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2015年07月27日09:55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摘要:毛泽东晚年关于“两件事”的谈话流传已久,但聚讼纷纭。版本不一,谈话时间、对象、内容各异。关键在于迄今未能查到原始依据。据已披露的史料及谈话的内容推论,毛泽东晚年很可能作过这样的谈话,时间可能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至28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之间。当然,能否确证,仍待相关档案文献的公开和直接当事人的披露。考证这一问题的解释学意义,在于透过“谈话”,结合相关史料,分析毛泽东晚年最后时光的心理。历经近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起伏之后,社会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毛泽东的心理也逐渐陷入孤独和悲凉,最后一轮党内政治斗争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攻势而不再锐利和激烈。 关键词:毛泽东;两件事;晚年心理 毛泽东晚年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的谈话流传已久,有关它的争议却持续不断。(最近的争议主要是李海文、余汝信和曾鸣及项观奇的文章。李海文披露了1993年12月华国锋同她的谈话,华国锋表示毛泽东从来没有对他讲过“两件事”的话(《关于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事”谈话》,《世纪》2014年第3期)。余、曾文不仅质疑“两件事”谈话的真实性,而且推断这段谈话是20世纪80年代思想理论界的观点和想法,在流传中附着在某位中央领导人身上,再演变成毛泽东自己的东西的。(《毛泽东“政治遗嘱”之谜》,《领导者》2014年6月号)。项文则肯定毛泽东作过这段谈话,称他在1976年“批邓”运动时就得到了这段谈话传抄稿,并援引其同事、时任山东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宋书星和时任山东省革委会常委的刘长茂的记忆作旁证(《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2014年1月13日;《〈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一文的补注》,2014年1月31日。www.maoflag.org)。李海文披露的华国锋谈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口述证据,可以证明华国锋本人没有听过这段谈话,但还无法否定谈话的可能性。余汝信、曾鸣考证比较细致,结论却缺乏说服力。项观奇的记忆,说明了“谈话”传抄稿的时间,从个人经验的角度否定了此为80年代思想理论界的观点演变而来的说法,但对“谈话”不同版本互相矛盾的细节没有任何说明。 关键在于,迄今为止查不到原始文献和权威的第一手资料。有关讨论似乎已经进入“瓶颈”,继续考证是否失去意义?回答不必过于僵硬。其实,正因为缺乏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进一步考证才更具有解释学意义,它不仅可以使问题的讨论一步步聚焦和深入,而且可以引申出更有意义的政治学问题来。本文即是对此作出的一种努力。 一、版本及来源 毛泽东晚年所作“两件事”的谈话,大致有两类版本,可称为简化版和完整版(此处的“简化版”和“完整版”,是笔者为表述方便的说法,并非词义的严格表达。)。 简化版最早出自叶剑英。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告诉与会者:“毛主席生前曾经对我们讲过,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这是毛泽东关于“两件事”谈话的第一次正式披露。毛泽东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谈话,叶剑英没有说明。从“我们”这个复数人称代词看,听到这一谈话的不止叶剑英一位。 还有两位亲历者也提供了简化版。一位是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她回忆,1972年2月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之后的一天,对她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吴旭君反问怎么只有两件,毛泽东答:“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吴旭君的回忆比叶剑英的讲话简略,但时间、场合很明确。另一位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她记得,1973年,在游泳池开中央政治局会,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她在场。( 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45页。)张玉凤所忆最简单,但也说明了场合和大致时间,只是没有说哪一次政治局会议。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毛年谱”)记载,1973年毛泽东先后五次召集政治局会议:3月1日、5月25日、7月10日、8月18日、12月12日和15日,地点均在中南海游泳池(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63—516页。)。5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文化大革命”问题,对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不以为然,肯定“文化大革命”是“伟大胜利”(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79页。)。也许可以据此推断,毛泽东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两件事”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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