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 来源：《中国青年报》 |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51935/204121/204506/12925206.html
“二五”计划大起大落，历程曲折。“二五”计划作为党中央的建议，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此后，由于指导方针的变化，各年度的计划数字不断大幅调整变化，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正式文件始终未能颁布。 由于实施过程中的巨大波动，“二五”实际上分成两个阶段：1958年～1960年为“大跃进”阶段；1961年～1962年进入调整时期。 1958年的“大跃进”，是作为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之后要出现“经济建设高潮”提出来的，形成了一场包含着层层高压和层层虚报的政治运动。这段时期是我国经济波动幅度最大的时期，工业产值增长速度最高时达54.8%，最低时至-38.2%。1960年非但没有“跃进”，反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负增长最严重、困难最大、人民生活最苦的一年。 1960年9月，中央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到1962年年底，“二五”计划实际执行结果与原来提出的八大建议相比，除原煤、原油、发电量达到规定指标外，钢、水泥、粮食、棉花等都未达到；粮食、棉花的产量甚至低于1952年的水平。 从三本账到一本账 【决策回眸】 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这些风风火火的运动就发生在“二五”期间。回顾这段岁月，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柳随年曾提到过两个小故事。 1958年秋，国家计委干部去河北徐水搞共产主义规划，问老农一亩能产多少粮食，老农两次都不吭声；问到第三次的时候才用嘴指着牌子上的800斤；又问能产800斤吗？他说，包括秸秆在内。 1959年1月，国家计委和农业部帮徐水办了个用白薯生产酒精的工厂，可那时，连人吃的白薯都已经没有了。 不但农业生产如此，当时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也是如此。柳随年回忆，大炼钢铁运动中，连计委的干部都把铁丝网剪成一段一段去炼铁，炼出几块铁疙瘩，还绑上红布报喜，把有用的铁炼成无用的铁。 柳随年认为，其实在1958年下半年，许多迹象就表明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已经失调。但那时人们不敢反映，怕被说成在泼冷水。 这种怕说泼冷水的“大跃进”，来源于1958年1月毛泽东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以下简称《六十条》)。《六十条》要求生产计划作三本账。这其中，中央要做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对外公布；第二本则是期成的计划，不对外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账，这在地方是必成的；地方的第二本账也是期成的。 从指标来看，地方的第二本账高于中央的第二本账，中央的第二本账高于中央的第一本账。也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生产计划层层加码。“中央带头搞两本账，各级就都搞自己的两本账。下到基层，一个指标就有六七种账了。不管工业、农业还是其他行业，大跃进的各种指标，大都是通过编两本账的方法，层层拔高的。”薄一波认为，这三本账的制度，是造成大跃进中生产计划层层加码、追求高指标的一个重要因素。 仅有三本账还不够，《六十条》还要求计划实施采取“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的办法。评比采取同级竞赛的方式，年终评比以第二本账为标准。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更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1958年2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很多省、市、自治区纷纷表决心，要用五六七年时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的12年内完成的任务。 高指标、高积累、高估产、高征购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灾难。错误的计划，加上从1959年起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得农业生产急剧减产。1960年夏季，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局面。鞍钢工人的供应仅为每月2两肉，每天4两菜，甚至连这些也难以长期维持。 1960年7月18日，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建议，年度计划只搞一本账，不要搞第二本账。 在1961年1月18日的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对李富春不搞第二本账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他说：今年不搞两本账了，就是一本账，绝不要层层加码。中央是一个盘子，到省、市又是一个盘子，到地、县又是一个盘子，到群众又是一个盘子，层层加码。总而言之要实事求是。 至此，满足大跃进要求的“三本账”终于走到了尽头。本报记者李松涛整理 【数字】 6000万吨 1958年6月上旬，冶金部拟订的规划中，将1957年11月第六次全国计划会议上规定的1958年产钢610万吨的指标提高为：预计1958年产钢820万吨，1960年产钢3600万吨；1962年产钢6000万吨。 1000万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60年我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2877 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只有2877亿斤，比1959年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 7年 “二五”期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将15年的赶超英美战略变成10年，在“大跃进”的高潮阶段，毛泽东兴奋地将其降到7年，之后又降到2至3年。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语录】 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1957年) 目前我们在经济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困难，这两年不仅没有跃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 ———刘少奇(1959年1月27日) 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
发表评论 评论 (23 个评论)
- 回复 疯疯颠颠
- 总之，在庐山会议的前期，毛泽东仍以全力纠“左”，一心想使党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毛泽东：《党内通信》（1959年3月17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页。）。问题是“大跃进”运动该不该发动，人民公社该不该办等，这些涉及指导思想的“左”的错误，毛泽东还没有认识到。所以当庐山会议的一些意见超越了他的认识范围时，便发生了反右的问题，使纠“左”戛然而止，接着就出现了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严重后果，也使事后的毛泽东后悔不已。
胡扯八道: 11月14日 下午，到达湖北孝感。在专列上听取王延春、孝感地委和县委的第一书记、长风公社党委书记和农民代表的汇报，王任重参加。当汇报说长风公社有人创造了亩 ...
综上，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在9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走得很不容易，他时时刻刻都在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不断地调整政策和生产指标，尽量使它们能够符合实际，符合群众的利益。而每一次政策和生产指标的调整，在事实上，都是在纠正着他自己的失误。9个月的纠“左”，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在一些重要方面，刹住了“左”的思潮的泛滥，使经济混乱的情况有所改变，这是应当肯定的。毛泽东艰难探索的目的，正如他自己在成都会议上所说，是为了“形成一条完整的我们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1958年3月11日。）。
- 回复 疯疯颠颠
- 当时也有不同意见，周恩来在常委会上请求辞职，陈云在大跃进期间一言不发，追随者加油添醋。迫使毛泽东发现错误，不断纠左，其实是纠正他以前·自己的错误，经追随者扩大了。错误就更显突出而已。
唐贝勒: 需要反思，领导者有很大的责任，下属一层层也有夸大，提供假数据的责任。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