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遵义会议的正式决定中，军中的最高领导人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毛当时只是周的副手，参与军机，最后决定权仍在周的手里。毛不甘居人下，施展权谋，反客为主，在"虚君"张闻天的配合下，一步步把权抓到自己千里，三年后正式坐上中共军中第一把交椅。

    如果说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曾经结怨于毛泽东的话，那么他在遵义会议前后，对确立毛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则是有大功的，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主动退让的结果，如若周恩来当时有意站出来与毛一争的话，中国的现代史很有可能就要重新改写了。对此，毛泽东是心中有数的，但为了维护非其莫属的领袖地位，在表面上却不想认账，有意湮没这一历史事实，在政治上精心制造了一个所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神话，在这种情况下，长期以来，中共党史中的这一段历史被弄得扑朔迷离，谬误流传，前后不能自圆其说。

    遵义会议是中共在长征途中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召开的。长期以来，它被作为毛泽东确立其中共领袖地位的标志而载入史册。毛之所以能够东山再起，是由于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作战失利。而这一失败，主要应归咎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周恩来在军队中受排挤，失去指挥权有关。

     一九三三年一月，周恩来还在前方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的处境日益艰难，也不得小迁入江西。博古等人一到根据地，便以临时中央负责人的身份把党务大权抓到手里，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取代了周原有的地位，成为中央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由于当时压倒一切的是军事作战问题，而博古本人对此一窍不通，于是他又从上海搬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作为他的靠山，授予全权指挥红军的作战。此后，博古和李德抱成一团，博古在政治上为李德捧场，李德则在军事上为博古撑腰，两人联手在中央苏区主宰了一切。 

周恩来本人虽仍作为中革军委的副主席参与军机，但已沦为一个跑腿办事的角色，凡事都要听命于李德。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东堵西截，穷于应付，虽苦战经年，但伤亡惨重，兵日少而地日蹙，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突围西征，进行战略转移，前往湖南西部，同在那里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然而，这次战略转移十分仓促，事先并没有经过认真的动员和准备，甚至连在政治局内部也没有讨论过，只是在当时中央"三人团"的核心圈内进行了筹划。"三人团"是在中央苏区大门广昌失守后，为了突围西征而设立的党内最高权力核心，由博占、李德和周恩来组成。按照周氏本人后来在延安整风中的说法，"三人团"的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 

     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加以行动的仓促，这次突围转移实际上变成了一次搬家式的大撤退，随军携带的坛坛罐罐太多，甚至包括笨重的造币机，致使主力部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行动迟缓，无法机动作战，一路被动挨打，屡失先机，最后在湘江一役遭致惨败，军力折损过半，由刚出发的八万五千人骤减为三万余人。 

     湘江惨败之后，军中怨声四起，群起而攻之，严重动摇了博古、李德一言堂的统治。博古本人方寸已乱，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在政治上无法交待，但又一筹莫展，颓唐沮丧，甚至一度到了想引咎自戕的地步，为闻讯赶来的周恩来等人所劝阻。 

     周恩来此时的心情自然也十分沉重，思想上有极大的压力。他完全清楚党内军中的不满是冲着在中央主持一切的"三人团"而来的，而他本人作为"三人团"的成员之一是无论如何难辞其咎的。不过，此刻更令他焦虑的，倒还不是个人的进退，而是如何收拾眼前的败局，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对此，他心中茫然无底，而且对李德的指挥也彻底失去了信心。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周对李德在作战指挥中的一些作法曾有不同意见，也发生过一些争论，但看在他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的面子上，往往最后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听由李德拿主意。而眼下事关几万红军的生死存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任由他一意孤行了。 

     那么靠谁来收拾残局呢?周恩来思来想去，也只有毛泽东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毛的军事才能确有过人之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看出毛眼下正利用党内军中的不满，为在政治上的东山再起而四处活动。这种局面同样令周忧心忡忡。他十分了解毛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为人，而这种搞法势必造成党内领导层的分裂，一旦出现这种分裂，对于已经处于危境之中的中共和红军将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这是周不愿意看到的。

     正是这种"病急乱投医"和"相忍为党"的双重心态，促使周恩来在遵义会议摊牌前，就已倾向于请毛泽东重新出山，于是开始不动声色地与博古、李德拉开了距离。其实，这种心情也并非周氏一人独有，当时在党内军中的高级干部中是有相当代表性的。譬如，朱德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与张国焘彻夜长谈时，就表示了同样的心情，说："不必过于重视遵义会议，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军都处境艰危，老毛有许多不同意见，也有正用得着的游击经验，因而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内部的争论也就平息了"。 

    让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宁都会议后，毛一直在伺机东山再起，但一时苦于找不到机会，毛在暂时隐忍的同时，一直在暗中活动，除了竭力保持他本人在党内军中已有的政治影响外，并多方做"分化"工作，收揽人心，寻找新的政治盟友。为此，就连他本人以往暴躁的脾气和喜欢独断专行的作风也收敛了许多。长征出发前，毛泽东有意识地同为党内国际派大将、但已和博古闹翻的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起随军行动，私下商议如何把博古、李德"轰下台"。 

     毛泽东的这种个人企图，在当时的中央领导圈中并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李德在回忆录中就提到了当时被指定留守在江西中央根据地打游击的政治局委员项英曾对此表示忧虑。李德写道："他(项英--引者注)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人、特别是军队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可是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 

     或许毛泽东确实不想为了自己的东山再起而人为地制造党内危机，不过一旦客观上出现这种机会时，那就另当别论了。当湘江大败之后，毛立即向博古为首的中央"三人团"发难，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并联合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提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要求开会检讨清算。博古，李德当然拒绝了毛的这种在他们看来是乘人之危的挑战。 

     大概是觉得此举"逼宫"的味道太过明显，正在考虑转向的周恩来一开始也不愿意明确表态支持这种把博古、李德"轰下台"的作法，因为在周看来，尽管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主张确比博古、李德高明，但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党的团结。这一点始终是周氏政治生涯中一以贯之的想法。对于当时的情况，毛在二十多年后曾在一次党内高层小范围的谈话中作丁这样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