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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庐山会议,彭德怀的一封私信怎么就变成了“意见书”?(上) ...

已有 589 次阅读2015-4-28 22:56 |系统分类:原创博文 | 宽屏 请点击显示宽屏,再点击恢复窄屏 | 动漫全图 如只见部分动漫,请点击显示全图,再点击恢复窄图


2011年12月19日08:59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彭德怀送去的信,毛泽东认真阅读并研究过了,他既没有立刻对信作出评论,也没有跟其他人提起这封信,而是不动声色地让那封信在“美庐”书房内那宽大明亮的写字台上静静地躺了两天。7月16日,毛泽东提笔在彭德怀写给他“亲启”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意见书”题名,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他经过两天的苦思冥想之后作出的,却是一个给党的事业和他个人都带来严重损害的灾难性的决定。 
 

    

       
     

 

庐山会议会场(资料图)

 

    本文摘自《彭德怀全传》,彭德怀传记组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文史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一封信怎么变成了“意见书”?

  毛泽东在庐山的住所“美庐”,原是本世纪初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巴瑞女士修建的一座别墅。1928年巴瑞回国时,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蒋介石。1930年4月,蒋介石以其夫人宋美龄之名,亲自题写了“美庐”二字,镌刻在园中的卧牛石上,从此人们便把这座别墅叫作“美庐”。

  “美庐”是庐山千余座别墅中比较高大和豪华的一座,两层楼房全部用花岗岩砌成,二楼有可以俯瞰庐山东谷的宽大阳台和三四十平方米的大会客室。高大的卧室内光线充足,陈设考究,古香古色。当年蒋介石夫妇常来这里避暑。1959年庐山开会时,毛泽东便住在这里,别墅门牌编号为180。经过修葺后,庭院仍维持原貌,室内陈设也都保持中国风格,整座别墅,气氛恬静而雅致。

  彭德怀送去的信,毛泽东认真阅读并研究过了,他既没有立刻对信作出评论,也没有跟其他人提起这封信,而是不动声色地让那封信在“美庐”书房内那宽大明亮的写字台上静静地躺了两天。

  两天中,毛泽东主席的生活起居一切如常。白天,人们看到他独自在“美庐”后面的松林里散步,或者坐在阳台上的藤椅里悠闲地抽着烟,观赏东谷的美丽景色。晚上,有时他坐在写字台前批阅文件,有时埋头在大沙发里,翻阅派人新从山下找来的一册册线装书,仿佛生活中什么事都不曾发生。

  其实,毛泽东的心情是极不平静的。每当要作出一项重大的决策之前,他总要让自己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把面临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得失利弊,认真仔细地思索一番,找出他自己认为最适宜的方案,才果断地采取行动。一旦决心下定,就坚持到底,百折不回。这是毛泽东从幼年时候起就养成的处事习惯。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仍然保持着这个习惯。这种遇事沉着、深思熟虑和处理问题坚决、果断、雷厉风行的作风,几十年来曾使毛泽东在形势严峻的关键时刻,从危局中挽救了党,作出过许多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亿万人民的幸福休戚相关的英明决策。但1959年在庐山,他经过两天的苦思冥想之后作出的,却是一个给党的事业和他个人都带来严重损害的灾难性的决定。

  7月16日,毛泽东提笔在彭德怀写给他“亲启”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意见书”题名,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7月16日上午,毛泽东找当时在庐山的几位常委谈了话。他提到彭德怀的信并对常委们说:“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关于会议的开法,毛泽东提议把会议讨论时间延长一周,并且通知留在北京的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立即上山参加讨论。打电话时还对彭真说,如果林彪身体情况允许,请他也一起上山。

  就在同一天,会议将原来的编组重新划分。由原来按大区编成的六个小组,改为各地区穿插编配的六个小组。混合编组的建议原是由“秀才”们提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交流情况,但现在这样做当然增添了另一层含义,就是为了消除彭德怀在某些小组的影响。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使彭德怀感到十分突然:我是给主席个人写的信,是供他参考的,怎么一下变成了“意见书”,事先也不跟我招呼一声,就印发给大家呢?“如果我当时想到此信会要印发的话,我就要尽可能地斟酌和分析一下。”(《庐山笔记》)他摸不透主席这样做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彭德怀心中隐隐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但出于对自己行为的自信,他又想:让大家讨论一下也好,真理越辩越明嘛!

  7月17日上午,与会人员每人得到一份刚印出的《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并被告知:从即日起,结合讨论“议定记录”,同时讨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在与会者阅读“意见书”的同时,毛泽东按照他的既定计划,开始进行自己的工作。

  7月17日下午5点钟,毛泽东再次把“秀才”们找到“美庐”去谈话。这次去谈话的除参加7月11日晚上谈话的周小舟、周惠、李锐外,又增加了两位:胡乔木、田家英。

  谈话从下午5时开始,像往常一样,乍听上去,仿佛并无一定主题,而是天南海北的漫谈。当然还是毛泽东谈得最多。他先从形势谈起,毛泽东说:“总路线能有多少人拥护?我看真有70%的人拥护就不得了喽。拥护者中真正骨干有30%就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

  又谈到“乱”的问题。谈到1957年反右以前的情况。“秀才”们主张“学生还是不上街,不打扁担为好。”他们说社会跟人体一样,如果“乱”得太厉害,全身溃烂,白血球失去平衡,就无法治了。

  “不要怕乱,乱了才好治。”毛泽东亮出了他历来坚持的观点。

  话题转到当前的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你们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本人便是一个。我是机会主义头子。”

  接着,毛泽东又反复讲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道理。如果以此来证明当前经济上出现的不平衡现象是正常的,“秀才”们恐怕不会同意。但因没有摸清毛泽东此话的本意,所以大家没有表态,他们在细细品味毛泽东那番话的含义。

  谈到由谁来主管经济工作问题,“秀才”们再次进言,还是让陈云同志挂帅好。胡乔木补充说:“少奇同志意见,也是由陈云同志主管计委好。”对此,毛泽东没有立即表态。

 最后谈到了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正面谈信的本身,却谈起了洛川会议。又说:“华北军分会的决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接着谈了洛川会议前后的经过。“秀才”们这才意识到主席是在说彭德怀的“历史问题”。

  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钟。表面看,毛泽东的心情是平静的,没有点名批评任何人,只是反复说成绩讲够很重要。他们(指各省的头头们)在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谈话后毛泽东还请“秀才”们一起吃了晚饭,并以茅台酒相招待,气氛亲切而和谐。这一天彭德怀的“意见书”刚印发,从毛泽东跟“秀才”们的谈话中,还看不出立刻要发起反击的迹象。但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个人却感到那天晚上的谈话与11日晚上的谈话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主席的有些话令人捉摸不透,比如,他为什么说要交几个右派朋友?为什么要谈洛川会议?这是不是在暗示“秀才”们说彭德怀历史上有问题,不要跟他搞到一块儿去?

  彭德怀的“意见书”使原已沉寂下来的“神仙会”骤然活跃起来。人们的发言由研究修改“议定记录”(草稿)转向集中讨论“意见书”。许多人受到启发,开始谈出自己对形势的真实看法,模糊的观点趋向明朗,会上开始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小组讨论逐步深入。7月17日~22日,各组共讨论了六天,总的情况是:完全赞同和明确反对“意见书”的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同志基本上赞同“意见书”的看法,但对其中个别问题的提法、分寸掌握和文字表达上,有些不同意见。有的同志认为,“意见书”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讲够了,但在第二部分讲如何总结经验教训时,有的地方讲得重了一点。还有的同志说“意见书”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政治性的”等说法不妥,值得斟酌。在赞同“意见书”的发言中,包括参加起草会议“议定记录”(草稿)的几位“秀才”。他们感到彭德怀信里的观点和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彭总说出了他们心中未能说出的话。有的“秀才”说:“只有彭老总才有胆量敢于这样写”。他们都认为,彭总的信引导大家畅所欲言,打破会议的沉闷空气,把讨论继续引向深入很有好处。当在讨论中听到有人批评信里的某些提法不妥时,他们还主动起来为彭德怀解释、辩护。

  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们说:彭总信中说的是局部、暂时现象。有的地方热得过火,有的县提出三五天消灭文盲,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并不过分。

  关于“政治性”一语的提法,他们说: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严重影响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说它是政治性也未尝不可。过去中央转发上海市委文件的批语中,也说过市场紧张是政治问题。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都称赞彭德怀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而大胆直言的精神。有一位省委领导同志说:“彭总那封信里虽然有个别地方提法需要斟酌,但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个别字句可以不去计较,要看总的精神,我们目前很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有一位在中央搞工业领导工作的同志看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深受感动,在会上联系自己作检讨说:“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已使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了些微的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作为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以致造成这种后果,想起来感到很沉重。”

  彭德怀是7月17日收到他那封信的打印稿的。7月19日他在小组会上作了说明,他说:“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没有完全写明我的本意,有些不大合逻辑的地方。建议中央办公厅在会议后将此信收回,不要下发。”

  在讨论中,发言是热烈的,相当多的同志开始畅所欲言。无论是赞同或基本赞同彭德怀意见的,或是联系自己思想、工作作检讨的,态度都是真诚的,都是由衷之言,这与会议前一段的沉闷、压抑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值得一提的是,也有个别同志,基于对毛泽东和当时政治形势的深刻了解,表示了自己的担心。大约是7月18日,在田家英的住处,几个“秀才”谈起了彭德怀的信,胡乔木说了一句:“这封信可能要惹乱子。”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究竟是什么态度,当时谁也摸不清。只是后来听说,毛泽东与王任重在庐山水库划船的时候,谈到彭德怀信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时,毛泽东说过:“现在我不发言。”

  在为数众多的赞同的发言中,最重要的就是黄克诚、周小舟和张闻天三个人的发言了。他们三人都因此而被划为“反党集团”成员。黄克诚是7月17日早晨才到达庐山的,上山后也住在彭德怀住的176号。他俩一个住东头,一个住西头。黄克诚对彭德怀的信并不是完全赞同的。到庐山后第一次见面,彭德怀就问黄克诚:“我给主席写的信你看了吗?你觉得写得怎么样?”

  黄克诚坦率地说:“我看了,信写得不怎么样……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信里有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太妥当。”

  在7月19日的第五小组会上,黄克诚作了第一次发言。他表示同意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认为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那句话——“问题不少”,两头是一致的。他说他同意“议定记录”(草稿)中所提的三条缺点。此外,他又补充了以下几点:

  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

  第二、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

  第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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