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它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页。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和学生运动的主力军,就是北京大学。这所创建于戊戌维新之际的高等学府,到“五四”发生时已有21年的历史了。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下,在民族启蒙与觉醒的一缕晨光中,新文化运动作为五四运动的思想先导,在北京大学孕育发展起来。北京大学教育改革带来的学术自由、思想独立、追求真理的新风,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培育了肥沃的土壤。五四精神也从此融入北京大学的文化之中,成为这所百年学府催发新生的力量源泉。 一、 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 五四时期,从广义上来说,应该包括从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刊(创刊时名为《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六年。这段时期不算长,却是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大变动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大传播时期。在这个时期,北京大学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还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中心。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先导,这一思想运动的兴起以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的《新青年》为标志,以反封建为主题,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知识分子为代表人物,以北京大学为宣传主阵地。 1916年12月,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对北大管理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给北京大学带来了新生,也把蔡元培这个名字永远地与北京大学联系在了一起。蔡元培,1894年被清政府授职翰林院编修,1898年见清政府的腐败,弃官不做,返抵绍兴,任中西学堂监督,着手创办教育。1907年,41岁的蔡元培毅然赴德留学,在莱比锡大学潜心研究哲学、文学、伦理学等课程,尤其对美学、美术史发生浓厚兴趣,并翻译出版《伦理学原理》,编著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等书。回国后于1912年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后因对袁世凯擅权不满辞职再次赴德,1916年底应邀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 在北大的六年,蔡元培形成了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并在北大建立了现代化的大学制度。“五四”运动期间,他提倡科学与民主思想,反对旧思想旧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曾多方营救参加运动而被捕的学生,使北大成为新文化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重要阵地。 (一)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 1916年12月,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校,从京师大学堂起至蔡元培莅任前十余年间,北京大学一直在民族危局中步履维艰。尽管历任负责人尽其所能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抓住时机推进革新,但其进步终究有限,并未走出封建学衙式的旧窠臼。 蔡元培先生先后于1907—1911年、1912—1916年间两度留学德国,在此期间,德国以柏林大学为龙头新建立起来的一批大学己经成为世界科学与教育的中心。蔡元培的留德经历使他直接受到了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熏陶,还为他日后构建教育改革思想,整顿落后的教育状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基础。大学教育思想在蔡元培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他认为,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他说“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参见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蔡元培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说:“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10页。“研究高深学问”就是蔡元培所讲的“大学之性质”,或者说是大学的办学宗旨。“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01页。他的演说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蔡元培提出大学性质和任务是研究高深学问的主张,要求大学成为研究型的大学,大学教师成为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教师。这一办学理念对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创立意义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