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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峡人门、鬼门、神门原始照片。陕军跳入黄河后的遗体，曾聚在此处。 [保存到相册] |
译电员的秘密
“过几十年形势变了，这件事可能会震动世人的。”1980年代的一天，山西垣曲县谢村人车国光对朋友王华兴说。
车国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三十八军中尉机要参谋和译电员。第四集团军前身是参与过“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带领的陕军17路军。军中的战士绝大多数为陕西人。
1939年至1941年三万陕军驻守山西中条山、黄河沿岸抵制日军。陕军跳黄河，就发生在中条山保卫战中。
作为一名译电员，车国光曾在后方亲历中条山保卫战最惨烈的“六·六战役”，掌握了不少电文信息。陕西800泠娃跳黄河”的惨烈往事最令他不能释怀。
山西与陕西以黄河为界，而黄河东岸，则有一座山脉，叫中条山。1937年，日军在占领南京以后，蒋介石带着国民政府前往重庆。阻隔日军西进陕西、攻占重庆的正是黄河与中条山这两道天然屏障。
1938年7月，蒋介石调集第四集团军东渡黄河，赴山西南部中条山、黄河沿岸狙击日军。日本媒体刊登漫画称，蒋介石此举一石二鸟，一是让这支“杂牌军”守黄河，二来也是消耗这支自己一直有心结的部队。
1939年至1941年，陕军在中条山抗战三年，武器落后，后援匮乏，损失惨重，但一直死守阵地，被称为“中条山铁柱”，却很少受到当时政府的嘉奖，也极少登上当年的报端。
“六·六战役”是“中条山抗战”中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日军出动3万人部队，发动9路分割包抄，飞机大炮轰炸，来势汹汹，目的是夺取黄河军事要塞茅津渡，以便渡河。经过13天激战，最终，陕军两万多人以牺牲8000人的代价守住了阵地。
“跳黄河”就发生在战斗过程中、未能突围或被逼上绝路的官兵中。
1939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为鼓舞士气，“胜利”被“放大”，而惨烈的牺牲代价则被有意地“忽略”了。壮烈的陕军跳黄河，在当时就被有意识地“忽视”了。
抗战胜利后，车国光加入胡宗南部队。国民党撤退时，他没有跟去台湾，成为“俘虏”，后经思想改造，到铁路上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清查干部”，车国光参加过“胡宗南”部队的“旧案”被翻出，他被遣送回山西老家，当了几十年农民。“文革”期间，因他曾在胡宗南部队当译电员时救过共产党员，才未受到太多迫害，但对“过去”的历史从此闭口不提。
“文革”结束后，车国光被平反，成为垣曲县政协委员。他曾亲历过抗战，又有文化，因而受邀撰写过不少关于共产党在38军的地下工作的文章。
但他心里一直有个不能说的秘密。
上世纪八十年代，车国光认识了垣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华兴，两个人渐渐变成知己。车国光对王华兴讲起“六·六战役”和陕军“跳黄河”的事。
王华兴家就住在黄河边，“六·六战役”的时候，他八九岁，也听过大人们说“黄河上漂尸体漂了三天三夜”的事，只当一个可怕的传说，如今听车国光一讲，才知是抗日士兵跳了黄河。
震惊之余，王华兴鼓励车国光：你应该把自己知道的写下来啊，写吧，不会有问题的，这是好事啊，是打日本。
1986年5月，车国光首次将自己的这段回忆记载在《垣曲文史资料第二期》上：本日(1939年6月6日)下午五时许，进攻九十六军敌之主力将我一七七师压迫于方家村、许八坡、老庄黄河沿岸，经白刃战两小时，因众寡悬殊，损失惨重。该师除一部分由陈师长率领向敌后突围外，大部分经过肉搏以后跳入黄河，壮烈殉职官兵计一千五百余人。
这段文字很短，且仅作为内部资料刊登，看到人很少。但车国光仍然看到了希望，他对王华兴说：“过几十年形势变了，这件事可能会震动世人的。”
根据车国光口述，王华兴又整理写出一万字的《中条山血战》。后被收入陕西省户县出版的人物传记《赵寿山将军》。
“我一直希望这段历史能被更多的人看到，能被西安的人知道。我相信那一千多跳黄河的战士的后代，他们将来一定会来找自己的亲人的。”王华兴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民间的追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逐渐从多年政治运动中缓过劲来。黄河以西的陕西，不少家庭开始寻亲。寻亲者的父亲、叔叔、兄弟都是参加国民革命军队伍抗战队伍后一去不回的。
西安灞桥区是原第四集团军军长孙蔚如的老家，这里不少七八十岁的老人都知道，当年村里很多年轻娃跟着孙将军的部队到山西中条山打仗去了。
和孙蔚如“沾亲带故”的张君祥家就有9位亲人参军，回来了7个。听老人们一说，他才知道，山西有个“中条山”，很多陕西娃就死在那里。
在寻访老人的过程中，张君祥首次听说：中条山抗战时曾有很多士兵在战斗中跳黄河，不是几个，几十个，而是成百上千个。2004年，他和另外两位陕西本土作家徐剑铭、郭义民共同出版纪实文学《立马中条》，首度全面披露“中条山抗战”细节，由陕西著名作家陈忠实作序。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西北大学老师张恒开始给自己妻子的外爷杨世伍寻找当年牺牲的“档案”和证明(证明其确系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因为当时有风声说，原第四集团军38军的战士因后来起义，可以作为革命烈士对待。他的岳母急切希望能摘掉戴了许多年的“国民党军官家属”帽子。
在给张恒的“牺牲证明”里，一位杨世伍当年的老战友在材料最后提到，在那场惨烈的“六·六战役”中，自己曾经和战友“扑入黄河，免遭被捕受辱”。张恒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事？”
在张恒看来，那么多陕西兵娃，不论是为求生还是不愿被俘，以血肉之躯跳入黄河并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他们都是值得被记住的民族英雄，不啻于“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这样耳熟能详的先烈事迹，他们同样应该被后人记住。
在一位老兵那里，张恒听说，他在一本名为《赵寿山将军》的书中看到过关于“跳黄河”的详细描述，作者是王华兴。张恒很高兴，在论坛里发帖寻找王华兴，竟然被王华兴侄女看到了。
那时候车国光已去世，但王华兴已掌握了很多资料：那一仗日本人准备得很充分，火力很强，我们的部队都被打散了，弹尽粮绝。陌南镇跳黄河的，大多数都是从西安来的‘学生兵’，他们是96军177师的候补力量。这些学生兵思想进步，但还没上过前线，甚至还没学会打枪，很多人连武器都没有。他们第一次上战场，就被日军分割包围，赤手空拳，走投无路，不愿被俘，于是跳了黄河……
车国光和王华兴的文字证明和口述历史让张恒更加确信，“跳黄河”确有其事。1998年开始到2010年，张恒带领学生历时四个年头，跑遍山西黄河边当年战场所在的村庄，寻访了上百位还在世的老人，希望能还原那段跳黄河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