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共识，随后在学术界的研究中蔚然成风。比如，以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在其有关论文和著作中，大力倡导“民众史观”，从民族（民众）的视角，研究和反映广大民众在抗战中如何成为“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这样一个共识，也相继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60周年的活动和中央有关领导的讲话、相关媒体的文章和报道中，得到了更进一步发展和体现。

江泽民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象征，是对中华民族生命力、凝聚力、战斗力的考验。”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团结奋斗的结果”，“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对这一“英雄群体”的表述，同样出现在习近平同志的这次讲话中。

与此同时，继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也逐渐汇聚为一大共识。抗战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不甘屈辱的自强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百折不挠、奋斗到底的坚韧精神。这一精神，当年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每一分子内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正如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援引当时一篇报纸社评的话说：“今天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达到。”这一精神，也因其具有的穿越时空的价值，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为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承续担当。

当然，在认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取得抗战胜利之“最大公约数”之下，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本身也有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建立的，并为这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贡献，学界对此多有共识，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实质也是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的认识分歧却较大。过去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简单地认为统一战线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另一种观点则一味颂扬国民党的领导。

这两种观点比以往双方相互攻讦拆台有进步，但其偏颇偏见也是明显的，让旁观者、国际人士搞不清到底是谁领导了抗战。对此，学界也在重新思考和研究，大陆学者大多认为国共双方对领导权有一个此消彼长的争夺过程。实际上，1947年2月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中曾明确指出，革命高潮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北伐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第二次、第三次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领导的”。邓小平也说过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毛泽东、邓小平的这些论断，值得我们在研究民族抗战问题上认真加以思考。

与此相关联，是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一论断。对此，有人不那么赞同。“中流砥柱”这个词本身是形象化的文学语言表述，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比喻能担当重任、起中坚作用的人或集体。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是否担当起重任、起了中坚作用呢？

有必要追根溯源先来看这一论断出自何处。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总结了党成立以来领导革命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在报告结尾部分指出：“三次革命（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作者注）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从历史到现实，充分论证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何以成为“中流砥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所负的民族责任而具有的担当意识。勇挑民族解放重任，争当民族解放中坚，并实至名归，体现出一个有理想抱负有责任担当大党应有的自信和追求，何错之有？是否可以这样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如果都能像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样积极行动起来，勇挑民族解放重任、争当民族解放中坚的“中流砥柱”，不扯皮掣肘，不消极畏缩，不磨擦内耗，不发国难财，岂不是国家之幸，民族之

　　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高度评价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召唤下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取得的伟大胜利。他的讲话站在全民族的立场上，以客观公允的历史态度，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国共两党的抗战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