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跃进期间，刘邓等人错误地将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当作按需索取，在农村推行免费食堂，结果重蹈了百年前欧文空想共产主义失败的覆辙，在农村造成大面积饥荒和死亡。在生命高于一切的逻辑下，这个不幸的事实不断被人提起，并成为资本主义势力，包括中国的改革派，反对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诋毁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张王牌。尽管那些造谣和攻击不值一驳，由于事情的敏感性，本人一直没有就此写过博文，只是零星表示过自己的观点。刚看到胡扯八道博客的博文“说饿死三千万人的，你们不但要反毛，还要反CIA”，于是借题发挥，综合一下过去的评论。

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主要集中于饥荒饿死的人口总数。说四千万显然过于夸张，是法国和加拿大总人口的130%。后面会看到在这个问题上，饿死人的数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条件下所能养活的人口，包括它的数量和质量。为什么？下面就来回答这个问题。为清楚起见，分条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由于饥荒的发生与粮食有着直接的关系，首先就从粮食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粮食来自哪里？不考虑进口时，粮食来自耕种。由于单位面积的耕地上粮食产量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不能在短期内大幅提高，一个国家的粮食总量直接受可耕地的面积限制。旧中国的人口数只有四亿多。与世界其它国家，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这已经是单位面积所能养活人口的上限。美国和加拿大的耕地面积都大于中国，但人口总数要低很多。这样的国家不应该发生饥荒。所以没有饥荒很正常，与社会制度没有多大关系。如果有关系，就是要回答为什么这么大的人均耕地生育率却很低，养活的人口那么少这样一个问题。

处于西方封锁中的中国，根据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而言，养活了超过西方国家至少一倍的人口。如果其它国家只能养活五亿人口，一个国家在相同或更差的条件下养活了十亿人，饿死一亿。在生命高于一切的逻辑下，你说哪个国家更利于生命的生存？无疑是饿死人的国家。无论你对这个答案多么吃惊，你也无法理性地否定它。死去的人是人，活着的人也是人。他们的生命是等价的，也都是具体的。表面上没有饿死人的国家只能允许一半人口的生存。在无力承受生活成本的困境中用各种文明的节育措施把生命杀死在体内，从生存的结果来说，与饿死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饿死一亿人不比在出生前就在体内处死六亿人更可悲。用少数人的死亡来掩盖更多人的生存不是本末倒置和无知，就是别有用心的歪曲。社会主义中国的情况与之相似，不同的只是饥荒只发生过一次。在中国吸取教训后便再没有发生，并同样保持比西方国家高至少一倍的可生人口。到计划经济最后一年的1979年，中国的人口已接近十亿，是解放时的两倍多。

二、在资本主义早期，西方国家也常因自然灾害造成饥荒。今天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的确很少有饥荒发生，并因此被吹嘘成文明和制度优越的证明。记不得是诺贝尔文学奖还是诺贝尔和平奖就曾被授予鼓吹这类观点的某位亚洲女作家。只见死人不顾活人的人拿什么奖都只能算是个睁眼瞎，根本不配与理性沾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少饿死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它们有能力养活更多人口，而是用粮食以外的吸血商品和刚需商品将更多的生命处死在出生之前。最近中国开放第二胎。结果想生二胎的城市家庭很少，因为抚养的成本太高，要另一个儿女的愿望超过了多数家庭的负担能力。西方所谓发达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它们的可生人口比中国低，限制家庭规模和人口总数的因素不再是粮食，而是其它必需品的购买力。这才是发达国家很少饿死人的真正原因。

有人说西方国家出生率低是因为许多人不愿多生孩子，是文明发达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没有事实和理由证实这一点。虽然这些国家不愿进行这方面的统计，唯恐撕破谎言，但还是可以从人们的日常经验中发现：在同一种族中，有钱人的家庭儿女多于中产阶级以下的阶层。想要却无力或无暇养活一个或多个子女的家庭，多数来自低收入或忙碌的社群。西方国家的有色人种由于无望进入中上层社会，只能靠多生子女来获得更多的社会福利。当福利被砍或社会真正平等后，有色人种同样希望接受更好的教育进入主流，便只能像中产阶级的白人一样被迫限制家庭规模。一些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人出身于多子女家庭。他们甚至没有想过，如果他们的父母生活在西方国家或改革后的中国，他们可能根本不会存在。

那么中国当时超过发达国家的可生人口是不是质量很低？事实所能证明的是那时的中国人在连续的27年里创造了空前绝后的大跃进，即6.7%真实GDP的年增率；中国科技发展的速度同样是惊人的。由于那时实行直到大学毕业的免费教育，开放前的文盲人口比现在还低。政府人员的腐败和社会上的犯罪现象比今天少，社会治安和安全比今天好，生存的外部环境也比今天强；吃的都是今天高价才能买到的有机食品。如今中国人的自杀率、非正常死亡率和污染造成的发病率都高于过去。社会道德和风气不断下降。当然西方解除封锁后，中国可以进口大量粮食和工业原料以及能源。因此耕地可以用来种植经济作物，工厂可以生产更多的消费品。食品和消费品比过去充溢。这些也是事实。但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并可以有一条更好的发展道路。

三、中国大跃进时的饥荒发生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粮食禁运的年代。由于地球资源，包括耕地，分布不均和国家经济的侧重不同，地球上有不少缺粮国家，也有不少产量超过本国需求的国家。这些缺粮国需要靠从别国进口粮食来避免饿死现象的发生。因此开放全球粮食交易应该是人类文明和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不幸的是在资源分布不均的地球上，粮食既可用来养活人，也可用来杀人。在西方国家的封锁下，中国那时不能获得所需的工农业资源，也不能出口足够的物资换取外汇购买粮食。而在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市场上，粮食只能通过特定的外汇才能购买。西方国家还甚至直接对中国实行粮食禁运，有钱也买不到。

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私利造成的有违人道主义的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中国饿死人除了证明粮食的确可用作杀人武器外，还能证明什么呢？只要对缺粮国实行粮食禁运，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可以造成饥荒和死人。这难道需要另一次证明吗？中国饥荒发生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感到了人道主义的压力，同意向中国出口粮食解决危机。在这些进口粮食的帮助下，中国的粮荒迅速得到缓解和解决。

有人颠倒黑白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说成是毛时代的中国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西方国家经常制裁别国，是因为这些国家愿意闭关锁国吗？说中国改革开放解决了吃饭问题。别忘了，首先是毛泽东在世时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解禁，然后才可能有中国的开放。中国开放与否的主动权在西方，不在中国。西方国家的解禁正是因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使中国能够在封锁中生存下来，打败了西方国家的封锁，从而使对中国的制裁给西方国家带来更大的损失。今天如果对中国再次实行封锁，更多的人会饿死。为了保证粮食进口不再受阻，中国不得不在高科技封锁下和高污染环境中继续为西方国家打工，甚至直接为西方国家输送利益。中国人比过去辛苦很多，但真实GDP的增长率，即真正的经济增长率，却不到开放前的70%。在国际市场日趋饱和的情况下，经济上不能再独立自主的中国何去何从只能听天由命。

四、大跃进时期饥荒的发生的确有人为的原因，那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在农村推行免费食堂和一平二调之类的空想共产主义政策，结果很快吃完全年的粮食。农民因吃饭不要钱，对劳动失去积极性。结果到收割季节，大量粮食腐烂在农田里。空想共产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把按需分配的原则当成按需索取，即无条件的无价供应。这样的空想共产主义不是什么新鲜货，是重蹈前人失败的覆辙而已。早在一百多年前，空想共产主义者欧文在他的工厂共产主义实验中为工人提供无分配过程的免费消费，让工人自己随便领取。结果外面的人也来冒领。实验很快失败。欧文本人因人的贪婪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最后转去布道之类的活计。

农村空想共产主义实验在中国的再次失败导致了农村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这与欧文的空想实验失败后转而传教不谋而合。为掩盖自己的错误和造成的灾难，刘邓等人因噎废食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于是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否定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利用毛的大度把空想共产主义的失败责任推给毛的总路线，企图以否定总路线和人民公社，退回到个体经济来否定毛并洗清自己。这就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迅速转变成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文革前总结了空想共产主义失败的教训，特意提出革命胜利后有一个相当长的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是第一次明确指出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存在一个非按需分配的社会主义大阶段。贯彻这一思想的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国革命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动力，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缺乏理解准备不足，所以不能像有大量理论准备的苏联那样避免空想共产主义造成的损失。这从描述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和记实报导中也可以看到。在这些作品中，农民革命的目的直接就是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而不是相当长的社会主义阶段。农民的短视和小农意识是刘邓盲目推行空想共产主义的现实基础，也是中国农民革命与俄国工人革命的不同之处。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靠政变重新掌握了权力，终于实现了报复。改革派的媒体也无视毛泽东、朱德和陈云等人坚决反对免费食堂的事实，有意把空想共产主义的免费食堂和社会主义的公共食堂混为一谈。进而解散人民公社，重回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然而去通胀后的真实GDP的增长率比文革十年还低。中国对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苏联的解体，推迟了人类社会演化的进程，并使全球经济陷入长久的危机。为了突破危机，人类还将冒着再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以上只就主要方面加以讨论，不排除在新的事实面前改变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