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國家如何死亡》：共和黨政客學會了在兩極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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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國家如何死亡》：共和黨政客學會了在兩極化社會，把對手當敵人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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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茶黨共和黨人認知他們的美國正在消失，有助我們了解「拿回我們的國家」或「讓美國再度偉大」這類口號的魅力。這些訴求的危險在於把民主黨打成非真正美國人，是對相互容忍的正面攻擊。


　　文：史帝文・李維茲基（Steven Levitsky）、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


　　二十五年前，如果有人向你形容有個國家的候選人威脅把對手關起來，政治對手指控政府選舉舞弊或建立獨裁制，政黨利用立法部門多數彈劾總統與搶奪最高法院席次，你可能會想到厄瓜多或羅馬尼亞。你應該不會想到美國。


　　相互容忍與自制的基本規範崩解的背後有個黨派激烈兩極化的症候群。雖然始於共和黨的激進化，兩極化的後果在整個美國政治體系都感受得到。政府關閉、立法部門挾持人質、提早選區重劃、甚至根本拒絕考慮最高法院提名都不是異常的個案。二十五年來，民主黨與共和黨變成不只是兩個競爭政黨，區分成自由與保守陣營。他們的選民現在以種族、宗教信仰、地緣甚至「生活方式」嚴重分裂。


　　想想這個異常的發現：一九六○年，政治學者問美國人民如果他們小孩跟認同其他政黨的人結婚會有何感想。四％民主黨與五％共和黨人回答他們會「不高興」。對比到了二○一○年，三十三％民主黨和四十九％共和黨人回答面對跨黨派婚姻感覺「有點或非常不開心」。身為民主黨或共和黨員變成了不只是黨派認同，而是一種身分。二○一六年皮尤基金會（Pew Foundation）有項民調發現，四十九％共和黨與五十五％民主黨人表示對方政黨讓他們「害怕」。參與政治的美國人之中，數字更高——七○％民主黨和六十二％共和黨人表示他們害怕另一邊的政黨。


　　這些民調凸顯了美國政壇上一個危險現象的興起：黨派激烈對立。這個現象的根源在於六○年代開始形成的長期黨派重組。大半個二十世紀裡，美國政黨是意識型態的「大帳篷」，各自包含多元的選民和大範圍的政治觀點。民主黨代表羅斯福新政的自由派、工會、天主教移民第二三代和黑人大聯盟，但他們也代表南方的保守派白人。至於共和黨，則是從東北部的自由派到中西部與西部的保守派。福音派基督徒兩黨都有，支持民主黨的人數稍多——所以兩黨都不會被指控為「不信神」。


　　因為兩大黨內部都很異質性，兩極化的程度沒有今天這麼高。眾議院共和黨和民主黨以稅率、支出、政府監管和工會等議題區分，但兩黨在有潛在爆炸性的種族議題重疊。雖然兩黨內都有支持民權的派系，南方民主黨的反對和它對國會委員會體系的策略性控讓這個議題遠離焦點。這種內部異質性舒緩了衝突。共和黨和民主黨沒有互相視為敵人，而是經常有共通點。自由派民主黨與共和黨人經常在國會一起表決推動民權目標，南方民主黨和右翼北方共和黨則是維持「保守派聯盟」在國會阻擋。


　　以一九六四年民權法案與一九六五年投票權法案告終的民權運動，結束了這種黨派安排。它不只終於把南方民主化，給黑人投票權並結束一黨獨大，也加速了後果至今仍在顯現的長期黨派體制重組。民主黨總統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屬意而一九六四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高華德反對的的民權法案，後來定義了民主黨是民權政黨而共和黨是維持種族現狀的政黨。在隨後的幾十年，南方白人加速轉投共和黨。尼克森的「南方策略」的種族訴求與後來雷根對於種族的加密訊息，向選民表現了共和黨是種族保守派白人的歸宿。到了世紀末，長期是民主黨鐵票區的地方變成了共和黨鐵票區。同時，將近一世紀以來初次可以投票的南方黑人聚集到民主黨旗下，許多支持民權的北方自由派共和黨人也是。當南方倒向共和黨，東北部變成了民主黨地盤。


　　一九六五年後的重組也展開了以意識型態區分選民的過程。將近百年來第一次，黨派立場與意識型態結合了，共和黨變成保守派為主而民主黨變成自由派當家。到了二○○○年代，民主黨與共和黨不再是意識形態的「大帳篷」。隨著保守派民主黨與自由派共和黨的消失，兩黨重疊區域逐漸消失。現在大多數參議員和眾議員跟黨派同志的共通點多過對手政黨的人，他們減少合作，只跟同黨的人一致表決。選民和當選議員都聚集成日益同質性的「陣營」，兩黨間的意識型態差異越來越明顯。


　　但光是把美國選民分成自由派民主黨與保守派共和黨，無法解釋美國出現的黨派敵意加劇。也無法解釋兩極化為何如此不對稱，讓共和黨更嚴重右傾而民主黨稍微左傾。用意識型態區分的黨派未必會造成腐蝕相互容忍規範，導致政客開始質疑對手正當性的「恐懼與憎惡」。英國、德國和瑞典的選民都以意識型態區分，但這些國家都沒有我們在美國目睹的這種黨派仇恨。


　　重組已經遠超過自由派對抗保守派。黨派屬性的社會、種族與文化基本盤也劇烈改變，讓不只代表不同政策方法還有不同社群、文化和價值觀的政黨興起。我們已經提到過一個重大驅動力：民權運動。但美國的種族多元化並不限於黑人投票權。從六○年代起，美國經歷了一波大移民，先是來自拉丁美洲，然後來自亞洲，大幅改變了國家的人口結構。在一九五○年，非白人只勉強占美國人口的十％。到了二○一四年，他們占了三十八％，而且美國人口普查局預測到了二○四四年非白人將會過半。


　　移民加上黑人投票權，一起改變了美國政黨。這些新選民不成比例地支持民主黨。民主黨票源的非白人比率從五○年代的七％升到二○一二年的四十四％。對比之下，共和黨選民在二○○○年代仍然接近九十％是白人。所以當民主黨逐漸變成少數民族的政黨，共和黨幾乎仍完全是白人政黨。


　　共和黨也變成了福音派基督徒的黨。福音派在七○年代末期大量進入政壇，主要是受到一九七三年最高法院的羅對韋德（Roev Wade）案判決把墮胎合法化的刺激。從一九八○年的雷根開始，共和黨就擁抱右翼基督徒並採取越來越接近福音派的立場，包括反墮胎、支持在學校禱告，還有後來的反同性戀婚姻。在六○年代傾向民主黨的福音派白人開始投給共和黨。二○一六年，七十六％的福音派白人認同共和黨。民主黨選民反過來，越來越世俗化。白人民主黨員上教堂的比例從六○年代的將近五十％規律地下滑到二○○○年代的低於三十％。


　　這是個特殊的變化。如同政治學者亞倫．阿布拉莫維茨（Alan Abramowitz）指出，在五○年代，美國選民的已婚白人基督徒是壓倒性多數——將近八十％，多多少少平均地畫分到兩大黨。到了二○○○年代，選民的已婚白人基督徒只勉強超過四十％，而且現在集中在共和黨。換句話說，兩大黨現在以兩個比稅率與政府支出等傳統政策議題更容易產生不容忍與敵意的深度兩極化議題——種族和宗教區分。


　　然後到了二○○○年代，民主黨與共和黨選民，還有代表他們的政治人物，比上個世紀內任何時候更加分裂。但為何打破規範的例子大多數是共和黨呢？


　　舉例， 改變的媒體環境對共和黨有較大的衝擊。共和黨選民比民主黨更仰賴黨派立場的媒體。在二○一○年，六十九％共和黨選民是福斯新聞觀眾。像林博、漢尼提、薩維奇、李文與蘿拉．英格拉漢（Laura Ingraham）等流行電台脫口秀主持人，都幫忙把使用不文明言論正當化，在自由派則沒有同性質的人。


　　右翼媒體興起也影響了共和黨公職人員。在歐巴馬任內，福斯新聞名嘴和右翼電台主持人幾乎一致採取「不妥協」立場，兇猛地攻擊任何偏離黨意的共和黨政客。加州共和黨眾議員伊薩（Darrell Issa）宣稱共和黨如果願意偶爾跟歐巴馬總統合作，可以在自己的議題上完成更多事之後，林博強迫他公開收回這句話並且向掣肘路線宣示效忠。如同前共和黨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洛特（Trent Lott）的說法，「如果你稍微偏離極右派，就會被保守派媒體修理。」


　　資金充裕的保守派利益團體強化了強硬立場。九○年代末期，像諾奎斯特（Grover Norquist）的美國稅改（Americans for Tax Reform）和成長俱樂部（the Club for Growth）等組織成為共和黨內的主導聲音，把共和黨政客拉向更缺乏意識型態彈性的立場。諾奎斯特要求共和黨眾議員簽署「不加稅」宣言，基本上逼迫他們採取掣肘姿態。部分歸功於二○一○年的競選經費法律放寬，像美國繁榮組織（Americans for Prosperity）和美國能源聯盟（America Energy Alliance）等外部團體——許多是億萬富豪柯赫（Koch）家族網絡的一部份——在歐巴馬時期的共和黨內取得了特別大的影響力。光在二○一二年，柯赫家族就花了大約四億美元在選舉上。柯赫網絡與其他類似組織和茶黨聯手，協助選出了認為妥協是髒字的新世代共和黨人。核心被金主和壓力團體掏空的政黨也比較無法抗拒極端派的力量。


　　但不只是媒體和外圍利益把共和黨推向極端。社會和文化變遷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像幾十年來變得日益多元化的民主黨，共和黨仍維持文化同質性。這很重要是因為黨的核心白人新教徒選民不只是普通選民——將近兩百年來，他們構成了美國選民的多數，在美國社會享有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主導權。如今，白人新教徒再度淪為少數選民——而且持續減少中。他們都在共和黨內休養生息。


　　歷史學者霍夫史塔特在他一九六四年的文章〈美國政治中的偏執模式〉中描述了「地位焦慮」現象，他認為，當團體的社會地位、認同與歸屬感被認知遭受到生存威脅時最可能發生。這導致了「過熱、多疑、躁動、浮誇與末世」的政治風格。發表半世紀之後，霍夫史塔特的文章或許比以往更一針見血了。反抗多數地位衰敗的奮鬥，大致上，促進了後來定義美國右派的強烈敵意。民調證據暗示許多茶黨共和黨人的共同認知是他們長大的國家正在「消逝，被他們認定是『真正的』美國快速改變中的面貌所威脅。」借用社會學家亞力．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近作的書名，他們自認是「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


　　這個認知或許能解釋為何區分「真正美國人」與那些跟自由派與民主黨有關者的言論興起。如果「真正美國人」的定義只限本土出生、講英語、白人與基督徒，那麼很容易了解「真正美國人」可能怎麼自認衰弱。如同安．庫爾特諷刺地說，「美國選舉人不是往左傾——是萎縮了。」許多茶黨共和黨人認知他們的美國正在消失，有助我們了解「拿回我們的國家」或「讓美國再度偉大」這類口號的魅力。這些訴求的危險在於把民主黨打成非真正美國人，是對相互容忍的正面攻擊。


　　從金瑞契到唐納．川普的共和黨政客學會了在兩極化社會裡，把對手當敵人可能很有用——而把政治當戰爭對那些害怕有重大損失的人可能很有吸引力。但戰爭總是有代價的。對相互容忍與自制的規範持續的攻擊——雖不是全部，主要出自共和黨——侵蝕了長久保護我們免於其他國家那樣黨派惡鬥至死摧毀民主制度的脆弱護欄。唐納．川普在二○一七年一月就職時，護欄還在，但比一個世紀之前脆弱——而且情勢即將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