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资料图)

　　和讯网消息 12月16日，2015网易经济学家年会（NAEC）在京举办，本届年会主题为“重建改革生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演讲时指出，过去几年，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不符合经济规律，只能是暂时的现象，而且带来的损失是惊人的。

　　“第一就是资源过快耗竭；第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第三，低效率；第四、产能过剩。但这些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第五，错过了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机会。机会是很难得的，当2008年之前全世界那些大国、强国都忙于技术创新和调整结构时，中国是一味的高增长，这是得不偿失的。今天转入新常态，就是要根据中国的需要改为中高速的增长，重在经济增长的质量，重在结构的调整。”厉以宁说。

　　以下是演讲实录：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新常态和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新常态”，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过去几年，在经济增长方面，我们是超高速增长，超高速增长不符合经济规律，也只能是暂时的现象，因为它带来的损失是惊人的。

　　什么损失呢？第一就是资源过快耗竭；第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第三，低效率；第四、产能过剩。但这些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第五，错过了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机会，机会是很难得的，当2008年之前全世界那些大国、强国都忙于技术创新和调整结构时，中国是一味的高增长，所以这是得不偿失的，今天转入新常态，就是要根据中国的需要改为中高速的增长，重在经济增长的质量，重在结构的调整。

　　结构比GDP的总量更重要，我以前经常举例子，中国现在的GDP总量是全世界第二，但中国从结构方面讲，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我们的能源，我们其它的各种制造品，都应该把重点转到结构调整上来，让高新技术产品占更大的比例。

　　第二个问题，对出口和进口的看法需要调整，不是出口越多越好。过去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赚取外汇的目的，出口越多越好，出口和进口应该是基本平衡的，基本平衡的道理，你老出口，别的国家怎么办？这种贸易关系不能长久维持，所以既需要出口，也需要进口，这在当前的国际经济中，我们的观点需要转变，因为我们现在保留下来的还是计划时代的出口越多越好（的观念）。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讲，外汇储备也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外汇储备主要是要用得好，用得好，外汇储备就好，如果不会用，就会带来很多问题，国内的货币流通量就增大了，你再进一步跟其它国家搞好关系就不容易了，因为出口越多，外汇储备就越多，这是第二个需要调整的观念。

　　第三个问题，高就业未必和高投资有因果关系。这是过去长期的观念，觉得高就业就必须有高投资，高投资，然后才能从里出现就业的新岗位，这些看法渐渐不灵了，我在外面调查，很多厂现在正忙于投资，我问他们会增加多少人？他们说“一个人都不加，还要裁员”，一个都不加还裁员？这是怎么回事？因为用机器人啊，用新技术啊，还有，我们重在产品的质量，也重在人才的质量，人才质量这一方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现有劳动力如果在技术创新以后、工厂设备跟进以后，还要再学习，如果他年纪大了就退了，不能另外安排了，他不适应新技术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所以，高投资未必高增长，这一点应该记住。

　　那么我们靠什么增加就业呢？就业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一个重要的问题，适度投资，而适度投资就暴露了结构问题，适度投资，比如扩大民间资本的投资，不一定都要国家投资，国有企业投资；第二，我们在投资中应该更多放在产能短缺的短板上，这方面要投资，还要为了长期的经济增长着想，为了环保工程着想，为了农业的现代化着想，应该要在这方面加大投资。还靠什么？刚才说了，既然靠民间资本，那就要靠政策把中等企业、小微企业调动起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创造，自己创业，来建立中小微企业，就业问题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解决，适度投资加上政策调整，不能一味的像过去一样，以为高投资才能带来高就业。

　　第四个问题，高利率未必能够抑制通货膨胀，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是有前提的，假定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这时候高利率有用，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需求带动的通货膨胀会有，但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一样存在，假定是要素成本上升，假定供给不足，短缺部门没能跟上去，这种情况下高利率有什么用？高利率反而造成了企业的困难，而通货膨胀如果在成本推进的条件下，结构失衡的条件下发生，那唯一的办法是要降低利率，降低利率但要引导性的让供给短缺的部门转移，让它把结构调整搞得更好，这一点也是未来经济观念里一个新的观点。

　　第五个问题，任何行业都要懂得，市场是可以创造的，市场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我们老讲要扩大国内消费，扩大国内消费要创造扩大国内消费的条件，假定产品都是十年一贯制，谁来买？不会有好结果的，所以一定要懂得创造市场，需求可以创造市场，供给一样可以创造市场，供给要用新产品来吸引人，新产品吸引人，人家就买了。为什么要发展旅游？为什么要发展文化产业？它都是在创造市场，创造市场这一点过去我们重视得不够，在这里，人才的重要性进一步被提出，因为有人才，营销要有人才，有了人才，管理就上升了，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下一个阶段，教育投资的比重一定要增大，4%是经过很多年达到的，但4%的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是不够的，因为今后是人才的时代，是人才竞争的时代。

　　第六个问题，一定要有“两个假设，三种调节”。首先我们看一个假设，“经济人假设”，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一直都是经济人假设，人都是从自利点出发，争取最大利润、最低成本、最大份额，这并不是错的，但已经不够了，今天应该是两种假设并存，“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为什么一定要谈社会人假设呢？因为人的投资有各种出发点，比如A、B两个地方都可以进行投资，但A的成本低、利润高，B是成本高但利润较少，经济人假设肯定会往A走，社会人假设就不一定了，人是社会的人，他投资B可能是出于各种考虑，B是我的故乡，我的出生地，我对这里有感情，为什么这里的经济还这么穷，就是利润少一点，我也要在这里投资；我当时在B生活过，当时人们都瞧不起我，觉得我没出息，现在我成功了，我就要在这里办个厂，让你们看看，出一口气；还有第三种情况，我过去在这里做过一些对不起人的事情，我心中感到很内疚，今天我有钱了，我就要在这里投资，赎我自己过去的错误，表示我已经改正了……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所以两种假设是并存的，在今后，这个问题将会越来越多。

　　“三种调节”意思是什么？市场调节是第一种调节，非常重要，而且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调节是第二种调整，用一只有形的手调节，靠的是法律法规政策，而且政府调节是起着引领的作用，起着规划的作用。有没有第三种调节？肯定是有的，市场什么时候出现的？市场几千年前才有，原始公社解体时部落之间出现了商品交换，那政府调节就更晚了，可是人类生活这么多年，少说有几万年，在这么漫长的岁月中，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调节，没有政府就没有政府调节，但人类社会存活了下来，人类社会靠的是什么？靠道德力量来调节，是一种道德力量调节，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认识得很清楚，道德力量调节是第三种调节，没有市场调节，没有政府调节，它就是唯一的调节，有了市场，道德力量调节也不能丢，有了政府调节，同样需要道德来调节，市场调节是无形的，政府调节是有形的，道德力量调节道是无形却有形，道是有形又无形，因为它是靠自律，靠文化建设，靠乡规民约来实现的。我们说，自律是一种无形调节，如果是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等，这都是有形的，而第三种靠的是自律和文化调节以外的乡规民约，乡规民约既是有形又是无形，口头上存在，也可能写成了文字，总之，有了道德力量调节，我们的两个底线就出现了，一个是法律底线，大家在依法治国的学习过程中都了解到了，但另一个底线就是道德底线，人不能违背法律底线，也不能违背道德底线，所以在今后的经济发展理念中，应该把这点看得更重要。

　　下一个问题，资源配置效益。多年以来，我们所考察的主要是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经济学中很早就有了，研究投入产出比，如果投入不变，产出增加，效率提高了，如果投入变了而产出不变，投入低了，产出跟过去一样，效率也提高了，所以生产效率是重要的，但二次大战以后出现一种新的效率概念，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中，有一定的资源，你可以用A方式配置，最后产生N的效率，如果你换一种方式，用B方式配置，就可能产生N+1效率，效率提高了，重在资源配置，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是不一样的，生产效率着重在微观单位，而资源配置效率既适应微观，又特别适用于宏观经济，因为宏观经济中重要的就是把资源搞活，把资本搞活，现在国有企业这么多万亿的资产，如果老是这样下去，不改革，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个资源是浪费！这么多资源你不好生利用，而通过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我们就看到资源配置机制改革了，我们就能够更好地使国有资本得到更大限度的利用。

　　再下一个问题，一定要注意到产权激励制度。因为从理论上可以得到解释的，所有财富、所有利润是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共同创造的，哪个经济学家不承认这一点？物质资本投入还不够，还要有人力资本投入，但既然如此，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利润为物质资本投入者所有，而人力资本的投入者只能够从成本中的工资部分取得自己的报酬？利润他没份的，利润是物质资本投入供求的，人力资本的报酬，工资是从成本中开支，是从成本中的工资部分开支，这合理吗？这不合理的，所以产权激励制度就把人力资本的激情和物质资本投入激情都调动起来了，这对中国将来是有用的，我们技术创新一定要吸取国外的经验。乔布斯、比尔-盖茨这些人之所以取得成功，不只是他们本人聪明，本人能干，他们本人是聪明能干，更多的是他们的研发团队作出了成绩，他们用产权激励制度把他们凝聚在了一起，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方面找到突破口呢？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低碳化。我们把低碳化应该作为第五个宏观调控的目标，过去我们就四个：充分就业、物价基本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所有的宏观经济学都是这四种目标，但今天已经认识到了，“低碳化”应该是第五个宏观调控目标，它和前四个一样重要，缺一不可，因为人们的环境保护观念、环境治理观念已经发生变化了，30年前，当人们谈到环境保护时，当时谈的，首先是有毒气体不能排，污水不能排，有毒废渣不能排，关键在于“有毒”。低碳化概念出来以后就改变了，二氧化碳也没毒啊，但二氧化碳排放多了以后全球气候变暖，这怎么办？刚才美国前财政部长讲得好，如果海水都上升了，陆地都被淹掉了，海边都被淹掉了，一些国家都不能存在了，还不知道病毒会蔓延到什么程度呢，这些都是不可预料的，所以我们观念转变中一定要把低碳化作为新的目标之一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