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者按：这篇集合体文章描述了一段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比较有时代特色，也和前一段时间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讨论有关，特此搜集过来保存，也欢迎各位朋友参考。文中数字事实事件等都没有另行核对，特此说明 ——追求永生，2/4/2017

130万返城知青创造史上最奇特的病退风潮

新浪历史

知青病退之风始于1972年。

所谓“病退”，就是“因病退回原籍城市”之意。政策明确规定某些重大疾病为病退理由，比如肺结核、肺痨、癌症、高血压、心脏病、肾盂肾炎、严重胃溃疡、胃穿孔等等。这是当时一项重要的知青政策，体现人道主义关怀。

有政策就有对策，只要能回城，什么方法都一样，反正条条道路通罗马。有知青从城里开来盖着医院公章的证明，干部明明知道他一顿能吃两斤饭，但是 无法对他进行质疑。还有的知青，“除了思想不好哪里都好”(当地干部语)，但是当他拿着医院证明来来病退，谁也对他无可奈何。那个时期的知青民谣唱道：医 院大门是通往回城的胜利路，医生是知青的大救星。

一位学者记载这段中国青年史上最奇特的病退风潮：

刚兴起办病退时，最流行的是弄成“肺穿孔”。操作极方便，弄点香烟锡箔贴在背心上，＊光机一照就是一个洞。不过这一套用多了就不灵了，只要医生 把你多照几个方向马上就露馅儿。接着知青搞起新操作法——透视前连抽几支浸泡碘酒的纸烟，效果不错。但这样干未免有损革命本钱，弄不好落个肺癌，那才活该 冤枉。往后流行的是制造高血压，操作简单，行之有效——量血压时臀部微微离座，双腿呈马步半蹲。心中尽力使劲，但脸上要显若无其事。但医院对此也有对策， 只要是知青复查，就要你睡一觉，躺着量。

有一阵最时兴的是肾炎。一滴血，两滴蛋清，半瓶尿，摇转摇匀，神仙都查不出来。复查时再熬几个通宵，皮泡眼肿效果更佳。再有就是胃溃疡，头天吃点猪血，第二天作个大便常规，起码三个＊。当然其他名堂还多，不过一来技术复杂，而来还需要点表演天才，整不好反而弄恰成拙。

要是复查时遇到那种较真的医生干部，亲手把着瓶子来接你的尿，病退可就办不成了……

——杜鸿林《风潮荡落——中国知青史》

这是一场知青病退回城的淮海战役。知青充分调动聪明智慧和天才想象力同医院和医生作斗争，说到底是同命运作斗争。据不完全统计，1972——1978年，全国约有一百三十万病退知青幸运地突破各级医院层层拦截，然后浩浩荡荡地返回城市。

知青病退时代李生德 凤凰网知青

“病退”这个词在我们这一代知青的记忆中，永远有着特殊的概念和意义。我敢说，在所有知青病退的案例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的病情是真的，大部分是虚拟的，尤其是最后那个环节，此乃形势使然也。“病退”就像一条虚线，贯穿了我们知青生涯的始终，它从最初隐藏在暗处到渐渐浮出水面，变成一条实线；从涓涓细流到形成滔天洪波，直到把“上山下乡”这个依靠300亿国帑和美好愿望建立起来的理想主义大堤冲得一塌糊涂。

1965年夏天，风华正茂的我们从黄海之滨来到了河西走廊的边湾农场，生活设施的简陋，工作环境的艰苦自不待言，单是那人为的紧张就把你折腾得喘不过气来。因为名为“建设兵团”，自上而下都强调一个“兵”字。正好，基层干部大都是复转军人出身，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上工、休息、吃饭、学习一律军事化，喊口令，拉歌子，煞是气派；被子叠得四四方方，碗筷放得整整齐齐，早点名，晚总结，好不威风！

那时候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这不能不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说到待遇，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每人每月二十五块钱，加上两块钱地区补贴，除去伙食费，牙膏、牙刷、肥皂、邮票、针头线脑的支出，所乘就寥寥无几了。更有甚者，连续几个月发不下工资。从青岛临出发时每人发了一套绿军装，曾经招惹了多少羡慕的目光！可到农场后，家乡政府给的安置费用都被挪做了他用，拨发的棉衣棉被也被扣了工资，当月不够扣的就来个分期付款。甚至连印着“农建十一师赠”的搪瓷缸子也每人扣了一块钱。

这种贪图眼前小利的“领导艺术”看似很“革命”，却涣散了知青们的心，造成的恶劣影响无法用金钱估量。有人就曾愤怒地将搪瓷缸子上的“赠”字敲掉，用红油漆写上个“卖”字。

不久，人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夜间休息时，总有一个复员军人为我们站哨。此人叫寇发财，是河北人。他穿着件旧军大衣，扛着支老掉牙的“中正”步枪整夜在外面转悠。一天，我好奇地问他站岗防什么，他说是防狼。其实那时候，戈壁草原的狼几乎绝迹。在文革中，他说了实话，是怕我们跑了--玉门镇附近的农场比我们早来一年的西安、天津知青就有人逃跑的！

农场的生活与知青们原先所在城市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大部分人不适应。许多人萌生了调头回家的念头。但碍于政治学习抓得紧，从上到下天天高喊“扎根边疆干革命”，以妄言回家者为“逃兵”，没人敢明说自己的真实目的。所谓病退者，只是私下里秘密进行的。我记得，我们连第一个病退成功者是一个我叫不名字来的小伙子。他来兵团不久即请假去新疆探望他在那儿农场的叔叔，回来后马上就“病”了，天天低着头像霜打的蔫茄子，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隔三岔五跑卫生队，天天请假，顿顿吃药。后来终于如愿以偿地卷行李走了。我们心里都很羡慕，但嘴里没人敢说。

回家，多么诱惑人的名词啊！那里有自己的亲人，那里有自己熟悉的童年；城市里的生活充满了无限的活力，谁说不想回去那不是违心就是别有所图。

我所在的老二连有那么妹弟俩，姐姐叫卫，弟弟叫鸣。姐姐曾经在专业文工团待过，人长得漂亮，新疆舞也跳得好。弟弟会拉二胡，两人真是珠联璧合，是我们团的文艺明星。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我又一次见到那个姐姐，却让我大吃一惊。她完全变了个人，在春暧花开的日子里，仍包裹着厚厚的棉大衣，脚上穿着高高的毡鞋，一脸愁容加病容，见了人也不再说笑。我问她到哪里去，她简单地回答说：“办病退”。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关节炎。”

现在的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从准备病退到完成病退，要经历多么漫长而艰难的道路啊！这中间要遭受多少人的冷眼，要承担多少难以忍受的折磨。为了对付病退者，团场和连队领导采取了著名的“群众斗群众”办法。他们自己不出面，而是在分配任务时采取大包干，即将任务包给你一个班，让大家把那个休病假的人的劳动份额包着干下来，这样就增加了同志们之间的矛盾。因为牵涉到个人的利益，大家就互相挤兑，经常有人骂骂咧咧，也有人拳脚相加。

也有时，看看那想病退的人的头委实太难剃了，领导干脆赤膊上阵，直接进行干预。在我们连那个现役军人杜指导员，他自己享受着“三不变”的待遇（即现役军人身份不变，级别不变，工资待遇不变），却要监督着别人当苦行僧。他见一个姓矫的青岛小伙子因高血压要求病退回城，大会点名小会批，坚决不让走。因为这小伙子太傲气，从来不对他说巴结奉承的小话。更为关键是，若把人都放走了，他再对谁发号施令去！白天，他让卫生员一天给小矫量两次血压。有天半夜，小矫正在熟睡，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是杜指导员带着卫生员量他的血压来了……

尽管经历重重磨难，小矫还是如愿办病退回家了，因为他的高血压是真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此同时，杜却凭着私人关系转业调到了一家运输公司当头头。不幸的是，不久他就因男女作风问题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病退的第一个高潮是和文革一起到来的，因为到农村插队的同龄人许多就是病退回城的。在回家探亲的聚会中，大家交流积累了许多经验。

关于办病退的典故就太多了。有个小伙子，到医院找到大夫，说自己得的是肺结核，量体温时，他用香烟将体温表烘烤了一下；做胸透的时候，他在胸部有关位置贴放上一个毛主席像章，拍摄出来的片子当然就有个阴影。大夫摸摸他的头，说你这是假的，是骗人。他给大夫下了跪。大夫看他可怜，答应放他一马不将这事拆穿，但证明绝对不能给开，这牵涉到医生的职业道德。

时间越往后，矛盾就越激化了，饮马农场有个小伙子到了师部中心医院的大夫那里，腰间插着一把刀子。大夫问他哪里有毛病，他用手指指。大夫伸手一摸，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给你写个证明，走人！

假做真时真亦假，真正有病的老实人还是走不了。

我在一连的时候，有个战友叫范勇，是从兵团所属的阿克塞石棉矿上下来。因为那里的工作环境太恶劣，劳动保护条件极差，患了矽肺病，领导为了“照顾”他，才让他来农场工作的。那个领导真他妈混蛋，硬是不让大夫在他病历上写真实的病情。他天天咳嗽、一吐一大摊血，一顿吃不了二两饭，瘦得皮包着骨头。直到确实不能坚持了才放了他的生路。在他病退回天津的时候我真担心，此生能否再见到他。

是什么给病退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呢？腐败。

那些天天叫喊着要求别人“革命到底”的人，一个个都寻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或机会开溜了，他们或当兵招工，或上大学去机关。确实走不了的，就把家在贫穷农村的小舅子小姨子弄到农场来，冒充知青的名额把一些稍好一点的工作位置都给占据了，使得那些无依无靠的知青们更感到没有了希望。“弹铗归来兮，食无鱼，出无车”，只剩一条路了，那就是回家了！

回家的最正当理由就是病退，自古言官不差病人嘛！

大呼隆的病退高潮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兵团农场里，人们归心似箭，人人谈论回家，人人都在寻找回家的门路。在云南建设兵团战友们的努力下，那条固守了多年的防线终于垮掉了。病退，在这里的不只是知青们回归现代文明城市的借口了，它是思想解放的成果和实事求是的胜利。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经过十年动乱，病了，需要退回来调整自己，重新走上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道路！

那是一个“病退时代”，一切都在因“病”而“退”。人民公社的崩溃，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不也是一种“病退”么？僵化的计划经济的解构，导致工商企业的改制不更是一种“病退”么？ 30年后，当数千万农民工浩浩荡荡涌进城来务工，社会仍然出现民工荒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这个话题。我们说，“病退”是改革开放的前奏曲，它同样是伟大的。

不堪回首的病退东山高卧

一直想把当年知青们搞病退的那些个事晒一晒，但每每想起心总酸酸的，那段往事兄弟姐妹们好像都不愿提起，因为那是段惨痛、愚昧、无奈和被愚弄的不堪回首的经历。为了能找个病由回到上海，在那个时段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忆之潸然泪下的真实故事。我也不知该从哪里说起，从那件事说起，我就试试从阿本搞病退说起吧。

提起阿本，我们都说他是个命大福大之人，往往能逢凶化吉躲灾避难。有一年，他同兄弟们在沙溪河里游泳洗澡，那河水仅齐腰深，水底布满沙石。洗的性起阿本要表演高难度跳水动作，只见他活动一下手脚开始助跑、加速、起跳，只见他高高跃起做了个漂亮的雄鹰展翅就笔直地一头扎进了水里，这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他的头和身体扎入水后就像木桩打进水里，腰和腿脚露在水面上笔直地竖着，接着又像电影里慢动作一样顺着水流慢慢倒了下来。在兄弟们的搀扶下他顽强地站起来，鲜血从头顶顺着耳脸流了下来，那可是“哗哗的”呀！。到卫生院一查没事，铁头经砸，就一个洞，头骨没开，缝几针完事！哇！！要换个谁那小命那天就玩完了！这对阿本来说不算什么，还有更险的呢！一天阿本到离沙溪二十里地的阿明阿基他们队里玩，打牌到半夜时分去抱柴烧夜宵，被一条米多长的剧毒五步蛇咬到左手虎口！阿本当时就怒火中烧！不顾自己命在旦夕，用绳扎紧伤口手腕，换上高筒雨鞋，硬从柴堆里找出了那条蛇将它就地正法！以报仇雪恨！同时为其他兄弟姐妹消除隐患。而后众兄弟姐妹们拿出“季德胜蛇药”涂之食之，连夜赶回沙溪公社卫生院，此时阿本的手已黑粗肿大，卫生院无能为力，经向县里求救中午救护车来将阿本拉去县医院，那时阿本的手已肿之上肩！比原来增粗了近一倍！乌黑铮亮！那时阎王朱笔高举，无常铁链哗哗！阿本的魂魄游离在阴阳两界之间！我们的阿本就是命大福大，命里就有这么多贵人相助，在县革委，县知青办，县医院及众兄弟姐妹的倾力施救，在百分之一的几率下阿本奇迹般的活过来了！所花掉的人民币在当时那是笔巨款啊！如是当地的老俵一百个都已死翘翘了！时间到了知青们开始搞病退的时候了，可以作为病退条件里没有“曾经被蛇咬过”这一条啊，阿本开始了“寻找和制造病由”的艰难旅程。

当时搞病退的“办法”是多种多样，大多是采取“自残”的方式。“自残”也分轻重。老白、眼镜、采取的是算轻的那种。当时如有肝炎就可病退回上海！为取得在县医院肝功能化验不正常的检验报告，很多人“挖空心思”。老白、眼镜他们不知从那听来的，只要在化验肝功能的隔天，多吃肥肉多喝白酒，整晚不睡觉，管保“GBT”超标！那天他们几个在县文工团零拷了一斤半劣质白酒（贵的买不起），割了4斤肥膘肉，从下午开始吃喝直到晚上八点（第二天要空腹抽血不可吃得太晚），可怜老白他老祖宗遗传不会喝酒，拼死喝了近三两白酒躺在地上哭爹喊娘，高唱“霎时间天昏地又暗······”眼镜有四两的酒量那天他足足灌下八两！那超量的白酒加上填到喉咙口的肥膘肉，那还管得住啊！老白咬牙切齿硬撑到晚上九点半爬到窗口“哇”的一声将满肚酸臭的酒肉喷洒在永丰县城的大地上，然后像死猪一样睡了过去。眼镜在文工团几位朋友的“鼓励”和陪伴下打牌到天亮。第二天他俩迈着“棉花步”到县医院抽血化验，结果两人的报告都是正常。

当时病退条件中还有高血压者可以病退回上海，不过规定要到指定的医院和医生去进行检查。很多人动起了脑经。老枪不知打哪里听说吃“麻黄素”可以测得高血压！“麻黄素”为何物？麻黄素又称麻黄碱，可引起心脏收缩压和舒张压上升，脉压增加的作用。但它的毒性很大；它能使神经兴奋、失眠、神经过敏、震颤、引起心律紊乱、排尿困难和药物性鼻炎等严重后果。医生用药也只是一日两次每次一粒为限。老枪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居然在去指定医院检查前吃了十粒！！吃完没多久只感觉天璇地转，头晕眼黑，坚持着做完检查，脑子里只想赶快离开医院，千万别在医院倒下，如被发现作假的话不但前功尽弃还可能落个罪名。可回家的路变得比来时更加艰难了，脚就像踩在棉花上，眼前白茫茫的一片，头一阵阵的晕眩，心跳就像鼓锤狂敲，耳朵里几十辆拖拉机一起开动，两边的房子向自己头上压了过来。走到半路感觉已寸步难行，老枪抱着电线杆努力控制自己的身体不让倒下。休息一下再走下一个电线杆。就这样一路借着电线杆的帮助老枪回到了家，接下来就是大量的喝水排尿、喝水排尿··老枪为此在家躺了三天，也为此老枪真的换上了心脏病。当然老枪也因经査患有心脏病而被批准病退回到了上海。

当然，除了用自残的办法还有用聪明的办法搞病退的，不吃药、不自虐、不请客送礼、不求爹拜娘。小龙就是其中之一：病退回上海的条件中有一条是“不适应农村劳动与生活的其他疾病。”很多知青只想到骨折、断指、心脏病，眼瞎、耳聋，精神病等等。那么还有什么冷门疾病在农村生活有危险的呢？小龙想到了“梦游症”！因为得这种病在农村很可能半夜梦游掉进河里、沟里、甚至粪坑里出危险啊。而且这病临床查不出的，大都是病人自述，要用此病搞病退只需大量的证人证言和证明材料即可。那时小龙开始了从学校到里弄、从上海到江西，从个人到集体，从小队到公社，从知青到老俵开始了证言证明的征集活动。我也为他写过他在我这里玩几天的晚上梦游出去掉进沟里的“证明材料”，还叫大队盖了大红印章呢。就这样，厚厚的“材料”将小龙病退回了上海。这叫兵不血刃吧？

还有更绝的办法搞病退的呢！那就是“自造胃出血”；胃出血的诊断主要靠化验，而化验材料的采集过程是不受监控的，在送检的材料里滴上一点血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吃猪血鸡鸭血能拉出逼真胃出血外观的材料是路人皆知的。但是一个人不可能天天顿顿胃出血，而搞胃出血病退又须是慢性胃出血，因此病退的成功率很低，而那时居委的证明在搞胃出血病退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只要居委会证明这知青确实有经常性胃出血反复发生病退就成功了！能出这样证明的关键人物就是居委会主任。小东西就是搞胃出血病退的，他在沙溪卫生院和县医院弄了化验单编造了病历，在上海的医院“借用材料”搞了胃出血3个＋的化验结果一并送上街道知青办，但久久不见批复。一了解是居委会的调查证明材料没上去，小东西的妈妈去居委催了几次都不见效果，急啊！那小东西的妈妈也不是省油的主啊！就用吃猪血鸡鸭血后的便便（是谁的便便并不重要）用痰盂端到居委会去给领导们“参观体会”，不见效果。小东西的妈妈又在晚上将装有黑便便的痰盂端到居委主任家里去“汇报”情况！还专拣主任全家吃晚饭的时间去“汇报”。此招果然见效！没几日病退通知就批下来了！看到不少兄弟姐妹病退成功可急坏了阿本了。

看到身边的兄弟姐妹都在搞病退，一些搞成了回沙溪迁户口了！阿本着急了，也开始行动了！搞什么病的病退“硬档”呢？什么病回上海审批最快呢？我阿本这石撞头不碎、蛇咬人不死、壮的像头牛的身胚弄个啥病别人能信呢？思去想来有了！手骨骨折！这病像我阿本该得的，我阿本没骨折过那是不正常的！不过申报骨折病退必须本人到指定医院当场拍片的！那可是真家伙啊！阿本一咬牙一跺脚：自己弄断手臂骨！阿本说干就干，把小臂裹上棉袖打电线杆、敲桌边、用大门夹，弄的皮开肉绽可那手臂骨纹丝不动！不行，自己的骨头下不了毒手。让别人来干！阿本找来了死党阿基，阿基在阿本的连求带骂下勉强用意当这刽子手。阿本将裹着棉袖的手臂架空在两张小方凳上，一闭眼一咬牙大吼一声：“踏”！阿基深吸一口气使劲憋住，高抬右腿用当年吃奶的力气蹬了下去！天哪！阿基事后告诉我说，他的脚就像蹬在弹簧钢板上震的脚掌麻，那阿本的小臂除了皮上青紫骨头死活不断！阿本不死心还要再来，这回他要阿基站到五斗橱上，向下跳踏架空在小方凳上的小臂骨！！吓得阿基手抖腿软，死活不干。在阿本连哄带骗连搡带骂下阿基战战兢兢爬上了五斗橱。阿本调整了一下小方凳的位置，将小臂架了上去，抬头用鼓励的眼光看着阿基，像国家队体操教练一样：“勿要怕！看准了跳下来！一、二、跳！！”阿基吓的说话的声音都变了调：“赤那~出事体勿要怪我哦！？”“那娘逼！侬快跳呀！”阿基没了选择，瞪大了惊恐的眼睛看准了小手臂牙一咬纵身一跳！结果是阿基又踩在了弹簧钢板上，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疼的哭爹喊娘，阿本那加在方凳上的手臂两个点和被脚踩到的那一块是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可那两根“贱骨头”却巍然屹立！“断骨病退”显然是没戏了！那阿本又弄了个什么病来搞病退呢？认识阿本的人都知道阿本插队时不是近视眼，更没戴过眼镜，为了回上海他佩戴高度近视眼镜，硬生生地将一双一点五的好眼睛弄成了现在的三百五十度的近视眼！

哦，我不想写下去了，我会心脏不适的，我要赶快从那段时空里回来，就此结束回忆吧。如果兄弟姐妹们有深藏的病退故事想说出来，那就一吐为快吧。

知青“病退” 返城怪招作者：高志远 来源：山西文学

毫无疑问，病转是个曲线回城的好办法，但病转也要有门路，除非你真有病。有的求告无门而又无病的知青，就采取了残忍的自残手段。一个男知青本来是近视眼，偏偏又达不到规定的近视度数(800度)，他强自戴上了800度近视眼镜，进而戴到了1000度，期望加速近视眼的病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还有个男知青决定铤而走险，把自己搞成骨折。他邀来了知心好友，然后趴在床板上，要求好友举起石磨子的上半部，对着自己的椎骨砸下去，砸的部位定在尾椎上。但同伴临阵手软，迟迟不敢下手，趴在床上的知青失常地吼叫：“你妈的，快点给老子来一下！快！别他妈的不够意思。”好友终于不忍心，错过了机会，事情却在不经意的小道上传开去。要砸断尾椎骨的知青被公社大会上点名批判。病残生没当上，反弄得名声臭烘烘。

这两个知青都是武汉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学生，武汉“共大生”里，80%是“杀、关、管”家庭出身，因此这些共大生被强迫下乡，当了知青，他们招不上来是必然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你没有路子，又想搞假病转的话，那其实是得拼智商、拼心理承受能力的。综观五花八门的病残之举，文化素质高的老三届高中生，成功者居多，少有失手的。 

有一个高中67届男知青，父亲虽逝，却给他留下了工商业兼地主的出身。他家住武昌，其女友招工后抛弃了他，他一度伤心不已，变得阴郁寡言，让家人担惊受怕。痛定思痛后，他终于看开了，暗发誓言：“我一定要回去。”他与哥哥、姐姐密谋于暗室，达成共识，决定以女友的背叛为新生的契机，装疯卖傻，谋求一条逃生之路。当然，这一切必须瞒住他们的母亲。 

每天，他围着住处附近的塘边转，嘴里喊叫着悲伤的歌：“失去了伴侣的人，情意两相离……”引得人们团转拢来看稀奇。“疯子”忍受着小孩砖头瓦块的袭击，大人们的哄笑，持之以恒地表演着，歌声悲凉、高亢。“疯子”的妈妈终日以泪洗面。 

某日，“疯子”昏倒在小学门外，于是，身上仅有的毛角子钱被人搜走了，脚上半新的鞋被人下跑了。“疯子”竟死了一般地动也不动。可见，没有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理素质，根本无法忍受这超越常规的挑战。 

然而，他成功了！ 

家人叫了辆白色的救护车赶来，在“疯子”的妈痛彻心肺的哭声中，“疯子”被送往精神病院，他终于获得一张“精神分裂症”的病情诊断书。为避免“疯子”弟弟再出意外，哥哥将他送到河南的姐姐家休息治疗。“疯子”的户口由农村转回武汉了。“疯子”却始终住在河南。 

哪年哪月，“疯子”才能以一个正常人的面目，回到自己的故乡武汉？ 

而那些心智简单、又自以为是的初中生做得荒唐不说，反把自己推向了更为不幸的深渊。 

在我下乡的昌口区，有个初中68届的男知青，绰号顺子，下乡前，他就会用水彩笔自己画月票，用“红山”肥皂雕月票章子，把章子盖在月票和照片上，外面蒙上一个透明塑料皮的月票夹。乘车时，顺子回回都混过去了。 

由于出身之累，顺子招不回去，拖到1972年，下乡整四年，他决心办病转。但他过分相信自己的篆刻技术，因此，武汉医院和县医院的章子都是他雕的。后来，病转证明材料最后审查时，被武昌区中学毕业生办公室的人看出了“马脚”，顺子的章子与众有些不同，字迹模糊，线条粗细不匀，这一下事情就闹大了，区毕办将此事交由“公、检、法”调查处理。由于顺子的父亲是旧军官，反动出身兼私刻公章，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抗拒上山下乡，判了他三年有期徒刑，监外执行，在生产队监督劳动。公社召开了顺子的现场批判会。全公社各届知青及贫下中农代表都去了。知青们低着头心里不好受，私刻公章还不是为了回武汉！会场气氛好凄凉。 

这个当口，顺子的命运发生了小说般的变化，队里有个曾姓姑娘，暗恋着顺子又羞于启齿。见顺子成了改造犯，以为机会来了，她对顺子表达了爱意。顺子接受了，只想快点结婚。但姑娘同族的长辈死活反对。原来，姑娘的辈份是“国”字辈，而顺子也姓曾，却是“凡”字辈，由辈份推算，姑娘和顺子应为姑侄关系，尽管顺子与姑娘并无血缘关系，同族的人却认为这种结合有辱先人。最后昌口区知青办出面将顺子和姑娘分到了区里的十周农场，十周农场一派汪洋，只有七家农户，都住在半岛上。这里人烟稀少，自然环境差，劳动强度大，工分低。把这对青年发配到那里，简直有点流放的味道，然而，顺子义无反顾携着爱人去了。他料定此生难有出头之日，惟有死心塌地扎根农村了。

病退记作者 萝北太平沟

说实在的；当年“病退”似乎是我们插队知青在茫茫大海中的一盏看得见的灯塔，在苍茫大地上一根可捞的救命稻草，也是常挂在嘴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之一。在知青们对前程感到无限迷茫与惆怅之际，它无疑是一剂强心针，让人清醒地看到了一丝希望与光明，特别是在升学无望，招工无门，当兵不要的情况下，“病退”就成为许多人返回家乡的一条通道，而且它与家庭成份无关，对谁都一视同仁就更得到“老浙”们的青睐。面对这扇大门，我们可以见证；在人生道路上演出的这一幕悲，喜剧，是一场知青曲折返城回家的心酸之路。知青们充分发扬自已的聪明才智和天才的想象力，同医院，同医生作旋转，向知青办，向“内务局”据理力争，说到底是在同命运作抗争，是在同政策作较量，欲用自已脆弱的脊椎去支撑倾斜的大厦。今天历史已经作了反省，那段荒唐的事实也已被永远埋葬，留给我们的只有苦涩的回忆与爽朗的笑声，在言谈笑语中我们仍留着当年那种纯洁朴素的情感。 我最早知道有“病退”二字，是在我们下乡到太平沟半年以后，在这以前就连我这个“排级干部”也不清楚，“小老浙”们当然更不知道有这样的“好事”了。

那是六九年的九，十月份间，我们几个年龄稍大点，身体略壮实点的“老浙”与队里的主要劳动力一起到邻近的“金满屯”在江边给那儿的林场串排。当我们默默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时候，突然太平沟的“老浙”给我们捎来了一张便条说；留家的“小老浙”经公社医院体检，有五名已被批准并坐“东方红”大客轮”病退”返回家乡去了。活见鬼，天下还有这等好事，搞得我们不知所措傻了眼。 

事后打听才知，原来浙江省与黑龙江省有协义规定；对已经下乡到黑龙江的浙江知青，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允许其返城回原藉。当然为防止影响下乡知青的整体稳定，听说该政策被规定不下文件，口头通知，内部掌握。我大队的五名知青就是被内部掌握的迁返人员。如梦初醒的“老浙”们这才猛然醒悟，跺足疾首仰天长叹，错过了一个能扭转“人生乾坤”的良机，悔之虽已晚，但我们深知这样的良机决不仅仅是一次。

事实证明在太平沟第一批“病退”是最宽松的。这五人中除一人腿脚略有点不便外，其他四人那有什么病啊，有个绰号叫“陈老板”的，家中是独子，虽长得一脸稚气，但人高马大，体壮魄健，可鬼使神差的不知中了什么邪，非要带着一块亮晶晶的进口“罗马”表来黑龙江摆阔插队，家人拦也拦不住，这种“公子哥”没吃几顿罗卜丝汤就躺在炕上耍赖不干了，呵呵，出工的天数小于不出工的天数，整天在宿所里不是唱就是跳的瞎胡闹。听说明天有病的可体检，若不合格还可回家，别人不信以为是误传，但这小子就来劲了，体检前拼命的喝热开水造成长期发低烧的假像，再自诉整天头疼脑涨水土不服等等，神仙也拿他没办法，喔，那个在欢送大会上唯一代表知青家长发言的代表的儿子更绝，找了块石头外面包上棉布，就拼命的自已砸自已的左小腿直到红肿，给人造成内伤的感觉。

这种以自已残害身体为代价的作弊行为，只求通过“病退”体检关，有人曾把它总结为“一痛永绝”计，当然此计指定在“孙子兵法”中的“三十一六计”之外。因为那时还没有“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之说。其实这种小伎俩是很难满过大夫的，应当感谢当时的医生们，由于他们的宽容，理解，同情及怜悯加上公社医院设备条件差就采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放行了。这就造成了有真病的不退，没病装病甚至自残的却给“病退”的冤假错案？真是；“东北官儿办事糊涂，南方老浙大度过份”。

不过到了七十年代初，对“病退”的控制就比较严格了，医院证明必需是县一级医院的。这同样难不住“知青”们走“病退”之路，俗话说得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于是就出现了；托关系、找熟人，送礼、走后门。这样盖着县级行政机关和医院公章的病退证明与材料就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由于这种“商品”的出现就滋生了腐败的土壤，也为改革开放后的腐败打下了基础。当时行贿的对象主要是体检医生及有关行政人员。贿赂品从初期的烟、酒，糖到后来的高级缎面、上海牌手表，直到人民币等等，在这种大气候下管理部门、办事机构也就顺水推舟，乐做和事佬了。李庆霖给毛主席的御状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我虽无这方面的亲身经历，但当年也曾多次听同伴们介绍过；为了达到返城的目的，比较典型的文明作弊方法有；弄块铅块贴在背上，X光机一照就是一个疤。但用人多了就常露馅。接续而来的是透视前连抽几支浸泡碘酒的纸烟，听说效果不错。若是想制造高血压，操作更简单，量血压时臀部微微离座，双腿呈马步半蹲。心中尽力使劲，但脸上要显若无其事，量出来的血压肯定不正常。肾炎是“病退”回家疾病之一，有人就用一滴血，两滴蛋清，半瓶尿，摇匀后送化验室，这招就连神仙都查不出来。再有就是胃溃疡，头天吃点猪血，第二天作个大便常规，出血量起码有二个加号。当然其他名堂还有许多，在实试过程中来点可怜相，带着苦伤脸，就是弄巧成拙，大不了在“诊断书”的治疗建议栏写上；“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罢了，反正决无其他任何后遗症。

然而，也有人用自残的办法来达到“病退”的目的，我曾听的一位知青朋友说起；当年为了办“病退”，有人居然不惜用尼龙线拴着铅片，用力吞进胃里。而把线头系在牙缝里，然后上医院透视。医生通过X光机看到胃里的铅影，大惊失色，面对显示在X光机屏上的清晰的铅影。医生悄悄地问这位做透视的青年：“你究竟吃了什么？告诉我，我保证给你保密并给开诊断，”这位知青惨然一笑，解开牙缝里的线头，拽出一块带血的铅块。医生难过得低下了头，流下了眼泪，动情地说：“假如线断了，你就没命了！”

 是啊？对知青来说；上山下乡，屯垦戍边本身就是“以命相博”的事，为了实现回家的梦，就铤而走险顾不了那么多的循规蹈矩了。因为知青“打牌”，特别是插队在东北的知青们是从会不按规矩出牌的。 当然，最苦恼的是在等待，审批“病退”的日子，左等右盼终日提心吊胆，生怕在那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故不惜代价“走前门，跑后门”东打听，西了解，不管是“大道”来的，还是“小道”来的都带回家研究分析从而找到正确的信息，制订对付方案。 

“病退”原本是当时一项重要的知青政策，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人道主义关怀。但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却却成了投机取巧者的温床，滋生腐败的土壤而不可收拾。在太平沟继第一批五人外，以后又前，后“病退”了三名，正好占太平沟大队全体“老浙”的三分之一。应当说这个比例是比较大的，值到欣慰的是；这八名原“病退”知青的身体现在一个个都十分健康，比我们没搞“病退”回来的还要强壮健康，哈哈，至于原因当你看完了上文，就找到了答案。

有资料表明；据不完全统计，在1972——1978年，搞“病退”的知青幸运地，执著地突破了各级医院层层拦截，各级革委会处处设防，最后还是有一百三十万左右知青“病退”回家，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浩浩荡荡、理直气壮地返回了原本就是属于他（她）们的城市。这场闹剧直到大返城才结束。

文章来源：新浪历史、凤凰知青、我很较真的博客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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