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反冒进，写检讨写到白发增多 转自中国共产党新闻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7507/7710329.html
周恩来1956年提出“反冒进”再度令毛泽东不快。当时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认为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现象，提出稳健的发展思路，但与毛泽东的意思向左。据薄一波记载，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特别表扬了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16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文，当众对周总理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总理回答：‘我写不出来。’”
从1957到1958的一年半年时间内，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仅薄一波在书中披露的就有：1957年9、10月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12月的杭州会议，点了周恩来的名；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4月的武汉汇报会，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5月致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信。毛泽东批评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了一泄气不得了。”“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它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周恩来只得不断检讨，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都作了公开检讨。毛泽东不但对周恩来前两次检讨不满意，而且不许周恩来秘书帮助写检讨，以至于周恩来在写检讨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许多。
大跃进，失去了经济管理权
中共建政之后，周恩来除了总理一职，还兼任外交部长。到了1958年2月，外长一职由副总理陈毅接任。同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防止闹分裂的话，周恩来便提出要中央考虑他当总理适宜不适宜的问题。在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时，常委们都挽留他，只有毛泽东没有说挽留，也没有说不挽留。事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各有专人负责，周恩来的权力被大大消减。到了大跃进期间，周恩来实际上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周恩来1956年提出“反冒进”再度令毛泽东不快。当时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认为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现象，提出稳健的发展思路，但与毛泽东的意思向左。据薄一波记载，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特别表扬了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16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文，当众对周总理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总理回答：‘我写不出来。’”
从1957到1958的一年半年时间内，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仅薄一波在书中披露的就有：1957年9、10月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12月的杭州会议，点了周恩来的名；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4月的武汉汇报会，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5月致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信。毛泽东批评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了一泄气不得了。”“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它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周恩来只得不断检讨，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都作了公开检讨。毛泽东不但对周恩来前两次检讨不满意，而且不许周恩来秘书帮助写检讨，以至于周恩来在写检讨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许多。
大跃进，失去了经济管理权
中共建政之后，周恩来除了总理一职，还兼任外交部长。到了1958年2月，外长一职由副总理陈毅接任。同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防止闹分裂的话，周恩来便提出要中央考虑他当总理适宜不适宜的问题。在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时，常委们都挽留他，只有毛泽东没有说挽留，也没有说不挽留。事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各有专人负责，周恩来的权力被大大消减。到了大跃进期间，周恩来实际上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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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小辣辣
- 毛泽东纪念堂对第一代革命家的排位：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革命业绩纪念室，设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二层。六位领袖的汉白玉雕像分别安放在纪念室正中位置。纪念室的陈列，通过大量翔实的照片、文献、实物，集中浓缩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画卷，突出反映了六位领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的光辉业绩。（图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主席台上）
- 回复 大千世界
- 摘自党建网 http://dangjian.com/ddls/201304/t20130426_1198907.shtml
总之，在庐山会议的前期，毛泽东仍以全力纠“左”，一心想使党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毛泽东：《党内通信》（1959年3月17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页。）。问题是“大跃进”运动该不该发动，人民公社该不该办等，这些涉及指导思想的“左”的错误，毛泽东还没有认识到。所以当庐山会议的一些意见超越了他的认识范围时，便发生了反右的问题，使纠“左”戛然而止，接着就出现了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严重后果，也使事后的毛泽东后悔不已。
综上，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在9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走得很不容易，他时时刻刻都在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不断地调整政策和生产指标，尽量使它们能够符合实际，符合群众的利益。而每一次政策和生产指标的调整，在事实上，都是在纠正着他自己的失误。9个月的纠“左”，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在一些重要方面，刹住了“左”的思潮的泛滥，使经济混乱的情况有所改变，这是应当肯定的。毛泽东艰难探索的目的，正如他自己在成都会议上所说，是为了“形成一条完整的我们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1958年3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