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70年代时我国有严重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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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仔 于 2017/11/20 12:09:1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猫眼看人

大家先请看下面这第一篇短文：

    标题：拉练去外白渡桥；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著名的杂志式丛书《老照片》的第八辑；作者陈林群，女，1963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7年获华东师大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上海开放大学”(原“上海电视大学”)的副教授。

我买的是《老照片》的第二套合订本


那一辑《老照片》的封面(右)


    这是保存在相册中我最早的一张照片（见图1），它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是1975年，我12岁，刚进中学，是学校田径队的一员，百米跑冠军，每年我都要代表学校到县城去参加全县学生运动会。因为这是我唯一能到县城去的机会，父母总给我一点零花钱，我就用那钱拍了这张照片。要说这张照片的特别之处，可能是它点明了我所生活的那个地方，它就是祖国的第三大岛——崇明岛。（楼主附言：照片右下角印着的“长江/崇明”表明这张照片是在上海市崇明县的“长江照相馆”拍的。）
    我并不是地道的崇明人，我出生在上海的另一个郊县，即现在开放得正轰轰烈烈的浦东新区。父亲在母亲怀上我后不久，就响应号召，报名去偏僻的崇明岛垦荒造田了。本来他想去新疆，因为是独子而没被批准。很久以后，在父亲被意外的车祸夺去了生命时，我才知道，他想离开他的老家，原因并不像纸上写的或口上说的那么单纯。按照解放后划分成分的标准，我从示谋面的祖父一定会被划为地主。他死于解放前，因此，我父亲的成分栏里填的是“贫农”。为了逃避知根知底的乡亲，为了重新开创自己的历史，他选择了背井离乡，吃苦受累。母亲生下我一年后，也带着我追随父亲去了岛上的跃进农场，做了一个农业工人。（楼主批注：这个农场现在还在，还没被撤销，没倒闭！在百度电子地图的上海地图里就能搜索到这家农场！）

跃进新村


“上海市跃进农场社区活动中心”、“跃进农场退休职工活动室”、“跃进新村居民委员会居民活动室”


“崇明跃进农场六连团支部赴沪留念  76.1.28”

   那时候我们住的是芦苇搭的草棚，晚上，可以头顶星空在地上随手摸起一个横行的螃蟹。可惜那时父母的工资加起来才三十元出头，两个妹妹又陆续出世，不可能有条件和心情摄下当时的情形。我能拍上这张照片，是因为爸爸偷偷把祖屋卖了，想医他因为劳累过度而患的严重肝病，我这才沾了一点祖上的光，留下了这张少女的“倩影”。身上穿的是学校借给我们的运动服，回去就得还。(楼主点评：如果不是那次正好她爸爸刚刚卖了祖屋，那么她爸爸给她的那点零钱就会使她照不起相，顶多使她能买点零食吃吃，甚至可能只能满足她吃顿午饭的需求)……

    1977年我快初中毕业时，农场的上海知青开始陆续返城了。与他们生活了那么久，我还不知道大上海是什么样儿，尽管只需坐两个多小时的船，就能到达一江之隔的上海。以往知青们从上海带来的许多新鲜玩艺，像焰火、年历片儿等，总能诱惑我们，编织着关于上海的美丽梦想。那年，我们终于有了机会。每年清明，学校都要组织扫墓活动。附近的地方都去过了，学校决定让我们远足。这次活动不叫扫墓而叫“拉练”，目的是让我们从小就练出一双铁脚板来。我们兴奋异常，因为这次我们要背着铺盖卷儿，离家整整一个星期，而且，去的地方是我们一直向往的大上海。背着沉重的铺盖走那么长的路，虽然辛苦，但因为不必再上课，我们都感到无限幸福。春天的田野花黄麦绿，我们就是那些嗡嗡寻觅花粉、时不时还要蜇人的蜜蜂，弄得两个老师、一个卫生员(图3后排左一，是后排右一体育老师的未婚妻，都是上海知青)不知拿我们怎么办才好。我们女生还算乖巧，甚至会发明让例假推迟来临的好办法：用一块伤筋膏药贴在手腕的脉搏上，还真有效果。为了走路方便，例假快来的女生纷纷仿效，当然那都是偷偷做的（那时的卫生用品不仅影响了女生的生理健康，更严重地影响了她们的心理健康）。男生们却个个像花果山的小猴，调皮得难以对付。一天，我们坐船靠了岸，老师和一些大个子男生把我们的铺盖一个个扔上岸。……（中略）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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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借住在一所中学的教室里，两张桌子一拼就是一个床。当然，那得等学生放学以后，我们才能入住。上海的一切都让我们万分新奇，高大的楼房，宽畅的街道，川流不息的车流……我们觉得自己是十足的乡下人，但我们还不太懂得自卑，因为我们已经把自己最好的衣服、最时新的皮鞋都穿出来了。这些平时家长舍不得给我们穿的衣物，让我们觉得那么幸福，以致忘了要在上海人面前自卑。我(图3第二排右起第三人)穿的衣服，是妈妈压箱底出客时才穿的藏青色哔叽两用衫，裤子也是她的，只有跑鞋是我自己的。……（中略）十四、五岁的我们，穿着妈妈们的衣服，怎么会不像妈妈们那样老气横秋呢。我们的衣服尽管老气，却还算干净齐整，而那个穿着大冬天棉袄罩衫的女同学（前排左三），一定是妈妈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也就是图2中，前排左三那个女孩。——楼主批注)……我们参观了上海自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西郊公园（现在的上海动物园），……最后，我们来到了外滩黄浦公园。
    两张照片都是在黄浦公园拍的，一张是全班同学与带队老师的合影，一张是全体女生的合影。我们的背后，就是著名的外白渡桥，现在它因为旁边新建的吴淞路闸桥而不再引人注目。……（中略）

    也许正是这次拉练，让我隐隐地有了一种憧憬。对上海的憧憬也许就是对知识和文明的憧憬吧。高中一年级开始，我从一个中等生一跃而为尖子生，全班总成绩第一名一直保持到高考。1980年，我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我的三个同学（图3第二排右四和后排右三、左三）分别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和政教系。照片上后排右三那个男生，后来成了我的丈夫。尽管现在我们已经分手，但过去的岁月，谁都难以忘怀。那次拉练回家途中，我们几个男女同学丢弃了一贯的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在船舱里挤在一起打牌，初次体验了“异性相吸”这个物理课上学来的神秘知识，让人心跳不已。大学毕业后，我又读了三年研究生，最后留在了这座我喜爱的城市里。……（后略）

上面这篇文章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看病贵”的问题，下面这篇文章则同时反映出了那个时代不仅“看病贵”，而且“看病难”的问题：

    标题：《头痛发烧生了病 妈妈给我拔火罐》；摘自《苦乐童年——我童年的一百个故事》一书；作者蒙林坚，男，“50后”，广西期刊《广西政报》的副主编；出生在广西自治区环江县川山镇乐衣村洞赖屯，广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系毕业。当过教师，还从过政；先后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散文、学术论文、小说近百万字，著有回忆录式散文集《苦乐童年——我童年的一百个故事》、《美在广西》和《美丽的环江》等。

广西“接力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蒙林坚的《苦乐童年——我童年的一百个故事》


2008年，作者与哥哥运坚、妹妹敏姣在老家老屋门前合影。图片来源：《苦乐童年》一书

    记得小时候，村里人生病不到万不得已都不请医生，一是因为请医生要走几十里山路(这其实就是如今的人们所说的“看病难”！——楼主点评)，二是没有钱，请不起医生(这就是如今人们所说的“看病贵”！相对于当时农民的超低收入，当时的医药费是贵的！——楼主点评)。人们生病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掐痧、刮痧、拔火罐，把身体前前后后掐的掐、刮的刮、拔的拔，弄得全身红一块紫一块的，再不行就自己采来草药煎着喝。
　　有一次我病了，头痛，全身一阵冷一阵热，迷迷糊糊的浑身无力。我母亲先是给我掐痧，就是用中指和直指把我的脖子前后左右整个一圈一点一点地掐得通红，那疼痛很是让人难忍。刮痧就是用山茶油作润滑剂，用小瓷瓢沿着我的脊梁骨从上到下一点一点地刮，直到把整条脊梁骨全部刮红为止。然后再拔火罐，拔火罐是在背部肌肉比较多的地方进行。罐有的用羊角做成，有的用竹筒做成。拔的时候先在羊角罐或竹筒罐里倒一点点水，左手拿竹筒罐，右手拿一双筷子从火塘里钳起一粒通红的炭火迅速地放到竹筒罐里，让火与水接触，瞬间产生很多热气，并马上扣在背上。不一会儿，我的后背就吸住了十五个竹筒罐。竹筒罐吸在皮肤上，让人感到很紧很胀，有向外拔的感觉。二十分钟后才把竹筒罐拔开。母亲边往地上呸呸地吐了两口口水边说：“病魔赶快走吧！”还开玩笑地跟我说：“儿子，你的后背五彩斑斓，好看极了。”我也觉得很好看的，因为我看见我妈给我父亲拔过火罐，那后背排列着一个个圆圆的红印，很是好看。有时候我还拿羊角罐自己吸在额头的两边，装扮成羊的模样闹着玩，很是开心。掐痧、刮痧、拔火罐还真的有用，原来头晕脑胀浑身发软不想吃饭，经母亲这么一弄，两天后我就倍感精神，并有食欲了。(此文完)
    蒙林坚的《苦乐童年》一书的序言中说：
    我(指为这本书作序的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聂震宁)愿意为《苦乐童年——我童年的一百个故事》作序的直接原因还来自于作者给我的一封来信。来信是电子邮件，却写得文气隽永，并无匆忙之感。信中写道：
    震宁兄：您我都是50后的人，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跟我一样生在贫寒农家，长在边远山村，但您曾在广西河池插队过，对我们那里的农村会有深刻的印象，相信您只要从我的故事标题中就能想象到故事的内容。写我自己童年真实的一百个故事意义本不大，但童年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我很想看我童年时候的照片是什么样的，但我的第一张照片是读初中以后才有的。正是因为找不到童年的照片，我才想用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也许能通过我们50后那一代人的童年生活与当今孩子们的童年生活的强烈反差来达到唤起人们珍藏昨天、珍惜今天、珍爱明天的效果。

2010年，作者与女儿兰兰、女婿伍奕丞在老家的老屋门前合影。以上两张作者和亲属的合影最初都刊载于《苦乐童年》一书，两张图的电子版我是从“当当”网上出售和试读该书的这个网页上弄来的：http://e.dangdang.com/pc/reader/ ... 4CC53?id=1900430309

    某网站中的这个网页上则有该书完整的电子版供大家免费在线阅读该书的完整内容：http://www1.cread.com/catalog/60494769.html
    接下来，楼主我再说说六、七十年代旧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其实当年的这种旧“农合”是一种类似于现在的“商业保险”(而非“社会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的医保体制，因为在这种体制下，每个农民每次看病产生的医药费，国家是不报销、不补助一分钱的！那种农村医保体制就象现在的商业医保一样，完全靠“凑份子”，靠投保者们互助，完全靠投保者们自己交的钱，相互调剂作为医药费的！就是说，很少生病的人(比如年轻人)交的保费，调剂给了经常生病的人(老人和儿童)作医药费，补助了经常看医生(比如患有慢性病的人)的那一部分人引发的大量的医药费！
    而且，当时农民在赤脚医生那里看个小病也都是要5分钱的挂号费的，(当时各个生产队年底“分红”——发工资时，每个成年农民大多只能凭自己所属的“工分”等级和自己一年所挣得的“工分”领到总共三十来元钱，甚至一、二十元钱！) 而药费只能减免50%到20%(有些富裕的大队才能减免50%，穷队只能减免20%)，农民自己个人每次至少要承担一半的药费！由于国家财政上不投一分钱，因此这种医疗体系只运营了几年就维持不下去了！比如到1973年时，浙江省富阳县就只剩7.6%的大队还在实行这种农村合作医疗体制了！门户网站——“网易”网新闻频道下，名叫“另一面”的专栏中的文章《赤脚医生神话并不值得追忆》里，是这样描述当年农村的医疗体制的：

    赤脚医生主要由当时生产队干部，从政治思想好的贫下中农子女里选出，多数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然后送到公社卫生院或是县人民医院进行短期培训，长则培训半年，短则只有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回到生产队上岗。他们只掌握了注射、止血、人工呼吸及发点去痛片、阿斯匹林、黄莲素、磺胺类药的工作，只能应付感冒发烧之类的常见病小病，对于慢性病和大病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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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楼主我再说说六、七十年代旧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其实当年的这种旧“农合”是一种类似于现在的“商业保险”(而非“社会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的医保体制，因为在这种体制下，每个农民每次看病产生的医药费，国家是不报销、不补助一分钱的！那种农村医保体制就象现在的商业医保一样，完全靠“凑份子”，靠投保者们互助，完全靠投保者们自己交的钱，相互调剂作为医药费的！就是说，很少生病的人(比如年轻人)交的保费，调剂给了经常生病的人(老人和儿童)作医药费，补助了经常看医生(比如患有慢性病的人)的那一部分人引发的大量的医药费！
    而且，当时农民在赤脚医生那里看个小病也都是要5分钱的挂号费的，(当时各个生产队年底“分红”——发工资时，每个成年农民大多只能凭自己所属的“工分”等级和自己一年所挣得的“工分”领到总共三十来元钱，甚至一、二十元钱！) 而药费只能减免50%到20%(有些富裕的大队才能减免50%，穷队只能减免20%)，农民自己个人每次至少要承担一半的药费！由于国家财政上不投一分钱，因此这种医疗体系只运营了几年就维持不下去了！比如到1973年时，浙江省富阳县就只剩7.6%的大队还在实行这种农村合作医疗体制了！门户网站——“网易”网新闻频道下，名叫“另一面”的专栏中的文章《赤脚医生神话并不值得追忆》里，是这样描述当年农村的医疗体制的：

    赤脚医生主要由当时生产队干部，从政治思想好的贫下中农子女里选出，多数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然后送到公社卫生院或是县人民医院进行短期培训，长则培训半年，短则只有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回到生产队上岗。他们只掌握了注射、止血、人工呼吸及发点去痛片、阿斯匹林、黄莲素、磺胺类药的工作，只能应付感冒发烧之类的常见病小病，对于慢性病和大病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
    ……
    赤脚医生的兴起不仅因为国家当时鼓励低成本培养乡村医生合法行医，还因为在人民公社集体里，赤脚医生是个好差事。他们靠提供医疗服务领取工分、再凭工分在集体领钱分物。有记录表明，当时的赤脚医生差不多总可以拿到所在集体内的最高工分，有的地方“赤医与支部书记的工分一样多”，甚至有比普通社员收入高出十倍。例如浙北长兴县虹星桥镇的乡医高福初回忆，1975年他“拿队里最高工分，还要外加一成，不用劳动。”此外还有社员示谢的实物、在乡土社会广泛受到的尊敬、以及“比大队干部还高的威信”。
    也就是说，赤脚医生巍然成风在当时的农村并非因为医术高超不可或缺，当赤脚医生作为政治任务之后，务农和行医都是挣工分，并不会增加生产队的管理成本。不仅如此，由于赤脚医生收入高于普通农民，赤脚医生的选用成为社队干部的重要权力，安置亲友、以权谋私现象相当普遍。相应地在医疗资源的享用上，社队干部多吃多占现象也并不罕见。
   ……
   ……(当年的)农村合作医疗具体的形式是，在生产大队设立合作医疗站，社员代表、大队干部和赤脚医生组成大队合作医疗管委会，赤脚医生具体主持。大队医疗合作站的经费由大队、生产队以及社员三方共同筹资，一年一次，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以1966年的浙江省余杭县下沙公社为例，社员需交纳一元的保健费，生产队和大队按每人每年一元的标准从集体公益金里提取。到了1967年，社员交纳两元的保健费，而生产队和大队则按每人三元的标准从公益金里出资。生产队和大队的公益金属于社员的集体财产，都是来自社员的生产劳动所得。这就是说，所有能报销的费用全部都来自农民自己，国家财政并没有投入，其实就是一种完全靠自己的互助保障机制。
   农民看病要花自己的钱，一般只能减免医药费的二到五成
   所谓的“看病不花钱”只是当时的政治宣传，实际上，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看病也要花钱。一般而言，在公社的卫生院和大队赤脚医生那看些日常小病，也要交5分钱（余杭县）的挂号费。这还不算，在赤脚医生那儿看病的医药费并非免费，要根据所在生产大队的经济条件减免一定的比例，一般是二到五成，只有相对富裕的大队才能做到五成减免，慢性病则可以报销五成的医药费。因不正当行为如打架而产生的医疗费用是不能报销的，擅自外出就诊也不能报销。
   大病报销是少数人的特权，合作医疗因筹资困难难以长期持续
   由于农村合作医疗的资金统筹只限于生产大队一级，没有国家财政的支持，筹集的合作医疗资金很快用完，无法长期持续。在资金管理上，常常账目混乱，挪用资金时有发生。对于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而言，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渐渐成为了鸡肋。赤脚医生能看的伤风感冒之类的小病，即使不参保也负担得起，而他们负担不起的大病，赤脚医生看不了。转诊到大医院，要想报销，得通过所在的大队的批准，掌握批准的权力的是大队干部，微薄的资金只够满足大队干部及其亲属的转诊报销。
   这样，搞了一两年后，大队很难再从社员那里筹集到资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难以长期持续，许多地方的农村合作医疗在搞了两三年之后陆续停办。比如到了1973年浙江省富阳县仅有7.6%的大队还在办农村合作医疗，更有一些地方的合作医疗是“春建秋散”，但当时的舆论在大力宣扬全民“免费看病”方面并未改变。(摘录完毕)

大千世界

赤脚医生还不如现在的护士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