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华盛顿人 于 2016-3-13 16:09 编辑
简牍与葬制,学术“含金”比金子还高为了保证良好的观展体验,此次首博海昏侯国展特别采取了预约入场;随之而来的结果便是,展览尚未开幕,第一周的预约名额就已被争抢一空。展览首日,人头攒动。终于得见已于媒体频繁亮相的耀眼金器,不少观众不禁咂嘴估摸着说,“这得值多少钱啊!” 早已三赴现场的海昏侯国考古专家组成员、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秦汉考古教授赵化成认为,海昏侯国最令他兴奋的考古学价值,反倒不尽然是那些最抓公众眼球的发现:“像金饼、马蹄金、麟趾金,此前考古都有过出土。当然刘贺墓已经是迄今汉代考古出土金器数量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的了,对于解释比如为何文献记载,西汉多黄金,但到东汉黄金便‘消失’了,就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严格讲,金器虽然漂亮,老百姓爱看,但可研究的课题,或者说其学术‘含金量’,其实还是相对有限的。” 赵化成最为关注的,其中之一便是刘贺墓中出土的竹简与木牍。文字是最为直观、信息量最大的历史证据,而其考古发现的概率很低,所以对于读遍史书的历史学家而言,考古工作发现的那些全新、当世的文字材料,便显得格外珍贵。近些年清华、北大相继高价购买竹简的原因便在于此。虽然目前清理工作才刚刚开始,但通过红外扫描等技术揭示的情况看,近五千件竹简已堪称一座小型地下图书馆,涉及内容至少包括《论语》《易经》《礼记》、方术,乃至与养生、房中术有关的医书,描写冢墓的赋,待其全部清理完毕后足以助史家眼界大开。 而一段早在2015年11月就已被各大媒体转抄,但并未激起太多媒体深入挖掘的“结论”,在赵化成眼中也格外重要,甚至足以概括海昏侯国考古的本质价值——“墎墩山主墓本体规模宏大,椁室设计严密、结构复杂、功能清晰明确,是西汉中晚期列侯的墓室的典型标本;墎墩山主墓是目前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紫金城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 以上结论不是空话。5年的考古工作已经发现并确定:海昏侯国都城紫金城遗址,就在刘贺墓的东北;紫金城遗址以西、以南,葬有包括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在内的全部四代海昏侯,以及13处贵族、平民墓葬;刘贺和他的夫人共享一座墓园和一组由寝、祠堂、东西厢房组成的祭祀用礼制建筑,却葬于不同的墓穴;他们二人墓穴的周围,是7座袝葬墓(有的前有祠堂)、1座车马坑、园墙、园门、门阙,以及墓园的道路和排水设施。 刘贺墓墓室结构。(朱起鹏/图) 与马王堆墓比较,各有千秋与整座海昏侯国“大遗址”完整的结构相对应,虽然考古队2011年就已发现了如今的刘贺墓,但他们直到2014年才正式对其进行发掘,之前的工作都专注于先调查与发掘好墓园及其周边区域;到目前为止,考古队勘探100万平方米,发掘1万平方米,也远超刘贺墓的400平方米。 “搞清列侯的葬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赵化成介绍,“因为汉代人对墓葬非常重视,不吃不喝也要把死人埋好,事死如事生,所以一个列侯的葬制能牵扯到整个汉代的丧葬制度,进而又牵扯到整个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葬制是社会的反映,研究葬制最终是为了研究社会,这才是考古学者最关心的。” 从这一点来说,一些媒体所言“刘贺墓比马王堆墓还重要”,并非全然没有道理。马王堆2、1、3号墓,分属长沙国丞相、同为列侯的轪侯利苍及其夫人、儿子(或兄弟)。因为墓葬是在“文革”期间被发掘,考古队未及探寻墓葬之外的墓园、聚落,且轪侯利苍的食邑位于现今河南而非长沙,不似海昏侯的葬地就在其食邑城外,所以对于搞清列侯葬制,马王堆墓确实不如刘贺侯墓重要。 但赵化成也强调,笼统地比较刘贺墓与马王堆墓的重要性,意义并不大:“两墓年代就不一样,马王堆墓是西汉早期,刘贺墓是西汉中晚期。利苍的身份也和刘贺很不同,前者只是在长沙国做丞相,很有钱,随葬品很多,而刘贺则是身份十分特殊,所以两人的墓葬各有千秋,刘贺墓中很多重要的文物,譬如酎金、孔子屏风,马王堆墓就没有,反之亦然。而且从文物保护的状况看,马王堆墓要比刘贺墓好一点。”毕竟前者被发掘的时候墓里还有沼气隔绝起到保护作用,后者只是泡在水中,所以马王堆墓出土有稀世的辛追夫人女尸、漆棺、帛画、服饰,而刘贺的骨骼与丝织品则已经被南方的酸性土壤腐蚀得不剩多少了。 考古现场出土的琥珀,里面的小昆虫清晰可见。(郭晶/图) 这一次,不再有“曹操墓”的喧嚣争议回想这半年海昏侯墓在全国引发的巨大反响,海昏侯国考古领队杨军连说,“没想到,真没想到。”他直言不讳地用“狂轰滥炸”来形容媒体对刘贺墓的报道,坦言考古工作已经彻底暴露在镜头之下,“对考古工作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而身处媒体“风暴眼”正中心的杨军,也早已成为了媒体无时无刻不甘罢手的“围猎”目标,3月3日他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向其他学者介绍工作时,就被一通媒体来电打断,即便杨军表示“正在讲座,你们的事情不会急到让一屋子老师都等着咱们打电话吧”,对方仍然回应,“刘贺墓的节目马上要播了,实在只能现在和您电话确认细节。” 其实早在2002年,杨军主持发掘的“江西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即荣获了当年“考古学界的奥斯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但显然,那时的杨军乃至整个江西考古受到的关注,都远不足以和今日对比。如果没有刘贺墓,形容朴实、为人热情、烟量不小的杨军,会和其他很多身经百战、见多识广、成绩斐然的一线考古人一样,戴上草帽走入乡野,旁人都未必能将他和众多江西老表分辨开来。面对各路媒体大量难免重复、外行的提问,杨军从未以“这个问题你上网看我之前的回答就好了”“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外行我无法回答”搪塞,一直半带微笑地再一次用浅近生动的语言讲给新来访的记者。 “跟媒体的协作是非常重要的,要让媒体帮助我们把考古成果普及给公众。”在杨军看来,从2015年11月开始,海昏侯墓的考古过程正好与媒体报道完成了出色的配合,一方面考古学者一步步打开棺椁,探寻墓主人是不是刘贺,一方面媒体也配合着一步步推进报道,发酵墓主人究竟是谁的悬念,以至最终考古学术的探究变为了全国公众的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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