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 社评： 黑人之死与“两个美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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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科莫所言，弗洛伊德悲剧是美国“持续不平等”之书中的一章。要解决美国的大多数问题，必须将种族和经济不平等联系起来。




　　2020年6月3日 16:29 英国《金融时报》 社评


　　手无寸铁的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于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警察之手，此事引发的社会骚乱已在全美和海外多地蔓延。这促使更多人关注美国的种族不平等和经济鸿沟——以及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早已让这些问题暴露无遗。


　　正如有色人种成为新冠病毒受害者的比例更高一样，他们遭受监禁和警察暴行的几率也更高。这一问题的根子很深且由来已久。从美国的奴隶制原罪，到南部各州依据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再到支持对非裔美国人进行系统性经济压迫的不公正划分及改划选区，贯穿着一条无形的线。结果是，几十年来，相较于白人，他们的贫困和失业水平更高，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更糟。


　　在二战后时代，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通常是白人的两倍。过去10年，在缩小这方面的差距上取得了一些进展，这要归功于新冠疫情爆发前接近充分的就业——企业真正需要员工时不方便搞区别对待。然而，美国白人和有色人种的命运之间一直存在着一道分水岭。


　　新冠疫情危机将劳动力划分成了三个群体：失去工作或至少部分收入的工作者；被视为“必不可少”且必须在危机中继续工作（自身健康常常面临巨大风险）的员工；生活几乎未受影响的虚拟知识型工作者。


　　非裔美国人在前两个群体中占比很高。他们一方面面临规模空前的失业，另一方面还一直作为必不可少的员工坚守在这场危机的前线，通常从事危险或低薪工作。他们更多地暴露在新冠病毒中，或者是由于工作，或者是由于医疗卫生方面的脆弱性，因为无法获得高质量医疗、营养或舒适居所的人面临更大的风险。结果是，非裔美国人的新冠感染率和死亡率高于平均水平。


　　大规模失业、新冠疫情和社会动荡的共同作用很可能加剧这种分化。许多最富有的美国人要么住在富人区，要么已搬到避暑别墅和度假胜地，舒舒服服地等待隔离期结束。与此同时，美国人口密度最高地区的大规模社会不满情绪既威胁着抗疫的结果，也威胁着经济的重启。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试图利用民众对于公共法律和秩序处于危险中的感觉，进一步激起愤怒，并可能引发更多暴力。在一些政界人士——最突出的是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强调团结之际，特朗普正试图制造一种分裂叙事：漫无目的、诉诸于暴力的抗议者与好警察开战。


　　美国人不应吃这一套。正如科莫所言，乔治•弗洛伊德的悲剧是“‘美国持续的不公正和不平等’一书的诸多章节”之一。要给“两个美国”(Two Americas)这个故事画上句号，唯一之计是承认种族和经济不平等之间存在深刻联系。要解决新冠危机、警察暴力、失业以及美国的大多数其他问题，将需要把两者联系起来——特朗普已证明自己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