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王明远在苏联，只受到舆论批评，受冲击的程度远不如在国内的“走资派”。不过，他在国内的亲属，无一例外地受到牵连，有的惨遭鞭尸，有的惨遭迫害，甚至折磨至死。

　　本文摘自《王明的这一生》，熊廷华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明在中共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以毛泽东为主线的历史叙述中，王明一直被作为对立面看待

　　进入人生暮年，王明客居他乡。这期间，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出现分化和改组，局势动荡不安。中国社会偏离正常的轨道，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王明抓住毛泽东的失误大做文章，充满了奇谈怪论。他强撑病体，立下誓言，不斗倒毛泽东，决不回故乡，带着遗憾走向人生的尽头。王明的一生虽然过去，却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

　　中国社会主义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王明身居国外，两眼关注国内。看到国内建设取得成就，热情高歌，豪情万丈；发现挫折和失误，毫不含糊，提出尖锐批评。

　　王明身居国外，两眼注视着国内。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之后，开始了全面建设的十年，经济建设既取得了重大成就，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王明写了不少诗歌，表情达意。看到成就，他热情赞扬，抒发自己的兴奋之情；发现挫折，他十分不满，甚至提出尖锐批评。

　　淮河，横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是一条多灾多难的河流。1938年，蒋介石为延缓日军进逼武汉，炸毁黄河花园口大堤，黄河夺淮入海，淮河水系受损。从此，淮河更似一匹无羁之马，左冲右突，两岸人民深受其害。

　　1950年，淮河流域发生大水灾，豫皖境内4000多万亩农田被淹，1300万农民无家可归。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向毛泽东汇报了皖北受灾的详细情况：

　 　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被淹田亩总计3100万亩，占皖北二分之一强，房屋被冲倒 或淹塌已报告80余万间，其中不少是全村淹没，耕牛、农具损失极重。由于水势凶狠，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或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的），或 船小浪大，或船翻淹死……

　　毛泽东看到电文，泪流如雨，拍案而起：“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他在重点句子下画了横线，要求水利部尽快拿出治理方案，年内动工。

　　当年11月下旬，规模巨大的治淮工程在中下游相继开工。修建水库，开挖新河，建造船闸，工程量之大，举世罕见。1951年，毛泽东派以邵力子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慰问全体治淮员工，把毛泽东题写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锦旗授予各省治淮指挥部。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梅山水库，修建在王明的故乡金寨县史河上游，是治理淮河的重点工程，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1956年4月建成。坝高88米，全长443米，集蓄水、防洪、灌溉于一体，气势雄伟，磅礴壮观，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连拱型大坝。

　　梅山水库形成的人工湖，众多小岛点缀其中。水绕山更青，山依水更秀。王明在《人民画报》上看到梅山水库的照片和消息，十分兴奋，特作七绝一首——《史水流光》：

　　梅山水库画图中，

　　史水流光乡意浓；

　　旧地重游春梦暖，

　　花香竹影笑东风。

　　王明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故乡的思念向往。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他未能回到国内，将自己的思绪和激情倾诉于只言片语之间。此后，他写了不少怀念家乡、亲人和战友的诗句。如《梦返金寨思亲怀友》，《悲欢泪》，《忆金寨》等。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为题，报导了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血吸虫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在我国流传已久。余江县 兰田畈方圆几十公里，过去由于血吸虫危害，在近50年内，有3000多人因患此病死亡，有两千多个村庄完全毁灭，1000多亩田地变成了荒野。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防治血吸虫病十分重视，1956年成立专门机构，领导全国血防。余江县是血吸虫病重灾区，他们创造新疗法，迅速根除了为害多年的恶疾，创造了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

　　7月1日，是党的生日。这一天，毛泽东读到这条消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在苏联的王明看到这条消息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也于7月7日写下了一首七律诗：

　　人体寄生畜体窝，

　　中间宿主靠钉螺。

　　百年为患从无已，

　　万众蒙殃莫奈何。

　　既是江山归共党，

　　岂容水草染沉疴；

　　政民医护齐斗争，

　　三载余江奏凯歌。

　　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纪念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和一批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前来北京祝贺。王明在莫斯科郊区别墅，作了一首七律——《建国十年》：

　　创建新华也十年，

　　人民干劲直冲天。

　　誓将弱土变强国，

　　决把穷乡变乐园。

　　大计指挥凭共党，

　　无私援助首苏联。

　　“帅旗”四面迷途引，

　　荡产倾家亿众难。

　　这首诗，一方面歌颂了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美好家园的雄心壮志，赞扬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国际主义精神；同时也批评了国内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是1957年底开始发动的，1958年全面展开。党力图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一连串接踵而至的胜利，使毛泽东头脑开始发热起来，他相信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短期内实现，于是开始有计划地“向共产主义跃进”。

　　一时间，全国各地你追我赶，放“卫星”，造“奇迹”，胃口越来越大。1月说15年超过英国；5月就说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赶上美国；到了9月，毛泽东干脆说5年超过英国，7年超过美国。

　 　在王明看来，苏联远比中国发达得多。即使如此，赫鲁晓夫1957年提出的目标是15年赶上美国，基本到达共产主义。尤其是1959年下半年“人民公社” 和 “大跃进”的错误明显地暴露出来后，王明在诗句中提出尖锐批评，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他对毛泽东大肆诋毁，多少带有情绪化的私愤。

　　国庆十周年之际，因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视点不同，中苏双方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严重争吵，根本上恶化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赫鲁晓夫含沙射影地攻击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幼稚，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此后，两国关系每况愈下。1960年，苏联片面撕毁协议，撤走援华专家，中苏关系走到破裂的边缘。1963年，中国陆续发表针对苏共中央的系列论战文章，中苏冲突达到白热化程度。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爆发，两国关系走到十分危险的地步……

　 　原本亲如兄弟的中苏两党，反目成仇，剑拔弩张，确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可对涉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和彼此对国际问题的不同意见，王明总是以苏联划线， 不加分析区别，不管是非对错，都要求别国共产党真诚拥护，同唱一个调子，否则就是“反苏狂”。王明仍然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总是跟在苏联后面亦步 亦趋，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的最大悲哀。

　　“文化大革命”，王明逃过此劫，可在国内的亲人无一例外地受到打击。他强撑病体，对“文化大革命”评头品足，得出的结论似是而非，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1966年5月，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红卫兵蜂拥而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这股狂潮的冲击下，中国社会陷入空前混乱状态。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反修防修。王明寄居苏联，又是早已定性的“死老虎”，自然成为攻击的目标。北京和其他地方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标语： “打倒苏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帮、大叛徒王明！”王明经常被媒体作为批评和攻击的对象，几十万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论集》，编印成册，广为流传。

　　王明远在国外，只受到舆论批评，受冲击的程度远不如在国内的“走资派”。不过，他在国内的亲属，无一例外地受到牵连，有的惨遭迫害，甚至折磨至死。

　 　陈聘之去世后，孟公府2号剩下三位老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总理派人将王明继母黄莲舫送回原籍。金寨县接收黄莲舫后，每月给她13元生活费， 并拨给她一间房屋居住。1970年，黄莲舫病逝，县民政局拨款130元，安葬了这位老人。当时，“反动家属”有的被撵到乡下，无人过问；有的被打被抓，关 进监狱。黄莲舫这样的结局，实属幸运。

　　相比之下，王明的岳父岳母就惨淡得多。黄莲舫离开北京不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将孟公府2号看管起来，派人将王明的手稿和藏书搬走，王明的岳父岳母搬出。1968年，王明岳母病逝，岳父孤身一人，生活艰辛，含冤死去。

　　王明的弟弟陈绍炜，在天津惨遭酷刑，险些丧命。王明的妹妹陈映民，这位红军女战士，当年浴血沙场，何等坚强。可她后来谈起“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未曾开口，泪流满面。她丈夫在四川遭受惨无人道的批斗，当场气绝身亡。

　 　红卫兵同样没有放过王明死去了的父亲，这位曾为党做过有益工作的“亡魂”，也没能躲避过这场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有文章称王明出生“地主家庭”， 红卫兵不由分说，冲进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们见到陈聘之的墓碑，很为气愤。在一片“砸烂王明狗父亲”的怒吼声中，这些“革命小将”毫无顾忌，将墓碑砸成三 截……

　　此时的王明，进入人生暮年。政治上的分歧，历史恩怨的纠葛，亲朋好友的遭遇，国内生活的失常，令其躁动不安。他用独特的视觉评判“文化大革命”，掀起了人生的又一次写作“高峰”。

　　王明久居国外，对国内政治运动只能是一知半解。他根据有限的材料，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虽然发现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缺点和错误，但得出的结论往往似是而非，有些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1969年3月，他写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给“文化大革命”定性为“武装反革命”。

　　197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生100周年，他在苏联出版了《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一书，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反列宁主义的。

　　197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他写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两篇文章。

　　1974年初，中共“十大”召开后不久，他又写出《“孤僧”的命运和毛的十大》，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带着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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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客观上为王明攻击毛泽东创造了条件。在这些文章中，王明极尽恶毒攻击之能事，几乎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充满了奇谈怪论。

　 　在共产国际和延安时期，王明曾积极评价毛泽东，宣传毛泽东，表示要跟着毛主席的路线走。这时，王明无所顾忌，对毛泽东破口大骂，造谣中伤，大肆诽谤，恣 意攻击，仿佛要把心中多年的积怨喷涌而出。他说毛泽东是“极端个人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叛徒”、“敌人”、“当代的秦始皇”、“新暴君、 新军阀”……

　　对毛泽东思想的评论，王明有以下几个主要观点：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是国际主义的学说。”

　　王明说，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是封建主义，“天子”思想是毛泽东自我中心说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来源。他甚至说毛泽东的诗词渗透着封建君主思想，如《沁园春·雪》，《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些诗词鼓吹神秘论和迷信，如《送瘟神》、《蝶恋花·答李淑一》等。

　 　人所共知，毛泽东诗词生动形象，精湛高超，出神入化，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有机结合的艺术典范。读过毛泽东诗词的人，除别有用心者外，恐怕没有人这样评 价。当年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将《沁园春·雪》抄送给友好人士，令其赞不绝口，视为珍品。倒是蒋介石组织一帮文人政客著文攻击，最后不了了之，草草收场。

　 　王明在《论中国事件》中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着空前的悲剧，中国革命的成果遭到彻底毁灭的威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彻底崩溃的危险。”“根 据无可辩驳的事实，根据我几十年来同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作斗争的切身经验，我首先要说，把中国共产党弄到目前这样的绝壁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是毛泽东的思 想和政策。……这是毛泽东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思想和政策的必然结果。”

　　当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一腔愤慨，说王明是教条宗派的罪魁祸首。如今，王明有了可乘之机，可谓以牙还牙。

　　王明还说，“今天，毛泽东思想以及他本人，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者眼里，已成为灾难和谎言的象征，野蛮和残暴的象征，黑暗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象征。”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极为紧张。王明竭力攻击毛泽东，一方面是配合苏联对外宣传的需要，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自己“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形象。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曾经犯有错误，认为所谓的错误都是毛泽东强加在他头上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王明也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表面上似乎是一致的，但本质和内涵截然不同。

　　王明说，毛泽东依靠受蒙骗的军队和受欺骗的红卫兵，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下搞反共反人民的政变，确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发动政变的是毛泽东本人及其集团，政变的工具是人民解放军。

　 　一般来说，政变是由少数人秘密策划，依靠少数人的有限力量，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以实现政权或政府更迭。而反革命政变，在中国应该 是指一部分人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夺取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为目的。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领导发动的，又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公开发动起来的，当时作为全党全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由此可见，王明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王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到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遭到迫害，而江青呼风唤雨，政治地位直线上升时，他下结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了建立“江青王朝”。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确实重用了江青，使她利用自己的威信和错误，干了许多坏事，毛泽东对此是有责任的。当发现江青的“女皇”野心之后，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阻止了她的组阁阴谋，为党和人民粉碎江青集团，埋下了伏笔，只是王明没能看到这一天。

　　在王明写的这些文章中，“毛美亲近”，“毛美合作”的字样，随处可见。王明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已感到孤立，等待“美国救援之手”，“同帝国主义合作是毛泽东反革命政变的组成部分”，并以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访华加以说明。

　　按照王明的逻辑，只要和苏联站在一起，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事实上，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正确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正是他的一大历史功绩。对于毛泽东的这一英明之举，王明视为大逆不道，再一次证明“左”的思想，深深地根植于他的头脑之中。

　　就在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问北京的时候，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九月事件”。被宣扬为对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跟得最紧、学得最好、用得最活的“英明副统帅”林彪，政变未遂，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大草原上。

　　国外媒体议论纷纷，认为林彪与毛泽东决裂，与毛美亲近有关。王明根据一些零碎的材料，作出了“毛泽东迫害林彪”的结论。

　 　王明回顾历史，说林彪在政治和军事上往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不盲目服从毛泽东，但毛泽东又不能不依靠林彪。自从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毛 泽东更加积极地利用林彪，大肆宣传自己的思想，而毛泽东控制的宣传机器，不分昼夜地叫嚷“林彪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忠诚的接班人”。

　　王明接着分析说，林彪反对“文化大革命”，主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受到“四人帮”的坚决反对。毛泽东口头上抬举林彪，表面上同意让林彪作接班人，实际上是准备条件把权力让给江青。

　　王明还说，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未遂政变，制定《571工程纪要》政变计划，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都是伪造。

　　林彪与毛泽东决裂，是谁使用了阴谋手段？世人早已共知。王明为林彪辩护，只能说明在反对毛泽东这一点上，俩人各有千秋，殊途同归罢了。

　　王明在病榻上立言，不斗倒毛泽东，决不还故乡，终于带着遗恨走向人生尽头。对于他的死，国内悄无声息，苏联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其给予高度评价。

　　王明的晚年，大都是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的。

　　进入20世纪70年代，王明已是病魔缠身，即使躺在病床上，仍然心绪不宁，没有停止“战斗”。他表示，一定要尽一切力量，挤出一点一滴血汗，吐出一丝一毫的肝心，直到一息尚存。

　　1972年8月前后，王明心脏病时常发作，有时肝胆肠胃病同时并发，他抱病写下《病豪》一首，自我慰之：

　　卅载受灾毒未尽，

　　遍身皆病药难良。

　　两遗一饭强廉颇，

　　千荡尤持傲武王。

　　已见叛徒永遗臭，

　　弥彰真理更留芳。

　　还期华夏妖气靖，

　　年近古稀还故乡。

　　不几天，王明又在《生活与生存》中写道：“浑身全被病纠缠，饮食起居样样难。为什么生存要延续？好多事儿未干完，尤其还要参加斗倒毛集团。这对矛盾真可笑，现在解决办不到。凑合凑合活下去，存到几时天知道。”

　 　王明身体每况愈下，还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1973年7月29日，他写道：“我而今只剩下个有翅难飞的多病之身；但还留有腾空奋斗的战士之心。不 过，我只能在好长的时间里，咏出若干首述怀诗句；在好长的岁月里，倾吐出几篇反毛论文。而且这我还只能躺在床上口讲，写和译还要全靠家人。知我者说，我确 是在战斗到最后的呼吸。不知我者说，我真是个天下少见的懒人。”

　　尽管此时王明力不从心，他还是下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甚至不斗倒毛泽东，誓不回故乡。

　　王明强撑病体，将晚年撰写的几篇文章修改扩充，编辑成册。该书主要围绕“文化大革命”展开，贯穿了中国共产党50年的历史，其间不少个人之见。全书四篇12章29节，近20万字，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

　　1974年3月27日，王明编写完此书后的第四天，病死于莫斯科，终年70岁。据孟庆树说，王明曾准备从哲学角度写一本批判毛泽东的书，终未能遂愿。看来，王明是带着深深的遗恨离开这个世界的。

　　王明去世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仍在进行。对于他的死，国内悄无声息，仅《参考消息》上略有见闻。苏联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王明的这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3月28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刊载了王明去世的消息，并开设专栏，配发照片，登载悼念文章。苏共中央《追悼王明同志》一文，称赞王明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中国共产党著名活动家”，“是苏联的老朋友，苏中两国人民友好和合作的积极捍卫者”。

　　苏联《远东问题》杂志刊载长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王明的一生，主要突出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歌颂王明的历史功绩。文章说，王明是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进行英勇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和国民 党残酷镇压的条件下，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重大任务；他率先起来批评李立三的冒险主义纲领，表现出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坚强性；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一 起根据中国情况发展了列宁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具有重要意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他始终不渝地为马列主 义的纯洁性、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在中国革命的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而斗争；他一直是具有原则性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共产党人，杰出的革命家和为争取 本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坚决反对者。

　　二、赞扬王明和苏联的友好。文章大量引用王明称颂苏联共产党特别是苏 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话，说王明始终是苏联人民的真诚朋友，一贯主张中苏两国人民和两国间的密切合作，主张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改善中 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王明这位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儿子，杰出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记在伟大中国人民的真诚朋 友——苏联人民心中。

　　三、称赞王明反对毛泽东。文章说，毛泽东是李立三路线形成和实施的积极参与者。王明关于统一战线的文章，对克服毛 泽东及其追随者所坚持的扩大内战的“左” 倾宗派主义路线，有着极端重要意义。由于王明的威信，很长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王明不得不表示尊重，他千方百计地同王明套近乎，企图把他拉到自己一边。当 没有成功时，就采取各种手段打击王明，培植个人崇拜，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在30年代共同制定的总路线进行攻击，并把两者在制定和实施马列主义战略和策略方面 的全部功劳据为己有。

　　王明去世后，苏联政府将其安葬在“新圣母公墓”。新圣母公墓位于莫斯科西南郊的列宁山下，从1923年起，这里成 为名人公墓，安息在此的都是苏联人熟知的面孔，显赫的人物。有文学巨匠果戈里、屠格涅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紧挨着王明墓地的，是苏军元帅里昂诺 夫。

　　王明的墓碑上用俄文写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家。碑座上的雕像出自苏联一位著名雕刻家之手，其作品还有克里姆林宫墙外墓地的勃列日涅夫雕像。王明去世后，雕塑家先在其脸上用石膏做了一个模子，再参考生前的照片，几经修改而成。

　　1975年，王明的遗著——《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与叛徒毛泽东的行径》，在苏联用中俄两国文字出版。中文版印数极少，俄文版对原书的内容进行了修改。1980年，我国现代史料编刊社，将俄文版翻译成中文，内部出版，改书名为《中共五十年》。

　　王明去世后，孟庆树竭尽全力，着手搜集整理《王明诗歌选集》，全书收录王明创作的诗歌399首，1979年莫斯科进步出版社用中俄两种文字同时出版。孟庆树终于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1983年9月5日，撒手人寰。

　　王明和孟庆树，生育二子一女。女儿王芳，20世纪30年代出生于莫斯科，外貌极似其母。她从未到过中国，也不会讲汉语。1937年末，王明夫妇回延安时，将其过继给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王明夫妇非常思念自己惟一的女儿，1947年写过一首小诗：

　　一别十年久，时艰音问稀。

　　双亲常梦女，多半诉离苦。

　　王明夫妇定居苏联后，王芳时常看望父母。她生前学航空工程专业，后来当了一名飞行员。王芳身体一直虚弱，患低血压，1985年1月27日早逝，与孟庆树合葬于新圣母公墓。

　　王明的两个儿子，至今仍留在莫斯科。他们没有像父母那样一直保留中国国籍，都加入了苏联国籍，现为俄罗斯国籍。

　　长子王丹芝，乳名明明，1939年生于延安。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远东研究所当了一名工程师，后与一名苏联姑娘结婚。苏联解体后，他下海经商，在一家俄国贸易公司工作。

　　次子王丹丁，乳名亮亮，后改名为王丹金，1945年生于延安。1975年从莫斯科大学中国文学专业毕业，曾在一家著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工作了11年。1986年，他从原单位辞职，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气功、武术、太极拳的研究和传播，目前主办一家中国文化中心。

　　王丹金孑然一人，一直没有结婚。他住在莫斯科东北部一栋公寓里。他的气功、武术在当地很有名气，不少人慕名拜师。人们知道他是典型的中国人，鲜有人知道他是王明之子。

　　王丹金曾两次应邀去波兰参加人体科学会议，并为人发功治病，引起轰动。王丹金是跟着王明开始学气功的，他说，父亲长期用西药治疗，效果一直不好。母亲出身中医世家，对中医情有独钟。多亏母亲的中医、针灸，再加上后来开始练习气功，父亲才能活得那样久。

　　王丹金热中于中国文化，谈起政治来有如其父，挺有见解。他说斯大林有严重的过错，杀了那么多知识分子。已经平反的布哈林也有严重错误，整知识分子是从他开始的，搞党内斗争是行家里手。

　　近几年来，王丹金几次回国。2004年夏，他回到金寨寻根问祖，受到父老乡亲的热情迎接。他说，他的最大愿望是能从事“王明研究”，将父母在俄罗斯居住的别墅，建成王明博物馆。

　　王明的一生已经过去，王明的故事并没有完结。

　　随着前苏联和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随着历史真相越来越为人们所了解，随着人们不再以神圣、盲从的眼光看待领袖，也随着人们不再用定势化、脸谱化的眼光对待历史，王明越来越清晰地走到我们的面前。

　 　十年内战时期，王明在反对国民党统治，开展土地革命和红军对敌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只是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上，照搬国际指 示。经中央政治局审查后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进行了新的概括：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 则的贯彻；在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在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新的表述比原 来的 “右倾投降主义”，语气更为舒缓，内涵也更为公正、客观、科学。

　　早在延安整风时期，猛烈的炮火对准王明之时，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针对一些人的疑虑，明确指出，王明问题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问题。正因为如此，他坚持主张将王明选为七届中央委员。

　 　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说，王明一直害病，这次大会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选举他呢？还有李立三同志选不选？谅解李立三的人多一些，谅解 王明的人就比较少。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 那些人）有区别。他们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明火执仗，敲锣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征服人家，不单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有他的社会原因。

　　毛泽东并没有把王明和分裂党的张国焘等人等量齐观。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出于政治目的，篡改党的历史，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本来十分清楚的历史，弄成一潭浑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客观地讲，王明错误的根源在莫斯科。中共是在莫斯科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一成立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两者的关系是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 系。作为支部党，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纲领、路线、重大人事任免，无一例外地受到共产国际的制约。中共的成长壮大，离不开莫斯科的支持和帮助，中共的挫折 和失败，也离不开莫斯科的干预和影响。

　　美国学者加维尔曾指出：“直到1935年，共产国际一直有效地控制中国共产党。……1935年前的中共党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如何将莫斯科的指示贯彻实施的历史。”

　 　遵义会议前，共产国际几乎包办了中共党的内部事务。毛泽东后来成为中共领袖，也还是莫斯科说了算。起初，他也只能按莫斯科指示办事。与王明发生冲突时， 派任弼时赴莫斯科请求仲裁。皖南事变，毛泽东准备与国民党全面决裂，斯大林不赞成，毛泽东也无可奈何。就是抗战胜利后，斯大林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毛泽 东虽不愿意，也不得不接受斯大林的劝告。毛泽东并非得心应手，而是处处受肘。他对来自莫斯科的意见，是不可不听，又不可全听。符合中国实际的，就执行；不 对的，尽量解释，或作必要让步，或者委婉拒绝。共产国际解散后，毛泽东才逐步摆脱莫斯科的控制。

　　王明是莫斯科直接扶上来的，他在实际主 持中央工作期间，米夫更是坐镇指挥，一些大政方针主要是按米夫的意见来制定的。后来他奉命回国抗战，也是执行的共产国际指示。正因为如此，莫斯科一直不承 认王明在20世纪30年代犯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共关于30年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历史结论一直不认可。直到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向前来访 问的中共代表团作了自我批评，苏联才引人注目地发表了毛泽东反对王明“左”倾错误的理论著作《实践论》。

　　毛泽东早就觉察到莫斯科在指导 中国革命中有严重的错误和失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不可能对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提出批评。就是在批评王明右倾错误时，也未涉及共产国际。毛泽东后来说： 我们批评王明，其实是批评斯大林。因为王明听米夫的，米夫听斯大林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谈到王明历史上两次错误时，着重分析产生错误的社会 根源，没有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失误，也没有简单地将错误推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

　　毛泽东既要排除错误路线的干扰，又要维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威信，把王明作为两个时期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正因如此，王明内心并不服气，也一直没有真心实意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认为自己只是错误路线的追随者和执行者，负他应该负的责任。

　 　王明错误是马列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副产品，是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的曲折反映。这不仅仅是王明一个人的错误，也包括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米夫、博古 等人的错误。王明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代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人把王明路线看成王明个人的错误，这种看法是不科学的。

　　“左”倾教 条主义统治中央时期，博古把这一错误推向了顶峰。临时中央看不到日本侵略引起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片面强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对立，排斥一切 中间势力；错误地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主张；极力夸大革命形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些错误虽然与王 明密不可分，但王明与博古还是有所区别的。

　　人的活动不能超越历史阶段。王明、博古顺从莫斯科的旨意，有其历史渊源和内在联系。毛泽东也说过，他年轻时总以为领袖的话一贯正确，这是早期共产党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他们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首先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共产国际多次向各国共产党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因为苏联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保卫苏联，就是保卫世界革命。

　 　王明怀着对莫斯科的崇敬和虔诚，忠实地执行莫斯科指示。延安整风时，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过：“王明错误的关键，就是替别人（苏联）想的太多，替自己（中 国革命）想的太少。”王明总是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不顾中国共产党力量的长足发展，甚至不惜牺牲党和军队的利益，片面地附庸苏联和共产国际，往往事倍功 半，得不偿失。事实上，只有中国共产党更坚实、更强大，对苏联的支持才有分量，对世界革命的贡献才越大。

　　王明一生喜爱牡丹，曾以牡丹自喻。牡丹被称之为“百花之王”，花姿雍容，花色富丽，花大盈尺，花香浓郁。但虚华的外表，经不住风雪严寒，雨打霜降。

　　王明一生追求“牡丹”之所为，长期远离斗争一线。他曾对人说过：在中国搞革命活动，领导工作只能从上边来做，从上边去领导容易得多，在下边做实际工作困难太大，有力使不上，有本事施展不开。

　　王明回国后拒绝去农村根据地，后靠米夫这位“园丁”拔苗助长。在中国革命最紧要的关头，他又去了莫斯科。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明重返国内，又热衷于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呆在武汉。虽然表面热闹非凡，实际上外强中干，难有多大作为。

　 　王明错误的实质，说到底就是唯书唯上。唯书，就是把马列主义经典当成不变的教条；唯上，就是唯莫斯科指示而从。王明自以为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知道一 些苏联的情况，就自命不凡，既不考虑时间、空间，又不调查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以为照搬马列主义著作中的若干结论，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就可指导中国革 命走上胜利。然而，事与愿违，他在指导中国革命期间，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不但没有巩固发展，反而遭受致命打击，几乎走到全面失败的边缘。

　　王明的一生，再一次昭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唯书唯上，华而不实，终究要为历史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