他們的注意力由資本主義的西方開始轉向社會主義的蘇俄。儘管軍閥政府和各國反動派對蘇維埃政權施加新聞封鎖，多方造謠污蔑，但一部分革命知識分子依然透過層層迷霧，看到了世界革命高漲的新形勢，努力接受和宣傳共產主義思想，並在新文化運動中起著愈來愈顯著的作用。李大釗就是這方面一個傑出的代表。一九一八年七月，他在《言治》季刊上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指出十月革命不同於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而是值得"翹首以迎"的"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同年十一月，他又在《新青年》上發表《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兩文，正確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性質及其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關係，熱烈歌頌十月革命，堅信"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指出中國人民應當沿著十月革命所開闢的道路前進。這些論文表明中國的先進分子已經開始得出了"走俄國人的路"(注：《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4卷第1408頁。)的正確結論。這是在中國展開科學社會主義宣傳的良好開端，為新文化運動注入了嶄新的思想內容。十月革命還大大鼓舞了許多知識分子，使一些在黑暗中摸索道路、長期苦悶彷徨的人振奮起來，使一些正在進行著反封建鬥爭的人們信心百倍，鬥爭得更為堅定和更為勇敢。孫中山由此看到了新希望，他在一九一八年初致電列寧，"表示極大敬意"，"更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鬥"。中國現代文學奠基人魯迅也從俄國革命的"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注：《熱風·"聖武"》)。正是在這種情形下，由上海遷至北京的《新青年》編輯部(注：袁世凱失敗後，蔡元培於1916年冬回國，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聘陳獨秀擔任該校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因此也遷至北京。"五四"以後因遭軍閥政府鎮壓，複又遷回上海。)也於一九一八年間擴大，李大釗、魯迅、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高一涵、胡適等人或先或後參加了編輯工作。以《新青年》為核心，實際上形成了包括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革命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三部分人的新文化統一戰線，團結了許多知識分子共同向封建文化作鬥爭。文學革命這時也有新的發展，《新青年》自第四卷第五號(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完全改用白話文，白話詩作增多，並出現了以魯迅的小說為代表的徹底反封建並且充滿民族覺醒要求的新文學作品。
　　一九一八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雖然是"戰勝國"，但並未獲得絲毫利益；由於段祺瑞政府加緊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反蘇的軍事協定，日本侵略勢力已經深入中國。中國人民反日反段的愛國浪潮不斷高漲。新文化運動的聲勢也日益壯大。李大釗、陳獨秀創辦《每周評論》，直接配合當時的政治鬥爭，發表了大量短小精悍的時評及隨感錄，抨擊軍閥政府，揭露帝國主義侵略面目，起了很大的政治鼓動作用，顯示了文化革命由著重於進行思想啟蒙工作發展到直接與政治鬥爭緊密配合的基本趨勢。社會主義宣傳也是《每周評論》的重要內容。由李大釗執筆的社論《新紀元》，分析了當時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嶄新形勢，明確指出中國人民應朝著這個革命的曙光前進。在第十六號上並譯載了《共產黨宣言》的一部分。李大釗、蔡元培所支持的《國民》、《新潮》兩雜誌也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同時創刊。《國民》的學生救國會的機關刊物，社員思想傾向雖不一致，但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作為宣傳內容，愛國色彩比較鮮明。《新潮》是北京大學一部分師生所辦的綜合性刊物，曾團結了一批新文化作者和翻譯工作者，刊載了不少反對封建禮教、贊同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論文及新文學作品，但也比較突出地宣傳了資產階級的"全盤西化"的錯誤主張。《國民》、《新潮》創刊後不久，研究系所掌握的《晨報》改組第七版(副刊)，在李大釗等人的推動下成為宣傳新文化的著名副刊之一。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在這些刊物影響下，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覺悟日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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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舊思想舊道德和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在《新青年》上是作為啟蒙工作的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同時進行的。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學說和"個性解放"思想、社會進化觀點，貫穿在許多論述青年、婦女、人生、教育以及婚姻、家庭、貞操等問題的文章和通信裏，作為反對舊道德的思想武器，幫助了許多人逐步擺脫封建思想的束縛。同封建迷信相對立的近代科學思想，也是刊物的重要宣傳內容。針對《靈學叢志》所宣揚的迷信思想，《新青年》發表了許多文章加以批駁，把反對迷信作為反封建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當時，包括《新青年》編者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對於來自西方的學說缺乏分析批判能力，他們不能區分資產階級上升時期和沒落時期的不同思潮，不能區分各種學說中的積極成分和消極成分，採取了兼收並蓄甚至全盤肯定的態度。盧梭的民約論、彌爾的自由論、叔本華的自我意志說、尼采的超人說、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以及其他許多西方資產階級學說，在刊物上都用顯著地位加以介紹。其中有關"民主"和"科學"內容的宣傳介紹，反映了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尋找真理的可貴熱情，吸引了許多知識分子參加反封建鬥爭，而這些文章中所包含的過高估計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和貶低民族文化的錯誤觀點，也產生了一定的消極作用。
　　《新青年》在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同時，還倡導了以反對文言、提倡白話，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內容的文學改革運動，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等文章。這些文章一開始還沒有引起較大的反響。
　　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的新文化運動，在一九一八年以後特別是一九一九年"五四"愛國運動以後有了新的發展，發生了由原先資產階級思想居指導地位到後來無產階級思想逐漸占上風的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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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和文學革命》

第一章："五四"文學革命及其發展
第一節："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和文學革命

"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偉大的開端。
　　早在"五四"以前幾年，中國知識界中就出現了一個思想啟蒙運動。這個運動是在內憂外患交迫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新的階級力量有所增強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華民國，但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未能改變從鴉片戰爭以來逐步形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封建軍閥，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竊取了國家政權，對內實行獨裁統治，陰謀恢復帝制；對外迎合帝國主義的侵略需要，不斷出賣國家主權，簽訂喪權辱國條約。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雖然繼續進行著他們長期以來已在進行的革命活動，但在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聯合壓制下，屢遭挫折。國內政治局面極為混亂，連"民國"的招牌也有岌岌不可保之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歐洲帝國主義忙於戰爭，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侵略，中國的民族工業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逐漸活躍，資產階級力量有顯著增長，無產階級也隨著壯大起來，自發性的罷工不斷發生。中國各階級力量的對比正在起著有利於革命運動的變化。在這個形勢推動下，接受了西方新思潮影響的先進知識分子，眼看到封建軍閥日益倒行逆施，帝國主義又乘間加緊對中國的掠奪，內憂外患，交相煎逼，而舊文化和舊思想又嚴重地阻礙著民族意識的覺醒，因此奔走呼號，致力於新的思想啟蒙工作，以喚醒民眾，挽救民族危亡的局面。這個啟蒙運動後來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得到傳播的條件下，轉化成為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雜誌》)便是適應這一啟蒙運動要求而誕生的一個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創刊於上海。當時袁世凱正扮演帝制醜劇，提倡尊孔讀經，利用孔子學說作為麻醉人民、擁護帝制的工具。《新青年》一開始就高舉反對封建文化的旗幟。創刊號上發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六點希望。這些主張雖還不夠鮮明，但實際上包含了後來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學"兩方面的要求，是號召思想革新的宣言。刊物的主編陳獨秀當時一個急進的民主主義者，曾陸續發表《今日之教育方針》、《我之愛國主義》等文，攻擊專制主義和封建道德，宣傳民主政治和"人格獨立"。袁世凱稱帝的陰謀破產後，代之而起的軍閥繼續推行禍國殃民的反動政策。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舊派人物大肆鼓吹孔教，甚至主張奉為"國教"，列入"憲法"。這股思想逆流是思想啟蒙運動的嚴重障礙，因而《新青年》在一個時期內猛烈攻擊孔子學說，掀起了後來稱之為"打倒孔家店"的浪潮。陳獨秀在《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等文中，認為孔教與帝制有不可分離之因緣，三綱五常違背平等人權學說，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定孔教為"國教"違反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原則，主張輸入西洋平等人權學說代替孔子之道，也就是說要以資產階級民主代替封建專制，以資產階級新道德代替封建舊道德。吳虞發表了《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注：兩文分別發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號，第3卷第4號。)等文，批判"孝為百行之本"的舊禮教，認為封建的家族制度乃是專制制度的社會根基。當時同樣是急進民主主義者的李大釗，也加入了這場鬥爭，在《甲寅》日刊上發表《孔子與憲法》、《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等文，反對把孔教列入"憲法"，指出孔子學說是"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專制政治之靈魂"，並把反對尊孔擴大到對整個封建倫理觀的批判，說明道德必然隨時代而進化。這些抨擊封建倫理道德、批判孔子學說的文章，儘管理論上尚有不確切之處，但具有強烈的戰鬥性，打擊了長期以來被作為封建制度思想支柱的舊禮教，反映了新起的急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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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清华周刊》看五四中的清华

　　《清华周刊》第170期（1919年5月15日）刊载：

　　●国耻纪念 “本校因五月七日不能集会。故国耻纪念会改在九日下午五时，在体育馆举行。到会除全体同学及中国教员外，闻美教员出席者，也有二十余人。他如校役厨师到会者亦甚多。会序如下：（一）开会辞陈长桐。（二）演说乔万选。（三）青岛痛史姚永励。（四）演说康德馨。（五）读二十一条件潘钟文。（六）向国旗行鞠躬礼。全体：（七）宣誓。全体：（八）唱歌。后由闻君多报告本校学生代表团职员。并由沈君克非读巴黎我国外交专电毕。将售品所及同学收购之日货，在体育馆前大操场焚烧，观者皆欢呼而散。”

　　●国耻纪念会誓辞“口血未乾 丹诚难泯 言犹在耳 忠岂忘心 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并刊有“孔子曰，国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争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

　　五四追忆

　　●五四以前，清华学生的政治兴趣很淡薄，一心一意只想留美……在清华学校内因政治事件而轰动了全校的，以五四为第一次……。五四在清华是个群众运动……，运动中清华的领导人是罗隆基、陈长桐、何浩若等……。学生会日夜开会，我记得会上以罗隆基、何浩若等人的发言影响最大，可以说思想上是罗、何二人领导，组织上则陈长桐做的事多。这时期大家都是日夜干，布置宣传，参加游行……

　　———冀朝鼎 （1916－1924年在清华学习）《冀朝鼎访谈录》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像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梁实秋 （1915-1923年在清华学习）《清华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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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热情高涨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清华学生的爱国热情高涨。1925年，学生会组织全体同学为孙中山送灵，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受害者,还组织了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三种观点的辩论。1926年3月18日清华全体学生参加北京各界5000余人在天安门前召开的国民大会，要求段祺瑞执政府拒绝日、英、美等8国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抗议日舰12日对大沽口炮击。当游行队伍到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时,遭到执政府卫队枪击,打伤150多人,惨死47人，成为“三一八”惨案。清华学生有20多名受伤,大一学生韦杰三中弹牺牲。

　　第一个中共清华地下党支部诞生 经过五四、“五卅”到“三一八”的革命风暴，清华学生中锻炼出了第一批共产党员。1926年初冬的一天，几个年轻人聚集在清华三院的一个房间里开会。这些年轻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是：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陈为人、清华图书馆职员中共地下党员王达成、清华留美预备部学生雷从敏、清华大学部学生朱莽。在陈为人的主持下，王达成、雷从敏、朱莽三人组成了支部，王达成任支部书记。中共清华的第一个支部就这样悄悄地诞生了。

　　从1926年11月清华成立第一个党支部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的22年中，党组织始终坚守在清华大学（包括西南联大时期），从未被打垮，从未消失，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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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政府代表被迫道歉。6月8日，各校被捕学生在回校前，又在中华门、总统府等地举行游行示威，受到上千上万市民的欢迎。清华还派了代表和军乐队前往欢迎被捕同学胜利返校。6月9日晚，全校举行了联欢会，庆祝斗争的胜利。五四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6月10日，北洋政府被迫宣布“批准”亲日派汉奸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
　　
　　五四运动的影响

　　学生会成立 五四运动后，在“民主”与“科学”新思潮影响下，清华学生强烈要求实行校内民主与自治。过去校方只允许有级会一类的组织，而不允许有全校性学生会的组织。五四运动中，清华学生代表团成立。1919年11月15日，日本驻福州领事馆破坏抵制日货活动，打死打伤学生和市民多人，制造了“福州惨案”。国人闻之莫不愤恨异常，福建罢市、罢学，京津沪等学界也奔走呼号。27日清华各级学生重选代表,“以便重组代表团与京中学界共同进行”，并起草学生会章程。29日赴城内与各校学生上街游行。12月17日全体学生大会通过了学生会章程。23日晚清华全体学生聚集在饭堂，举行学生会成立大会。清华学生连续参加游行集会引起学校当局不满，校长张煜全派巡警到会场干扰，熄灭了会场灯光，引起学生公愤。学生立即宣布罢课以示抗议，最终迫使张煜全辞职。学生会评议部还组织了校务改良委员会，对学校行政的利弊进行批评，并展开要求改组由美国驻华公使控制的三人董事会的斗争。学生们要求言论自由，《清华周刊》从一向由校长指定主编，改由学生会主编。

　　各种思潮的研究和社团的蓬勃兴起 五四之后，校门大开，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平民教育”、“学生自治”、“工学主义”等均进入校园。“三民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亦先后传入清华园，并在学生中广泛进行公开的探讨与辩论，各种言论及辩论情况有的还刊载在《清华周刊》上，引起广泛注意。

　　学生中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兴起。1919～1920年间，新成立的社团约有50多个。其中突出的有施滉等人组织的“唯真学会”，其宗旨是：“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的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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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5日，北京各校举行罢课，清华也沸腾起来。上午9时，高等科科长乔万选、中等科科长王国华、高三级级长徐笃恭、高二级级长薛祖康、高一级级长李钟美、孔教会会长孔令烜、青年会会长陆梅僧，召集各级长各会长及各机关领袖共57人在高等科135房间集会，讨论关于山东及青岛问题。议决：（甲）对外：（一）派代表赴京调查北京情形。（二）一切进行与他校取一致行动。（三）要求国会弹劾章陆诸贼。（四）通电巴黎专使请缓签字。（五）通电巴黎和平会议请维持公道。（六）要求总统对于山东青岛问题取坚决手段，上书或派代表。（乙）对内：（七）本晚开全体学生大会。（八）周刊加发号外，并有滑稽画。（九）本校各种出版物加“勿忘国耻”等字样。（十）不用日货。（十一）通俗演讲及传单。

　　5日下午，北京各大专学校在北大三院礼堂集会，有学生3000余人到会。清华学生代表在会上宣布：“我校僻处西郊，未及进城，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当日晚7时半，在体育馆前首次召开清华全体学生大会，陈长桐为主席，向同学报告运动形势。大会决定从5月6日起全校罢课，毕业班同学则提出：“山东问题一日不解决，则我们一日不出洋！”表示要斗争到底。散会后，学生代表在高等科135房间继续召开会议，正式定名“清华学生代表团”，以救国及做外交后盾为宗旨，团长为陈长桐。

　　5月7日，北京各校原定在天安门举行“国耻纪念会”，但被北洋政府派军警强行禁止。9日，清华在体育馆举行了 “国耻纪念会”，“到会除全体同学及中国教员外，闻美教员出席者亦有二十余人。他如校役厨役到者亦甚多”。会上决议通电巴黎，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庄严宣誓：“口血未干，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会后，将清华售品所和同学所购之日货在体育馆前大操场焚烧，观者皆欢呼。
　　
　　五四运动的胜利

　　五四集会游行后，城内学校很多学生领袖被政府当局逮捕。为躲避军警追查，各校代表应清华邀请聚集工字厅开会，决定为营救被捕同学和扩大五四的影响，立即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此后，每天清华都会有一部分同学不顾路远前往北京城内作街头演讲，各人身著制服，精神躍躍，沿途散发传单，高呼演说，以激起一般市民爱国热忱。

　　5月18日，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在北京大学举行联合会议，议决北京专门以上学校于19日实行全体一律罢课。此案在京议决后，清华即召集代表团会议及全体学生会议，当即全体表决，与京中各校坚持到底，一致行动。代表团自成立起至放暑假，共召开了常会和特别会议40余次；如遇紧急大事，则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在这段时日里，大家都是没日没夜，布置宣传，参加游行。

　　6月3日、4日，北京各校共出动了几千学生上街宣传。清华同学也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和18个宣传队（每队为5~10人）奔赴城内开展反帝爱国演讲，反对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揭露卖国贼的罪行，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对学生运动的同情支持。政府当局大肆逮捕学生，仅在6月3、4两日内，被捕者达1000多人。拘留所为之人满，以致北京大学法科、理科等校舍也被用作临时监狱来囚禁学生。清华在6月3日有100余名同学进城演讲，被捕达40余人。4日进城演讲人数增至160余人，被捕者近100人。但同学们毫不畏惧。

　　6月5日，清华几乎所有在校学生都进城宣传，而且每人都随身携带了毛巾牙刷，准备被捕坐牢。当日，军警封锁城门阻止学生进城，清华学生不为所屈，回校取来帐篷就地宿营准备抗争到底。这天，北京的东、西、北三面城门被政府当局紧紧关闭，交通断绝，引起人民强烈不满。北京各界人民热烈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北京商界决定，如果当天下午5时政府还不撤退军警，就立刻宣布罢市。上海工人亦已宣布罢工。反动当局不得不在下午5时左右撤走了看守北大法学院等处的军警，表示释放学生。被捕学生决定必须由政府有关方面前来道歉，否则决不无条件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