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婷　　明天下午2时，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讲师王学斌应苏州博物馆“文博论坛”之邀，开讲“大时代与小时代：清末民初的苏州”。昨天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这位“年龄不大，著述不少”的青年学者。

　　集最好与最坏于一体的清末民初

　　王学斌此次开讲苏博，将携带新书《最好与最坏的时代：局中人》。他认为，若以鲁迅先生所谓“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的标准，煌煌五千年中国史，唯有先秦、魏晋、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可以入围其中。而离今天最近的清末民初又最具思考价值，那时的神州大地既有西力东侵，又有西学东渐；历代循环的王朝模式宣告失效，自西徂东的共和样板异军突起。短短七十余年，中国即进行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巨变。

　　国家巨变，个体如何？王学斌又引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的一个观点：“并非所有的人都存在于同一个现在。他们存在于同一个现在也只是外在状态，是通过我们现在能看到他们这一事实来实现的……他们身上携带着以前的成分，这就是区别”。简言之，这种不同代的并存可称之为“同时异代”；此一现象，恰是清末民初这一大时代风貌之绝佳摹写。于是，在新旧立场的持论者眼中，巨变之际的清末民初要么是最好的，要么是最坏的。

　　“文化甲天下”的苏州堪称解读标本

　　位至首辅的明朝苏州人徐有贞在《苏州儒学兴修记》中写道：“吾苏也，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伟哉！”——这样的气度与自评，令王学斌对苏州人投以特别关注的目光。尤其是冯桂芬、王韬、翁同龢这三位苏州人。

　　洋务思想先驱冯桂芬对第一次鸦片战争进行了深刻反思，接续魏源、林则徐，于19世纪60年初即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堪称开风气之先。本来怀揣金榜题名、平步青云之梦的传统书生王韬，在科场失意之后阴差阳错成为零距离接触与了解西方文明的先觉者，其思想与文章成为后来维新改革之重要参考。

　　最值得探讨的是出身科举世家的翁同龢，从科举宠儿、两朝帝师到戊戌维新重要推手，翁同龢在戊戌变法时期不仅推崇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更将这两部思想名篇呈给光绪皇帝，成为清廷变法改革的重要理论材料。

　　包容与开放是苏州文化引领潮流的底气

　　在王学斌的观察与研究中，苏州在变革中的表现，也很值得思考。

　　进入民国，新式大学林立、旧式书院凋零渐成潮流，但仍有人眷恋旧学，孜孜以求。革命元勋章太炎晚年退居苏州，开设国学讲习会，其兼诗、书、画、学于一身，优游于文、史、哲、医众领域，孕育出一批国学素养深厚的章门弟子。唐文治弃政从教，出掌无锡国专，秉承“正人心，救民命”之宗旨，规定“躬行、孝悌、辨义”为修身要求，仍以经史子集为研习内容，诸如王遽常、吴其昌、侯堮、唐兰、毕寿颐、蒋天枢、钱仲联等国学人才皆出自该校。

　　然而也就在章门弟子奔走来往的姑苏小巷中，同样走出了诸如叶圣陶、顾颉刚这样的青年才俊。后者早年在苏州的生活状态、对社会的观察、对政治的思考，以及一生的文化贡献，都是极具时代特色的代表。
　　这让人不得不深思，自上海开埠以来已取守势的苏州，其城市文脉中仍跳动着韧性与厚重，此种气质与底色在百年之后的当下，应该是更趋理性成熟的包容与开放。

姑苏晚报　20130822　A第07版    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