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至于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如果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
“关于纠正‘左’的倾向是否比纠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困难。‘左’的毛病我犯过，那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现在是局部问题，纠正错误肯定比过去容易。但是，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做得好，抓得紧，就容易；做得不好，抓得松，就不那么容易……”
在张闻天谈的13个问题中，包括一个人人都说重要而又人人都怕触及的问题——党内民主作风问题。可以说它是庐山这场现代悲剧的一个重要根源。但在那个生活被扭曲的年代，谈论这个问题是要担风险的。
党内民主问题，毛泽东过去讲得很多，讲起来也很生动，很感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席不仅是党内民主最热情、最积极的倡导者，而且在维护与实行党内民主方面，曾是全党的光辉典范。可是在“大跃进”那个时期他所做的，特别是在庐山正在做的，却和“党内民主”这几个字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一点，到会的众多高级干部并不是看不到，而是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谁也不想讲，不愿讲，不敢讲。于是，党内民主这个关系着党的盛衰存亡的神圣课题，就成了谁都怕涉足的禁区。现在，张闻天却以破釜沉舟的气概决心去“闯祸”了。
“讲一下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
“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被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至于说缺点正在改正或已经改正，就可以不必讲了。这不对……相反地，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我看也不会，因为人家不服。我们对农民检讨几句，他就高兴，积极性就提高。马克思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现在我们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
“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多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问题是存在的。我们胜利一个接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随着发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谦虚一点有好处。头脑冷静一点，倾听一下不同意见，苦苦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把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否则，满足于成绩，虽然心宽体胖，却研究不了问题，接受不了教训……”
张闻天是在他所在的华东组的会议上作长篇发言的。这个组的召集人是以反“右倾保守”而正在走红的“左”派代表人物柯庆施。他早已看透张闻天那按捺不住的心态了。所以，21日上午会议一开始，他便以一种彬彬有礼的口气发出了邀请：“洛甫同志，是不是你来谈一谈?”
这种“邀请”是显而易见的，潜伏着很大的危险性。而张闻天却没有理会它，他以近似绅士的派头环视了一下会场，用两个手指扶了扶深度的近视眼镜，开始侃侃而谈。他以外交家的从容态度，回答一些人用插话方式提出来的一些质疑，耐心地倾听别人的发言。质问也好，粗鲁的插话也好，都不能干扰他清晰的思路。质问插话一完，他仍然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下去，直到把自己要讲的话讲完，才如释重负似地舒了一口气，端起茶几上的青瓷杯来呷了一口茶，小心翼翼地把面前摊开的发言提纲折好，无力地靠在椅背上。
柯庆施的不同看法和有些同志的偏激情绪，张闻天并非没有察觉，而是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在张闻天看来，彭总的“意见书”是理应得到支持和赞扬的，因为它所代表的才是我们党的正气，他的意见传达的才真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像彭总“意见书”中那样一些非常难得的真知灼见如果在会上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冷遇，那才是我们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莫大耻辱呢!
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的发言，还有许多同志虽然不很系统但观点鲜明的发言，都是对彭德怀“意见书”的有力支持。彭德怀的信是为人民“鼓咙胡”，他的“鼓咙胡”在庐山引起了巨大的回响，这回响是那样强大、猛烈，就像8月钱塘潮一样呼啸奔腾而来，势不可当。
张闻天和彭德怀不在一个小组，事先张闻天也没有对彭总说过他将在华东小组会上发言。只是在发言之后，7月21日傍晚外出散步的时候，张闻天在树林里遇到彭德怀，才走过去说：“彭总，今天我对你的信支援了一下。”彭德怀随口说了一句：“我不要你支援。”说完就转到别的话题上。临分手的时候，彭德怀问了一句：“你发言尽谈了些什么?”张闻天说：“晚上我把提纲送给你看看。”当天晚上，张闻天派秘书把自己的发言提纲(实际上是发言草稿)送给彭德怀，由于字迹模糊，涂改得较乱，看起来困难，彭德怀让参谋把稿子念了一遍。彭德怀听完之后说了一句：“张闻天讲得不少啊!”
自己的意见被别人理解，有人支持，彭德怀当然感到高兴和宽慰，仅此而已。他既没有对张闻天的发言加以评论，事后也没有再与张闻天谈起他的发言。就这样，在会议期间两个人完全属于正常的接触，后来竟成了什么“军事俱乐部”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在分组讨论“意见书”的几天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他对各组讨论的情况一直是十分关注的。他仔细阅读会议简报，接连分头召见持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和各组组长谈话。
鉴于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到“意见书”中有些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又作了几次发言，反复说明他给主席的信，是在听到会议即将结束的消息之后仓促写成的。他承认他的信在文字上、逻辑上的确有不少缺点，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严密，未能充分表达他的本意。他欢迎大家对信多提意见。他说他的信原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他建议会后把信收回来，中央留下存入档案。事后证明，彭德怀的这些完全出于诚意的解释、说明、要求都是徒劳的。他的信已作为“反党罪证”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和少数“左”派人物的手中了。
对“意见书”持反对态度的人，为数不多，能量颇大。但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前，他们很少发言，发言时也是笼统、含蓄地提到彭德怀的信“不是个别词句和分寸问题”，“是看问题的思想立场有问题”等等。比较尖锐和鲜明的反对的意见，不是在会上，而是在会外，在餐厅里和树林里表现出来。在餐厅就餐时，有的同志就对身边的人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是指的谁?……为什么说‘有失有得’?……还有，说我们处理经济问题时，没有处理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这又是指的谁?我看这些话都是有所指的。”
有人明确说彭德怀的“意见书”“刺”很多，“是影射毛主席的”。更有人加以发展和推断，说“既然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路线性质的问题，路线错了，就必须改换领导才能纠正错误喽!”
应当说，在持反对意见的人中，多数人也是一片好心。他们在从彭德怀的信中仔细挑“刺”的时候，也并无恶意，他们主观上是在忠心耿耿地维护党的利益，在那个时代，维护党的利益当然就要无条件地维护毛泽东的最高权威。
当然，其中也有少数是持有顽固的“左”的观点的人和个别怀有卑鄙个人目的的人。不过，这些人的面目当时并不明朗，他们有的沉默，有的听完别人发言还附和几句。整个会议气氛就像仲夏雷雨即将到来的闷热天气一样令人窒息、烦躁。两种力量在周旋，在凝聚，在角逐，在暗中对抗。之所以迟迟不明朗，是因为还缺少一个“引爆”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还没有明确表态。
“至于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如果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
“关于纠正‘左’的倾向是否比纠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困难。‘左’的毛病我犯过，那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现在是局部问题，纠正错误肯定比过去容易。但是，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做得好，抓得紧，就容易；做得不好，抓得松，就不那么容易……”
在张闻天谈的13个问题中，包括一个人人都说重要而又人人都怕触及的问题——党内民主作风问题。可以说它是庐山这场现代悲剧的一个重要根源。但在那个生活被扭曲的年代，谈论这个问题是要担风险的。
党内民主问题，毛泽东过去讲得很多，讲起来也很生动，很感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席不仅是党内民主最热情、最积极的倡导者，而且在维护与实行党内民主方面，曾是全党的光辉典范。可是在“大跃进”那个时期他所做的，特别是在庐山正在做的，却和“党内民主”这几个字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一点，到会的众多高级干部并不是看不到，而是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谁也不想讲，不愿讲，不敢讲。于是，党内民主这个关系着党的盛衰存亡的神圣课题，就成了谁都怕涉足的禁区。现在，张闻天却以破釜沉舟的气概决心去“闯祸”了。
“讲一下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
“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被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至于说缺点正在改正或已经改正，就可以不必讲了。这不对……相反地，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我看也不会，因为人家不服。我们对农民检讨几句，他就高兴，积极性就提高。马克思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现在我们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
“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多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问题是存在的。我们胜利一个接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随着发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谦虚一点有好处。头脑冷静一点，倾听一下不同意见，苦苦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把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否则，满足于成绩，虽然心宽体胖，却研究不了问题，接受不了教训……”
张闻天是在他所在的华东组的会议上作长篇发言的。这个组的召集人是以反“右倾保守”而正在走红的“左”派代表人物柯庆施。他早已看透张闻天那按捺不住的心态了。所以，21日上午会议一开始，他便以一种彬彬有礼的口气发出了邀请：“洛甫同志，是不是你来谈一谈?”
这种“邀请”是显而易见的，潜伏着很大的危险性。而张闻天却没有理会它，他以近似绅士的派头环视了一下会场，用两个手指扶了扶深度的近视眼镜，开始侃侃而谈。他以外交家的从容态度，回答一些人用插话方式提出来的一些质疑，耐心地倾听别人的发言。质问也好，粗鲁的插话也好，都不能干扰他清晰的思路。质问插话一完，他仍然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下去，直到把自己要讲的话讲完，才如释重负似地舒了一口气，端起茶几上的青瓷杯来呷了一口茶，小心翼翼地把面前摊开的发言提纲折好，无力地靠在椅背上。
柯庆施的不同看法和有些同志的偏激情绪，张闻天并非没有察觉，而是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在张闻天看来，彭总的“意见书”是理应得到支持和赞扬的，因为它所代表的才是我们党的正气，他的意见传达的才真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像彭总“意见书”中那样一些非常难得的真知灼见如果在会上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冷遇，那才是我们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莫大耻辱呢!
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的发言，还有许多同志虽然不很系统但观点鲜明的发言，都是对彭德怀“意见书”的有力支持。彭德怀的信是为人民“鼓咙胡”，他的“鼓咙胡”在庐山引起了巨大的回响，这回响是那样强大、猛烈，就像8月钱塘潮一样呼啸奔腾而来，势不可当。
张闻天和彭德怀不在一个小组，事先张闻天也没有对彭总说过他将在华东小组会上发言。只是在发言之后，7月21日傍晚外出散步的时候，张闻天在树林里遇到彭德怀，才走过去说：“彭总，今天我对你的信支援了一下。”彭德怀随口说了一句：“我不要你支援。”说完就转到别的话题上。临分手的时候，彭德怀问了一句：“你发言尽谈了些什么?”张闻天说：“晚上我把提纲送给你看看。”当天晚上，张闻天派秘书把自己的发言提纲(实际上是发言草稿)送给彭德怀，由于字迹模糊，涂改得较乱，看起来困难，彭德怀让参谋把稿子念了一遍。彭德怀听完之后说了一句：“张闻天讲得不少啊!”
自己的意见被别人理解，有人支持，彭德怀当然感到高兴和宽慰，仅此而已。他既没有对张闻天的发言加以评论，事后也没有再与张闻天谈起他的发言。就这样，在会议期间两个人完全属于正常的接触，后来竟成了什么“军事俱乐部”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在分组讨论“意见书”的几天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他对各组讨论的情况一直是十分关注的。他仔细阅读会议简报，接连分头召见持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和各组组长谈话。
鉴于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到“意见书”中有些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又作了几次发言，反复说明他给主席的信，是在听到会议即将结束的消息之后仓促写成的。他承认他的信在文字上、逻辑上的确有不少缺点，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严密，未能充分表达他的本意。他欢迎大家对信多提意见。他说他的信原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他建议会后把信收回来，中央留下存入档案。事后证明，彭德怀的这些完全出于诚意的解释、说明、要求都是徒劳的。他的信已作为“反党罪证”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和少数“左”派人物的手中了。
对“意见书”持反对态度的人，为数不多，能量颇大。但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前，他们很少发言，发言时也是笼统、含蓄地提到彭德怀的信“不是个别词句和分寸问题”，“是看问题的思想立场有问题”等等。比较尖锐和鲜明的反对的意见，不是在会上，而是在会外，在餐厅里和树林里表现出来。在餐厅就餐时，有的同志就对身边的人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是指的谁?……为什么说‘有失有得’?……还有，说我们处理经济问题时，没有处理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这又是指的谁?我看这些话都是有所指的。”
有人明确说彭德怀的“意见书”“刺”很多，“是影射毛主席的”。更有人加以发展和推断，说“既然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路线性质的问题，路线错了，就必须改换领导才能纠正错误喽!”
应当说，在持反对意见的人中，多数人也是一片好心。他们在从彭德怀的信中仔细挑“刺”的时候，也并无恶意，他们主观上是在忠心耿耿地维护党的利益，在那个时代，维护党的利益当然就要无条件地维护毛泽东的最高权威。
当然，其中也有少数是持有顽固的“左”的观点的人和个别怀有卑鄙个人目的的人。不过，这些人的面目当时并不明朗，他们有的沉默，有的听完别人发言还附和几句。整个会议气氛就像仲夏雷雨即将到来的闷热天气一样令人窒息、烦躁。两种力量在周旋，在凝聚，在角逐，在暗中对抗。之所以迟迟不明朗，是因为还缺少一个“引爆”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还没有明确表态。
发表评论 评论 (7 个评论)
- 回复 小辣辣
- 你能找到吗？
胡扯八道: 请问下，庐山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讲了什么话？给几个相关文章看看可以吗？要原汁原味的。
你不会说他们都是哑巴吧？ ...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有一篇，不是直接的，可供参考；
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339148.html
- 回复 小辣辣
- 文摘自周恩来传：http://qiusuoge.com/12008.html
为了开好这次中央全会，中共中央在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先后两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进行讨论，周恩来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大多数时间是毛泽东讲话，批判彭德怀。他谈到彭德怀的历史情况，特别是谈到一些关键时期的情况时，彭德怀进行了解释。周恩来讲话很少，只是在插话中，批评彭德怀骄傲，不同意彭讲的“驯服”就是没有“骨头”的观点。他认为：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七月十七日刚刚上山的林彪在发言中措辞激烈，说彭德怀有“野心”，并指责他的那封信是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泽东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林彪的“这个发言很厉害，以后成了定性的基调”。〔64〕常委会决定，中央全会的任务就是要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的分裂而斗争。斗争的对象不仅仅是彭德怀，而且包括支持他意见的人，如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因为一些中央常委上山比较晚，八月四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等参加，向晚上山的人传达了前一阶段庐山会议的情况和常委会的精神。
- 回复 胡扯八道
- 这个是文艺作品，和史差距很大
小辣辣: 你能找到吗？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有一篇，不是直接的，可供参考；
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33914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