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 历史的终结和巴尔的摩的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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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铮：特朗普对民主党众议员卡明斯的指责，以及巴尔的摩30年来的变迁，为围绕历史终结论的争论提供了绝好实例。

　2019年8月30日 04:21 美国西东大学教授 汪铮 为FT中文网撰稿

　　30年前的1989年夏天，36岁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升任了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的副主任，意气风发的他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福山在文中断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将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文章发表几个月后柏林墙倒塌，两年后苏联解体，30年来这篇文章一直都是争论的焦点，引发了绵延不绝的讨论。


　　30年后的2019年夏天，无聊的华盛顿的夏日因为特朗普总统与民主党众议员伊莱贾•卡明斯（Elijah Cummings）的三天三夜的推特论战而有了点意思。卡明斯担任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主席，他指责美墨边界关押无证越境移民的边境设施条件恶劣，被触怒的特朗普总统于是在推特上发表了一系列针对卡明斯和他所代表的巴尔的摩市选区的怒骂。特朗普称卡明斯的巴尔的摩选区“令人作呕，老鼠和啮齿动物肆虐”， 是美国境内“最糟糕，最危险的地方”，“没有人类愿意住在那里”，而卡明斯本人则是一个“恶霸”。


　　表面上，巴尔的摩的鼠患和福山30年前的文章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仔细想来，巴尔的摩这座城市30年来的变迁，卡明斯20多年的众议员生涯，以及特朗普总统的公开指责，这三件事却为《历史的终结？》这篇文章以及福山30年间的思想变迁提供了的绝好实例。


　　先说巴尔的摩，这个城市所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数据应该都指向“衰败”这个词。巴尔的摩地理位置非常好，是东海岸重要的港口，处于纽约至华盛顿的黄金交通道上，至首都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在地。但是，在美国总人口大幅增加的背景下，巴尔的摩的城市人口却逐年下降，从1970年的90万人下降到现在的60万人，仅卡明斯的第七选区内目前就有逾4.6万所房屋被空置抛弃。人口下降但犯罪率却居高不下，毒品泛滥，枪支泛滥。根据联邦调查局2017年的统计，该市全年有超过1000人被枪击，在全美最不安全的大城市中排名第一。巴尔的摩的贫困率为23.1%，几乎是全国的两倍。说到老鼠，巴尔的摩还不是美国最糟糕的，它在全美鼠患最严重的城市中排名第九，好过排名第一的芝加哥。


　　再说伊莱贾•卡明斯，他绝对是个人物，他的选举记录足以让全世界的候选人羡慕，自1996年开始在马里兰第七选区竞选联邦众议员，他在过去23年每两年一次的选举中战无不胜，且每一次都是摧枯拉朽的大胜。2006年的选举得票率高达98.1%，简直是全民拥戴。即便最差的2014年也有69.9%。2016年和总统大选同期举行的选举中他的得票率是74.9%，比特朗普强多了。


　　问题来了：巴尔的摩如此衰败，卡明斯的“政绩”如此糟糕，为什么他却能够高票当选，连选连任？特朗普对他的指责也是这个意思：你自己的选区脏乱差如同人间地狱，你最好滚回你的选区去，凭什么对全国事务说三道四？


　　福山比卡明斯小一岁。发表《历史的终结？》让福山一举成名，但“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现实却让福山饱受质疑。30年来，他一方面为自己辩护，比如辩解说他1989年此文的标题后面可是有一个问号的，且很多人对此文的解读是浅层次的；另一方面，他也在不停修正和发展自己的观点。福山2014年的著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落》可以用来解释巴尔的摩的衰落，书中提及的许多美国地方的衰落实例也类似于巴尔的摩。这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法治、民主问责和国家治理能力是良治的三要素。他认为一些民主国家在这三项中前两项得分高，但第三项得分很低，于是造成发展的不如预期，而他在撰写《历史的终结？》时没有对国家能力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但是，这三要素却不足以分析巴尔的摩的问题。由于人口构成和族群政治选择的原因，美国绝大部分大城市都是民主党执政，参众议员也多是民主党的，任何人只要搞定了民主党党内提名，在最后的选举中击败共和党对手都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卡明斯的马里兰州第七选区除了半个巴尔的摩市，也包括周边的郊区和富庶的霍华德县，整个选区黑人选民占大多数，集中在市里。卡明斯只要在市区的选举中拿够票数，就完全不用管住在郊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们是不是投他的票，精英教授们对他也只能徒唤奈何。美国政坛的另一个规律是，越是政坛老将，越有资源和人脉，也于是在党内地位更加巩固。而且，一个地方越是衰败就越依赖于救助和福利，而政坛老将在获取联邦和州政府资源和福利上的优势就更加明显。附带说一句，卡明斯的夫人是马里兰州民主党主席。可以说在美国全国有很多个卡明斯，特朗普说他是恶霸，他也完全可以说他为他的选民谋了很多福利。


　　由此可见，巴尔的摩的问题并非治理能力的问题，而是政治体制同时也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问题。认识到身份政治对美国政治的巨大影响，福山2018年又与时俱进出版了一本新书《身份：对尊严的需求和仇恨政治》。新书开宗明义地提到如果不是特朗普的“意外”当选，他不会写这本书。书中论及正在兴起的全球性的新民粹民族主义。他很敏锐地观察到，对当今全球秩序的一切不满几乎都能用身份政治的概念加以解释，而民粹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并非经济动机，而是出于对身份认同的需求，因此无法简单地通过经济手段得到满足。书中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当代的自由民主体制目前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满足人们对尊严、尊重和平等地位受到承认的追求。


　　可是，相比身份政治或者说认同政治的张力和可能的破坏力而言，这样的解释未免过于轻描淡写了。卡明斯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特朗普把卡明斯称为“恶霸”，但只是公开说让他滚回自己的选区。而不久前，特朗普还攻击了四名新科民主党少数族裔女众议员。他在推特上写道，既然她们对美国的情况不满，为什么不回到她们原来的国家去？可是这四名女议员均为美国国籍（否则也不可能当选美国国会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是波多黎各血统，在纽约出生；塔利布（Rashida Tlaib ）是巴勒斯坦移民的女儿，在底特律出生；普雷斯利（Ayanna Pressley）是非裔美国人，出生于芝加哥；奥马尔（Ilhan Omar）虽出生在索马里，但幼年便来到美国。


　　问题在于，这四个人绝非普通人，他们是联邦众议员，是当今美国政坛的当红新贵，拥有对全国事务和预算分配的投票权。如果他们在特朗普的眼里还不算是真正的美国人，还是应该滚回去的人的话，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中的其他人怎么办呢？在当前中美走向敌对的情况下，华裔移民是不是就该战战兢兢地收拾行李了？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就在不久前，美国媒体发表长文攻击特朗普政府的交通部长赵小兰及其家人可能受到中国影响出卖美国利益。在7月25日的一个公开讲话中，赵小兰如此回应：“我的家庭在今日一个恶毒的党派纷争中被当成攻击的对象。所以这一切与我的种族密切相关。如果我的姓氏是史密斯（Smith），或者我的家庭来自英国，这一切都将不会发生。”


　　这就是身份政治！可是，赵小兰是谁？她是美国所有华裔中位居最高联邦职位的当朝部长，而她的丈夫麦康诺（Mitchell McConnell）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如果她都要受到攻击的话，其他华裔怎么办呢？在这里，赵小兰和五位国会议员的遭遇已经不只是身份的问题，而是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平等。如果一个国家里的一个族群认为自己比其他族群更高级更正宗，其他族群的人即使贵如国会议员都要滚回老家去的话，身份就成为了权力，因为出生地和肤色的不同，一个人的地位和权力就可能有所不同。


　　事实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制与平等的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自由民主制承认每个公民的尊严和价值，因而具有道德上的优势，而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其他各种制度的“承认形式”都是有缺陷的，这些缺陷构成了推动历史演变的“矛盾”, 只有自由民主制在平等的基础上满足了人类寻求“被承认”的基本需求，并因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构成了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可是，如果平等这个基石动摇了的话，自由民主制还能安好吗？这应该就是身份政治以及由此而来的民粹民族主义和仇恨政治对当代自由民主制的最大挑战。


　　8月3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发生大规模枪击案，枪手明确地把他的行凶动机和反对外来移民的“入侵”联系起来，完全呼应了特朗普在竞选演讲中的表述。在浩大的舆论压力下，特朗普8月5日发表讲话，第一次说出了反对白人至上主义，并表示仇恨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希望这次的事件真的能够让他认识到民族主义和仇恨政治的蔓延可以如同野火一般，而政治领袖的言行是有着巨大影响的。


　　卡明斯和特朗普的故事还没有完。就在两人推特论战的时候，8月2日的凌晨三点，卡明斯在巴尔的摩的住家被窃贼闯入。还好他在家里安装了警报系统，惊醒的他大声呼喊，窃贼终于选择离开。新闻报道之后，特朗普马上发了一条推特：“真糟糕！”没有人知道他是表达同情还是幸灾乐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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