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继铭：中国宏观经济扭曲程度甚于当年日韩

大千世界

2016-04-12 07:07

[摘要]社会当中老人多了，老人是负储蓄者，他们几乎没有收入但是还得消费，一旦这个群体的占比高了以后，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就下来了。

【编者按】“产能过剩问题、投资率过高的问题、人口结构问题还有资源问题，要瞬间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就无法增长，一下子又会出现其他问题，失业、金融风险瞬间暴露出来。”日前，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做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朋满座论坛，解读“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的挑战与机遇。他指出：没有一个办法是完美的，强制性的去产能、去库存是必要的，但是同时也可以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中国经济改革中两类改革是最主要的：一类是提高效率的，国企改革便是其中一例；另外一类改革是产生新的增长动力的，城镇化即属于这种。腾讯思享会特约协办现场报道，以下为部分演讲实录：

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

产能过剩、环境污染、老龄化是中国结构性问题

中国一个很大的结构性的问题在于经济失衡，产能过剩严重。产能过剩一个很集中的标志是一个国家的投资占GDP当中的比例。这个数字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指标，从微观层面上来看，中国有过剩但也有供应不足的地方。单看某些行业，钢铁可能过剩，水泥可能过剩，但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还去日本买马桶盖呢？这说明，有些领域在中国的需求很强，供应不上。从总量上来看，一个国家投资在三驾马车当中占比过高的话，那就说明代表着最终需求的消费和出口两驾马车不够强劲，难以消化、投资、创造的产能，因而出现了产能过剩。

截至2015年，中国的投资率估计在46.3%。如果跟中国过去比的话，几年前中国曾经达到47%多，现在能够降到45%、46%这么一个水平，应当说很不容易，经济失衡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这是本届政府接手后经济出现的可喜现象。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45%、46%的投资率依然是全球最高的。有的国家过去一度也是靠投资拉动的，也出现过这种过剩的现象。比如，日本、韩国的投资率分别在上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达到各自历史上的最高点，但是他们的最高点也没有超过40%。因此，如果以投资率过高来衡量一个宏观经济的扭曲程度的话，中国今天的扭曲程度比当年的日本和韩国要更加严重。

中国结构性的问题或者说是裂痕是在环境污染方面。空气的污染、水资源污染，甚至土地资源污染，这个都会制约中国将来经济的增长。而且要修复这些资源，据世界银行估计每年都要消耗好几个百分点的GDP，一年创造的GDP，有相当一部分都要投到资源恢复中去，实际上经济就没有多大的增长了。如果经济的增长是以毁坏资源为前提的，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但是中国现在确实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步，有那么多问题和挑战。

另外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人口的老龄化。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由于婴儿潮一代退休导致社会急剧老龄化。因为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中国老龄化的速度比日本90年代的时候会来得更快。而在计划生育政策70年代末推出来之前的30年，中国是鼓励多生多育的，但后来的30年，计划生育政策人为地造成出生率忽高忽低，会使得未来老龄化来得非常剧烈。老年人数会大幅上升，而劳动人口会急剧下降，这会对将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构成一个很大的挑战。

户籍改革受阻碍，难以实现人的城镇化

怎么样才能够让投资率降下来？一是要缩短投资，容忍经济的短期内的大幅度下滑，但是这么做会出现一个经济短期内急剧放缓的后遗症，其后果是经济增长速度上明显回落，甚至失业会变得更加严重，银行坏账的情况也会变得更加严重，很多企业可能都要关闭，这么做的话，之前借的钱都没法偿还，金融风险可能一下子就会暴露出来。显然这个做法可能是非常痛苦的。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改革中两类改革是最主要的：一类是提高效率的，国企改革便是其中一例；另外一类改革是产生新的增长动力的，城镇化即属于这种。前几年城镇化改革一直在积极推进，但是更多地是推进土地基础设施的城镇化，没有怎么推人的城镇化，也就是户籍制度改革。户籍改革一直是一个障碍，难以实现人的城镇化。

没有一个办法是完美的，强制性的去产能、去库存是必要的，但是同时也可以采取一些改革措施。比如，中国国营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是很低的，比民营企业要低一半，但是他们得到中国政府巨大的补贴，资源价格和银行贷款利率都很低。有人做过计算，如果把这些补贴刨去以后，让国企接受与民企一样的土地价格、资金价格，中国国营企业实际上是不挣钱的。

也就是说，过去投资的资源很多流动到了效率比较低的所有制企业里面去。一个很明显的改革方法就是让资源更多地流到效率比较高的所有制企业，让效率比较低的企业、僵尸企业该倒闭就倒闭，该私有化就私有化，这样我们可能就不需要用那么多投资来推动经济了，投资效率自然就得到提高了。国家就不需要那么多投资，依然能够保持6%到7%的增长。

我把过去十几年中国一、二、三、四线几百个城市人口变化情况做了一个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越大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越快，越中小城市尤其是三四线城市，人口几乎不增长，有的地区的三四线城市人口是下降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台的房地产政策是全国一刀切，那一定是一线城市暴涨，而三四线城市未必涨。人往哪里涌房就往哪里买，这是最基本的规律。要实现户籍制度改革，可能要顺应人口的流向，人不愿意到三四线城市去，你给人家户口也没用的，人家愿意去的一二线城市，你不给照样会影响城镇化的进程。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需要加快速度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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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过剩问题、投资率过高的问题、人口结构问题还有资源问题，要瞬间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就无法增长，一下子又会出现其他问题，失业、金融风险瞬间暴露出来；如果还按照原来的老路走，或者纠正失衡的步伐改革的步伐慢一些的话，现在存在的问题会进一步地积累，到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会有更大的爆发。在这两者之间，我觉得没有一个完美的选择。当然很多问题之所以积累到现在是因为多年没有改革，并不是说三中全会之前很多问题都已经存在，只是那个时候没有果断地来推进这些改革。

有人说现在年轻人虽然人数比他的上一辈要少，但是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高呢？老年人可能受的教育，所处的时代，使得他们不可能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年轻人会使用电脑、容易接受现代事物，是不是劳动生产力高一些、能够弥补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年轻人的教育水平，不比日本90年代的时候高。从全国整体的受教育的年数上来说，比日本这个时候还要低，而日本那个时候并没有避免经济出现明显的下降，没有避免资产价格大幅地回落，也没有避免汇率明显的贬值，所以用这个理由来说即便老龄化到来，我们也不会面临日本式的调整，好像说服力并不是很高。

中国的农村人口还是很多的，进一步城镇化的机会也是很大的。中国现在还有多少的农村人口？我们算了一下，从15到65岁的工作年龄段人口，这个群体在农村还有4.3亿，因为中国现在城镇人口实际上已经达到了50%多，剩下45%左右是在农村的，而其中农村劳动人口也就是4.3亿。按理来说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是我们贯穿到一般来说，能够有机会从农村移民到城市的，基本上都集中在20到40岁这个年龄段里面，20到40岁占整个劳动人口数量是38%左右，也就是说有1.68亿的农村人口是在20到40岁的年龄段的，这些农村人口有潜力进入到城市。虽然房价的上涨会使外来人口难以承受城市的生活成本，不利于城镇化的推进，但是不管怎么说，城镇化的空间还是有一些的。

老龄化间接导致房价下降？

老龄化到来以后，中国遇到的挑战，可能不仅仅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在一个国家人口红利爆发的时候，它产生三个非常正面的现象。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快。国家的劳动人口过剩，不断地增长，不断地压低工资，使得劳动力成本始终上不去。

第二，国家的储蓄率一定是很高的。夫妻两个人一个小孩，家庭的储蓄能力非常强，所以资金供应也是过剩的，这个资金也可以存银行，可以买楼，可以投股票，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所以资金价格相对也是非常低廉，因此这个国家一定会经济增长很快。企业家也觉得这样的环境非常容易挣钱，工人工资低，到银行借钱利率低，就是人不值钱，钱也不值钱，所以干啥都能挣钱。

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房地产价格会暴涨。这个时刻人们储蓄率高，总要寻找一个载体来储蓄，用什么载体放银行的话利率太低，可能比通胀还低，放股市里面风险大，所以大家都愿意去买房子，而且买房子的动机不光是自己住的，也未必就是要出租，只是把房子作为一个蓄水池，甚至把它作为自己未来的退休金在那里买，买了以后哪怕就搁在那儿，等退休以后再把它卖掉套现养老。买完以后，发现房价还在呼呼涨，觉得将来孩子买的时候就会太贵，所以又把孩子的房子提前，那部分需求也给它释放了，这样房价就暴涨。

另一方面，房地产总体需求一定是下降的，因为人到了退休之后，就失去了原来中年时期购房的动力，再过几年可能会更多的想怎么把房子卖掉。而且，孩子的买房需求早年的时候已经被父母透支了。美国大学生30、40岁毕业之后十几年都没有买房，而中国大学生一毕业就买房，他们是父母帮忙买的，帮他们把未来需求透支掉。更何况，年轻人这一代本来数量上就比父母那一代，尤其是在城里面要少，所以需求本身就下一个台阶，更何况其中一部分已经被透支掉了，所以总体房地产的需求也一定是下降的。

第三，国家的汇率容易升值。因为物品价格太低廉，出口竞争力太强了，生产什么出口什么，别的国家没法与其竞争，所以每年都有很多的外汇收入，外汇储备不断地积累，就产生了巨大的升值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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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种要素价格上升后，国家出口竞争优势就会下降，它的出口能力、出口增长速度会下滑，外汇储备积累的速度也会放缓，甚至于一旦出现资本外流的话，可能会减少，那就变成了一个贬值的压力，所有的这些经济现象的拐点，都从2015年开始的。2015年是中国有工作能力的人在社会当中的占比达到最高点的一年，相当于日本的1990年。这个人口拐点的到来，也会有一个好的现象，经济的失衡本身会得以一定程度的纠正。当人口红利爆发的时候，人不值钱，钱也不值钱的时候，这个国家一定是出口，由于人不值钱而增长很快，投资由于钱不值钱而增长很快，相对来说消费难以增长，挣了钱的人首先想到不是怎么花钱，而是怎么存钱攒钱，因为知道老了之后靠孩子靠不住，孩子就一个，过去中国只要生三个儿子，这就是自然的社会保障，但是现在只能生一个可能是女儿，所以人们在中年时期挣了钱不敢花的，所以三驾马车是波逐的，两驾很快出口投资，第三驾消费很慢，但是等到人口拐点到来以后，前面的两驾原来很快会急速下降或者放缓，而第三驾消费相对比较稳健，所以这种失衡的现象，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纠正。

但是这种纠正并非以消费大幅上升为形式表现的，而是以消费下降的速度，比那两驾马车要慢一些，这种形式体现的，比如说中国过去消费增长17%、18%，现在在10%、11%，但是出口原来是20%、30%的增长，现在20%、30%的下降，所以这种失衡的现象得以纠正，但是它是伴随着总体经济增长放缓的。

中国人口红利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接下来我们看到中国老龄化将会迅速到来，以上这三个现象都会逆转，劳动供应不会像过去那么充裕，一定会提高劳动力成本，家庭储蓄率不会像原来那么高。即便个人的储蓄倾向还是没有变，过去挣100块钱，总是存40块钱，现在还存10块，但问题在于社会当中老人多了，老人是负储蓄者，他们几乎没有收入但是还得消费，一旦这个群体的占比高了以后，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就下来了。尽管个人的储蓄行为还没有改变，这么一来的话，资金供应就不会像过去那么充裕，所以，现在开始就是人更值钱，钱更值钱，干啥你都不挣钱，或者难挣钱。所以经济增长速度一定是放缓的。（编辑：杨彩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