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芷江机场：1945年见证日寇投降的伟大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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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20 10:06:30    中华网论坛  

    1945年8月21日,代表百万侵华日军的日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一行,由南京乘飞机专程前来湘西芷江乞降,宣告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美梦的彻底破产,中华民族百余年耻辱得到了洗雪,偏远的山区小城芷江,遂成为驰誉中外的抗战胜利受降历史名城。大军云集的芷江芷江,地处湖南西部边陲,居云贵高原东缘和雪峰山西脉之间,是通往西南诸省的孔道,素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之称。由于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也视芷江为军事要镇。1934年,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在御日国防建设中,就极力主张“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基地宜设在云南昆明,战时大本营宜设在湘西芷江、洪江一带”。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由南京迁都重庆,更感到芷江这个“全楚咽喉”对捍卫大西南后方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至1945年有大批中国及同盟国军队及军事机构陆续迁入。据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驻芷各种军队及军事机构多达220个,大到国民政府的陆军总部、方面军司令部及军政部、军令部所属单位,小到高炮连队、防空哨卡。从兵种看,有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及宪兵等多个兵种。既有中国军队,也有苏联、美国的空军。美军地、空勤人员最多时达6000余人。在竹坪铺、七里桥等处的低冈,田垅里鱼鳞板似的黑色营房、仓库、商店连成一片,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形成了“美国街”。原不足3万人的县城,骤增至10余万人。芷江,成了大军云集的前哨阵地。修建芷江机场由于军事机构的迁入,兵员的不断增多,作为重要军事设施的飞机场,也随着战争的需要而兴健扩建起来。芷江机场位于县城东郊一公里处,原是一片开阔而低矮的丘陵地带。又因古时小岳之上多生楠木,故又名楠木坪。1934年,蒋介石在围剿中央红军的同时,于12月1日电谕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为将来绥靖川湘黔三省边境计”,令在芷江修建飞机场。

    开始组织人员对机场地形、范围进行勘察。由于勘察技术力量薄弱,进展迟缓,到10月底,勘察的总体方案均未落实,后因故机场的勘察工作曾一度搁置起来。1936年7月机场的勘察工作又重新开始,10月机场的兴建方案已定。以原校场为基础,扩修成一个800米见方的飞机场。县府抽调民工2000余人,开始施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战事趋紧。重庆政府深感加强湘西设防的重要,必需加速和扩大机场的修建。即以国民党中央航空委员会的名义电令湖南省政府,要求将芷江机场由原来的800米见方扩大为1200米见方。第四行政专员公署从芷江、麻阳等11县征集19000名民工,于1938年1月12日正式动工。当时国民党航空委员会指派工程师林泽群负责机场的规划、设计、勘察、组织施工等全面技术工作,后来又派实习工程师黄彰任协助林工作。这次扩修任务包括跑道、停机坪、排水道、机窝及隐蔽药库等,工程十分浩大。按施工规划:占用良田、道路、村舍面积为1034 77亩;开挖搬运土石方777888立方米,滚压面积544987平方米;铺沙石面积为181662平方米;搬迁民房20余处,计建筑面积7755 35平方米;搬迁坟墓24000余座。参加扩修机场的民工,劳动强度极大。当时挖土、运土、滚压等繁重劳动,没有机械作业,全靠手工。民工在挖山头的同时,还要把剩土运去填塞沟洼,每填高40-50厘米需锤牢夯实一层,最深处需得填3-4米的土层。几千亩的大机坪,都是靠上百人拉着一个个三四十吨重的水泥大石滚碾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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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的生活极其艰苦,卫生条件极差。各县民工分住在县城的庵堂寺庙、宗祠会馆及居民的院落里。由于人员过份集中,暑天施工,体力消耗大,饮食差,身体虚弱,加之挖掘的上万座坟墓,白骨乱抛,日晒雨淋,造成工地环境的严重污染。1938年7月,发生霍乱流行,修机场的民工,每天死亡数十。据官方统计,在几次扩修机场中,因患霍乱或劳累而死亡的民工不下5000人。当时外地人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语:“人到芷江,九死一伤。”民工施工的工钱,按施工付酬规定,原定每立方米的土方,价4角5分,后降为2角4分。实际上除每天两餐糙米饭外,民工分文未得。征工处的人员大肆贪污。1938年5月底,芷江征工处副处长杨毓桓、监工唐立成因贪污事败露后,激起民工的极大愤慨,纷纷投书告状。当时,正逢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来湘西视察,听后甚感气愤,遂于6月5日,将副处长杨毓桓解省鞫讯。并将监工唐立成就地枪决。这虽然平息了一时民愤,但各县负责管理民工的头工们的贪污之风并未刹住。如后来的扩修机场中,芷江县长秦佑农、黔阳县长刘伯谦从民工身上刮去上百万元的血汗钱而逍遥法外。1938年10月,除完成了2000亩机坪及1600米的跑道扩修任务外,还修建了导航台、指挥塔、疏散道等工程设施。经国民党航空委员会芷江工程处验收合格,随后机杨开始使用。
    1940年至1945年初,又多次加固扩修,使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东方的第二大军用机场。也正是这个湘西人民用血肉筑成的机场,后来竟和抗日战争的胜利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争夺芷江机场而发生的“湘西会战”,是抗战期间中日双方的最后一次恶战;“芷江受降”更使其蜚声中外。重要的空军基地1938年10月机场竣工后,国民党武汉航空第九总站及南昌飞机修理第二厂相继迁来芷江。从1938年冬到1945年10月,先后有苏联志愿空军中队、中国空军第二大队、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第六十八飞行联队、运输机队、中美空军混合团的第一大队(轰炸机队)、第五大队(战斗机队)和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等空军部队进驻芷江机场。尤其是1944年初-1945年8月,中美空军的大批鲨鱼式、野马式、黑寡妇式战斗机、侦察机、中程Ｂ-25型轰炸机、大型Ｃ-46式运输机聚集在芷江机场,最多时达300-400架。芷江机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国民党重庆政府的前进机场,盟军的重要空军基地。当时又是军事保密的重点,凡涉及这一机场空军作战及战果的报道,都是以“红岩机场”、“湘西基地”、“湘西某地”等代号顶替,给这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神秘色彩。这一山区机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不可忽略的军事地位,发挥过重大作用。
    1944年初,大批中美空军部队进驻芷江机场,陈纳德将军将驻芷空军的作战区域明确地划定为“以华中特别是黄河以南、平汉铁路以西地区、南京、上海以东地区”。驻芷空军部队负责夺取制空权、空战歼敌,并担负着对日军粤汉、湘桂等铁路、公路运输线及长江、湘江、洞庭湖等处的水路运输线的轰炸和封锁,切断日军后方补给、阻滞其南下西进行动和支援中国陆军地面部队作战任务。1944年5月12日,第五大队分队长乔无遏率领8架“鲨鱼式”(Ｐ-40式)战斗机前往遂川袭击日军兵站。刚飞抵目的地,即遇6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的拦截。空战中,乔无遏和盟机各击落日机1架,以2:0首战获胜。7月19日、第五大队出动“鲨鱼式”机10架,袭击新市日军兵站,与日本战斗机16架相遇发生空战,中国飞行员共击落日机6架,其中冷树培一人击落2架,以6:0再次告捷。驻芷中美空军不仅在空战中打得日本空军闻风丧胆,更以奇袭日军机场,摧毁地面敌机而叫侵略者“谈虎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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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下半年,日军以监利县境内的白螺矶机场为犯湘的主要机场、集聚大批飞机,直接参与衡阳会战。7月9日,第五大队队长向冠生率20余架“鲨鱼式”机超低空贴洞庭湖面飞行,突临白螺矶机场,对机场旁3个大型机库实施轮番攻击,共击毁日机110余架,创抗战期间中方空军击毁日机的日最高纪录。24、28日又两次奇袭白螺矶机场,击毁日军零式和东条式飞机50架。
    1944年底,在豫湘桂战役中为了牵制日军行动,支援地面部队作战,驻扎在芷江机场的中美空军,对日军机动袭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1945年1月3日,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一大队在美空军上校贝纳特的率领下,攻击日军汉口机场,击毁日机49架。3月29日,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派出两个编队17架“野马式”(Ｐ-51式)战斗机,沿长江东飞1060余公里,远征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三大机场,仅20分钟时间,胜利完成对明故宫机场、大教场机场及新修之运输机场的攻击,摧毁地面日机15架,中方无一伤亡,全部安全返航。
    1944年7月19-21日,驻芷江机场的第十四航空队,在长沙附近的湘江中炸毁日军供应船50艘,击毙日军50余人,在衡阳外围摧毁敌军供应线6处。中美空军混合团在长沙南击毁货车20辆,在祁东击毁货车45辆。8月3日,空军第一大队出动Ｂ-25式轰炸机群,轰炸了黄河铁桥。8月13日,第五大队分队长项世端率8架战斗机在新市公路旁击毁30余辆日军车。8月25日,张唐天率4架战斗机在衡山附近的湘江江面上,炸毁一艘大型日军铁甲船。8月底的一天,第五大队大批“鲨鱼式”战斗机在岳阳附近的船坞上空,以汽油弹攻击,烧毁日军上千艘大小运输船只。
    据有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从1944年12月初至1945年3月底的4个月时间里,仅驻芷江基地的第五大队就出动Ｐ-40式和Ｐ-51式战斗机88批,784架次,对郑州、长沙、衡阳、独山、汉口、南京等地日军实施攻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共摧毁日军仓库、住房582栋,炮阵地10个,击毁日机25架,卡车320辆,运输船只410艘,火车6列、车厢208节,击毙敌步骑兵3037人,战马745匹。芷江机场在抗战期间,不仅在对日空战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同时在空投、空运方面也作出过一定的贡献。在1944年7、8月份的衡阳保卫战中,由芷江机场起飞的运输机,对孤立无援的中国守军,空投了大量的粮食和弹药。为了确保空投物资的准确,空军不怕牺牲,一再降低高度,为此,中美空军先后损失5架飞机,牺牲3名飞行员。衡阳中国守军之所以能坚持47天之久的浴血战斗,与芷江机场所给予的空中支援是分不开的。1945年5月中旬,在“湘西会战”最紧张时,美驻华空军司令部派大批Ｃ-46式运输机帮助重庆国民党政府将从缅甸撤回的廖耀湘所部新六军,由昆明巫家坝机场空运至芷江,作为“湘西会战”的预备兵力。在抗战期间,驻扎在芷江基地的中国和盟军的飞机,对日军的兵站、机场、码头、后勤运输线不断实施突然袭击,使其防不胜防。
    侵华日军在临近失败前发出哀叹:“在中国战场上,过去一直是由我们掌握绝对制空权作战,现在则经受了完全新的体验。”芷江空军基地,成为威胁日军的心头之患。
    为了摧毁芷江基地,日方派特务搞破坏,出动飞机不断轰炸。据芷江县府1946年空袭损失的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11月8日起至1945年2月21日止,日机轰炸芷江达38次,出动飞机513架次,投弹4731枚,炸毁房屋3756栋,损失粮食30万担,损失总值(法币)163 169亿元。而这38次轰炸中,攻击机场的就有23次,在机场上投掷的炸弹多达3109枚。838名无辜同胞在日机的炸弹下丧命或伤残。但是芷江基地是炸不垮的,1943年,各机关、团体和居民,自动修建防空壕洞2276个。每当机场遭受日机轰炸后,成百上千的民众,就带上锄头畚箕,填补弹坑,抢修跑道,确保了作战飞机的正常起飞降落。为了基地后勤保障,不仅有辎重汽车十九团的2000余名官兵驾车日夜奔驰在芷江至昆明的崎岖公路上。在最紧张时,连从镇远到芷江的氵无水的水运民船,也被征用为运输弹药的“军船”。芷江,成了拱卫大西南后方的钢铁屏障和迎接全国大反攻的桥头堡。芷江基地保卫战侵华日军在不断遭受由湘西起飞的中美空军的沉重打击之后,日军决定扫平芷江基地,重新夺取制空权,消除交通线和日本本土的巨大空中威胁。
    1945年4月,日军坂西一郎率领第二十军,下辖6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另加伪和平军第二师和飞行师团的第四十四战斗队,独立五十四中队及炮兵、工兵2个独立联队,共8万余兵力进攻湘西。广西、湖南日军于4月上旬分三路合围芷江,妄图一举摧毁芷江基地,即日方所谓的“芷江作战”或“芷江攻略战”。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也觉察出日军的阴谋,决定倾力保卫芷江空军基地。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亲自担任总指挥,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担任正面防御作战;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担负桂穗路防务;第九十军为战役机动兵团,配置靖州、绥宁一带,以策应王耀武部右翼作战;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接替湘北防务;原防守湘北的第十八军调沅陵、辰溪集结,作为第四方面军的机动兵团,并从昆明空运新六军廖耀湘部至芷江作总预备队。参战陆军为8个军23个师,加上后勤保障部队,总兵力近20万人。
    战役于4月9日打响。日军从安化、益阳、宁乡、永丰、邵阳、东安、新宁、武冈的1300余里的扇形地段向湘西发起了全面攻势。中国守军奋起抵抗,顽强阻击西犯之敌。4月10日,会战开始的第二天,从芷江机场起飞的数以百计的中美空军的战斗机、轰炸机彻底破坏了日军后援地衡阳、宝庆、湘潭三角地带所有的大小公路桥梁。20日空军第五大队出动全部飞机轮番攻击放洞、红岩、大庙、大黄沙及一四五○高地等处的日军据点,给立足未稳之敌以致命的打击,迫使这一线日军停止进攻。5月1日,中路日军主力一一六师团,向雪峰山东麓的上查坪、下查坪、肝溪一带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中国空军和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集中兵力,对这一地区的进攻之敌,实施一星期地毯式连续轰作,给敌军以沉重打击,迫使其溃退。进至洋溪的左路日军,也遭到空中猛攻伤亡惨重。经过近两个月的激战,在中国地面部队英勇奋战和中美空军的猛烈打击下,1945年6月7日,参加“芷江攻略战”的日军被迫撤回原阵地。是役歼灭日军28320人,生俘213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在这场芷江基地保卫战中,驻芷空军表现尤为突出的是第五大队。
    据统计,从4月10日至5月23日,43天内第五大队就出动Ｐ-40、Ｐ-51式战斗机2500架次(在战事最紧张时,一天最多曾出动250架次),投弹100万余磅,发射机枪弹80多万发,歼灭大量日军。
    蒋介石急电促降在“湘西会战”结束两个月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军民的全面反攻和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被迫于1945年8月10日通过东京电台广播,照会中美英苏各国,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各项规定,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15日,国民党行政院正式接到日本致中美苏英的投降电文。15日中午,在重庆的蒋介石急电驻南京的日本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催促其速派代表到江西玉山机场会谈受降事宜,并要求日军“保持现有态势”,“听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17日下午5时,冈村复电蒋介石:日本驻华最高司令部决定派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参谋桥岛芳雄2人,率同随员3人,准于18日乘飞机先至杭州再转去玉山。当晚蒋介石又致电冈村、说是玉山机场跑道损坏,不能使用、决定改为湖南芷江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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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民政府选择芷江作为受降地点,据当时报载有双层意义:
    一、芷江为敌丧师折众进攻未逞之重镇,是年春夏的湘西会战,为我方转胜起点,芷江象征八载艰苦抗战卒告胜利;
    二、芷江为新生武力核心之一,广大机场银翼相接,极为壮观,新装备之战士荷枪站立,一派朝气,日人见此,必凛于中国实力,而有所戒惧。
    18日,蒋介石再次急电冈村,要求日方代表须于8月21日到达湖南芷江,并规定前来参加芷江受降会谈的日方代表的人数(不超过5人)、飞机的航线(自汉口机场起飞,经常德上空,直飞芷江)、乘坐的机型、飞行的高度(须在5000英尺以下),飞行的时间(为当时重庆夏季时间上午10时,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为上午2时),以及日方代表乘坐日机的识别标志,联络方法等。19日下午6时冈村宁次电复蒋介石,表示“依照尊电办理”。何应钦奉命主受降蒋介石接到冈村宁次的复电后,于19日晚召见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指定其为中方受降的全权代表。随后,何除急电驻守芷江一线的第四方面军王耀武、新六军的廖耀湘等加快准备外,还连夜召集有关人员会议,确定以陆军总部、军委会、行政院顾问团和战区司令长官以及美军驻中国作战司令部的高级军事人员,组成庞大的受降班子,并决定由昆明、重庆、贵阳各大报社派出大批记者随同前往芷江。中日双方要在芷江举行受降,日本侵略军的代表即将来芷江乞降的消息传出后,芷江,这座曾为抗日战争作过贡献的古城,顿时沸腾起来了。人们奔走相告,互相庆贺祝愿。商店酒家门前挂起了节日的彩灯,大街小巷贴满了“庆祝胜利,巩固世界和平 ”、“向抗战将士致敬”、“向盟邦战友致敬”、“抗战胜利万岁”等红红绿绿的标语和横幅。在县城东门口的两旁粘贴着一幅鲜红的巨型对联,上联为“庆五千年未有之胜利”,下联为“开亿万世永久之和平”。在横跋无水大桥的东西两端,用青松翠柏搭起了两座高大的牌楼,牌楼上的“正义大道”、“和平桥梁”八个一米见方的大字,遥相对应,格外醒目。在福音堂洋楼顶端,挂起了中、苏、美、英等国的国旗。
    20日上午,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卢汉、余汉谋、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等陆续到达芷江。下午5时,何应钦、陆军参谋长萧毅肃及陆军总部的主要幕僚、行政院的顾问团32人,加上美国军方人员、记者团共50多人,分乘4架运输机,由重庆飞抵芷江。当晚,由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设立“陆军前方司令部”,又称“陆军前进总指挥部”,负责全部受降事宜。因日军代表系副参谋长职位,考虑两军代表军阶的大体对等,便安排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直接出面会谈,并指派新六军军政治部少将主任陈应庄、中国陆军总部上校参谋陈昭凯、均改佩少校军衔负责对日军降使的警戒和接待工作。
    21日上午10日,前来参加芷江受降的中美方代表,国内外新闻记者已陆续到齐。仅居住于城南汽车站附近东亚大旅馆,佩带印有“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出入证”红绸带的中、英、美、法等国的新闻记者、电影摄影师就有上百人。交通部并特设了一所临时电报局,从辰溪王耀武所部调来军用电台供记者发稿之用。七里桥一带所有的空军营房全部改作招待所。为了不失战胜国的风度,陆军总部规定,凡参加会谈的中方代表,生活上按军事化的要求,饮食起居按会期临时作息时间表实行,以号音为准,造成一种严肃庄重的气氛。
    受降会谈在芷江8月21日上午9时,芷江基地派出空军第五大队空军中尉周天民、娄茂呤、林泽光、徐志广及美空军上校葛兰芬与乐威驾驶的六匹“野马”战斗机,由芷江机场起飞赴常德,对日本降使的专机执行监护和引航任务。当今井的座机刚飞临常德上空,中美飞行员便发现了目标。随后在第五大队战斗机监护下,朝西南方向飞行。11时15分,中美混合大队和日本降使乘坐的绿色双引擎运输机依次于芷江机场降落。在飞机降落的瞬间,今井从座机的窗口里清晰地看到,在宽阔的芷江机场的边缘,分散隐蔽着上百架飞机。在机场上空还有6、7架飞机在云层底下盘旋。机场上站着千名中美两国军人及新闻记者。日机在机场东部南北向的主跑道上慢慢的停了下来。11时25分,在中方宪兵严密的监护下启开机门,今井探出头来对负责接待的陈应庄少校说:“请问可以下机吗?”陈说:“可以!”首先下机的是穿藏青色西装的日本翻译木村辰男,接着便是头载拿破伦帽,佩少将军衔,蹬马靴,着草绿色哔叽翻领军服的今井武夫,跟在他后面的是随员陆军中佐桥岛芳雄和少佐前川国雄。最后下机的是航空员社原喜八少佐、准尉久保善辅、小八重正里、雇员中川正治,并同时从飞机上带下5口小皮箱。今井被引到一辆插有白旗的美式吉普车上,坐在前排的司机台旁,后面坐着前川、桥岛和翻译木村。另一辆车也插着白旗,载着其余4个日本人和行李。陈少校所率领担负警戒的宪兵班,分坐在最前和最后两辆车上。4辆车成纵队形缓缓驶出人群,向住所开去。从机场到宿舍的路上,到处都是宪兵的岗哨和围观的中外军人。由于人们竞相观看日本降使的“尊容”,常常阻挡了车队的行进,吉普车也只得开开停停。据后来今井武夫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内心充满了“绝望的孤寂感和不安的心情”。
    下午3时25分,今井武夫及3名随员在陈应庄少校的带领下,分乘两辆吉普车从4里外的住所开赴受降会场。受降大厅是一间长20米,宽约8米的木房。大厅右边的正中墙上挂着一张很大的孙中山半身像,像前面排列成弧形的几张桌子,上面铺着洁白的桌布,在案台前不到两米的地方,面对着摆有4张黑色的椅子,是投降代表的座位。在大厅的另一端专门为新闻记者预备了一张大的餐桌,靠墙还有一圈椅子和凳子。桌上没有花瓶和烟茶,明显地标示出这是接见投降代表的地方。3时35分,在严肃的气氛中,今井、桥岛、前川和翻译木村与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副总参谋长冷欣、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等进行了受降会谈。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张雪中等高级军官列席了会议。萧毅肃等用中日英语高声宣读何应钦交给今井转送给冈村宁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备忘录宣读完毕后,两份早已准备好的《受领证》和毛笔墨盒,由萧毅肃的翻译递送到今井的面前。这时上百双眼睛的视线,一齐投到了今井的身上,无数的摄影机的镜头,也瞄准了这个中心人物。今井忙在《受领证》上签名并加盖了一个椭圆形的朱红名章,摄影师快速地拍下了这一镜头。这一镜头,从此也就永久地载入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史册之中。鉴名后的《受领证》,一份由萧的翻译收回,另一份和备忘录仍放在今井的面前,又继续进行有关通讯联络方面的会谈,萧并交给今井一份电讯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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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受降会谈历时1小时20分钟。会谈中,今井对中美方代表所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作了答复。但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今井始终避开“投降”二字,如开始萧毅肃要他说明身份时,他说:“我们驻华派遣军方面则由鄙人代表向中国方面的代表见面,执行停战协定”,当提到日本代表赴马尼拉请降时,他又以“作军事上的接洽”一语搪塞而过。是日晚8时30分至11时30分,蔡文治、钮先铭、林秀栾、刘廉一、王武等赴今井住所,就军需物资、武器装备、资料移交、旅华日侨遣送问题进行了长达3小时会谈。22日上午,冷欣中将和美国柏德诺准将及王武上校前往今井住处,就在南京开设前进指挥所,接收军需物资、装备以及美军战俘现状、待遇等问题进行了约40分钟的会谈。当日,还有空军上校张廷孟和有关参谋分别到今井住处进行个别谈话,就有关南京、上海等处机场的状况及通信设备进行了事务性的联系。关于受降签字地点,8月21日,何应钦曾急电请示蒋介石,认为南京签字“我新六军尚不能开始空运,若职个人前往,在敌势力之下,诸事进行必感困难”。要求维持重庆原议“仍在芷江较为妥当。”蒋介石8月22日以急密电复示:“可与日代表在芷江会商各条款,签字地点决改在南京。”23日下午,何应钦在陆军总部的一间客厅里接见今井及翻译木村,陪同何接见的有萧毅肃、冷欣、蔡文治及柏德诺。会见完毕,今井等日方代表乘坐插有小白旗的吉普车,驶向停留在芷江机场上的日机。14时30分,日机起飞,沿来时航线而归。今井武夫一行在芷江逗留的时间长达52小时。
    下午7时,何应钦在会谈大厅前的广场上举行“胜利和平大宴”,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及其慕僚、各方面军司令官及其他军政要员、陆军总部的全部临芷人员和数十名中外新闻记者出席了宴会。宴会上,何应钦、柏德诺分别致辞,互贺受降会谈成功。8月20日至9月7日,何应钦率陆军总部机关迁驻芷江处理受降事宜的19天里,与日方代表“会商”了日军投降的各项具体条款;确定了受降签字时间和地点;转交和拟定了中字1-24号备忘录;收受和处理了与蒋介石、冷欣及冈村宁次等人来往的40余份电报;调运兵员开赴南京、上海等日占城市,布置和检查了全国各受降区“办理受降事务”的情况,完成了接受日军投降的实质性工作,留待南京的只是履行签字的程序了。9月8日上午8时,何应钦乘坐“美龄号”专机离开芷江,12时10分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降落。
    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日军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礼堂(即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旧址)举行,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出席受降;冈村宁次代表日本投降。受降仪式历时20分钟,受降签字仪式完毕,当日方代表退出礼堂后,何应钦便即席向全国宣布了日本投降签字的消息。
    受降城的修建芷江受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震惊中外,为世人所瞩目,不仅当时国内各大报纸作为头条新闻予以报道,事后,许多人还主张以各种形式对其作永久性的纪念。
    1946年曾有人向国民政府提出,要以芷江为中心划出相邻的31县设和平省。1946年冬,当时的湖南省主席王东原视察芷江时,再三强调,原接洽受降地点房屋、签字用的桌椅用具,均应保留原状,留示后人。并在省政府会议上提议,将芷江修建为受降城,获社会各界人士赞同。
    1947年6月在《湖南省政府公报》第52期上正式发布《芷江受降城的规划原则》,公报中强调:受降城的修建必须突出“有受降纪念意义”,并指出“一个在八年苦战中争得最后胜利的受降城市,如果只让他炫耀于一时,而不加以规划建设,永留纪念,那就未免太辜负它的存在了”。随即,省府又派省设计委员陈誉膺和芷江县长杨化育拟定了《芷江受降城设计草案》,受降城建设计划包括两大部分:
    一是城市建设部分;
    二是其他公共事业建设部分。
    修建受降城,预计共需经费法币为286亿元。芷江受降城的建设方案,虽经省政府建设厅的朱皆平、李荣梦、潘基石质等有关人员进行认真讨论,并报请南京国民政府获准,但却只拨得款项285万元(法币),于1947年2月在原受降旧址-七里桥磨溪口旁,建成一座“受降纪念坊”。
    “受降纪念坊”为四柱三拱门牌坊式建筑,通高8 5米,全宽10 64米。中拱宽3米,门洞高3 5米,坊基为水泥筑石礅,上砌砖柱,四方形,水泥敷表,柱面各边宽1 16米。正、背两面均镌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题额、题联。正面中门上端:“震古铄今”(蒋中正题)正面中门下端:“受降纪念坊”(芷江县长杨化育题)东拱额联:“布昭神武”(于右任题)西拱额联:“武德长昭”(孙科题)中柱题联:“克敌受降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蒋中正题)侧柱题联:“得道胜强权百万敌军齐解甲受降行大典千秋战史记名城”(李宗仁题)。
    1983年5月,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开始复修受降纪念坊和受降会场,1985年8月竣工。新修复的受降会场和受降纪念坊均保持原有风貌。
    1992年11月,中共芷江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在芷江七里桥修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暨受降园。
    1993年8月21日芷江隆重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48周年暨修建受降城奠基典礼”。新的受降城总体规划共分:受降纪念、受降城纪念性建筑、旅游景观等三大部分,以“坊-园-城-带”联成一体,历史地再现抗战胜利受降名城。受降城总体规划经省、地、县三级审批后,10月,湖南省政协面向全国发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设计方案征集书》。全国参加应征的有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湖南大学、天津大学、广州华南工学院、哈尔滨建筑工程大学、航空部第三设计院等单位送来的12套设计方案,最后推选湖南省建设计院承担和完善设计新方案。
    1994年4月,完成《芷江受降纪念馆施工图》。受降城首期工程,即主建筑受降园纪念区建设,从1993年8月奠基至1995年竣工,历时两年,该工程费资369万元。新建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展览馆,建筑面积为1500平方米,造型构思选用了富有纪念性梯形金字塔与中央拱起曲面组合图形,塑造了既似屋顶,又似牌楼的新型建筑物,左右对称,四根深红色圆柱直冲屋顶,寓意四亿同胞齐抗日。纪念馆采用旧志称为紫袍玉带的著名明山石,展馆外观呈紫红色,象征着胜利是八年抗战中3500万同胞的牺牲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血肉拼搏所换来的。7米高的中央大厅正中为毛泽东的抗战胜利题词实壁。大厅两侧楼上下为三展室、影视厅。“八年抗战”、“中国受降”、“历史不能忘记”三展室展出照片、图表、文电291幅,实物252件。修建受降城,是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当年修建受降城的建议和提案,由于历史的原因始终未能实现。
    今天,这个前人的夙愿,终于变成了现实,一座庄严雄伟的受降城将作为八年抗战胜利的永久纪念而屹立在华夏大地上。“芷江受降纪念馆”后改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展览馆”。军事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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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国军抗日战争的22次正面大会战中，唯一的一次真正的胜利。所以蒋介石决定要在芷江受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