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有关吗？》说到把中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归因于人口老龄化得不到事实的证明；用释放农村劳力来承担城里人不愿干的苦力会造成低收入陷阱，以此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更别说改种经济作物、加大对进口粮食的依赖在经济、政治和生存上具有极大的风险。粮食市场不会永远不变。由于农作物产量受自然条件和生长周期的严格限制，刚性需求增大后粮食价格可能无限上涨，甚至还可能造成市场的供不应求。这在饥荒的年代是屡见不鲜的事实。

要妨止滑入中等收入陷阱，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现已有抽象的数理理论可以说明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原因和条件。这里用经验来说明收入陷阱的形成原理。所谓的陷阱实际上是指收入增长过程中的一个相对较长的徘徊阶段，是非持续性经济模式的必然现象。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收入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上。有人会以GDP的持续增长否定收入陷阱的存在。但收入的增长并不总是与GDP的增长相平行，而取决于经济效益和分配方式。以投资和消费来计量的GDP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例如GDP的增长可以来自贷款消费和投资，或来自通货膨胀。在这样的表面增长中，经营利润和经济效益不一定同步增长，因而使收入水平停滞不前。

新的经济学理论可以证明在孤立系统中，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单一有价市场经济是不能持续发展的。这是因为资本积累实际上是购买力储存。少数人储存大量的货币购买力会产生相应的市场剩余，称为第二剩余价值(也就是被积累的第一剩余价值)。市场剩余超过一定程度就会阻碍产销过程中的资本循环，迫使厂家亏损。这便是资本积累与资本增值之间的矛盾。产生市场过剩的资本积累造成了贫富分化；贫富分化后的需求异化和消费不足又反过来加重市场剩余。可见市场过剩和两极分化可以相互促进，形成恶性循环。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单一有价市场经济无法逃避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最早的发达国家可以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因为那时有大量的海外市场或殖民地用以清除资本积累所造成的市场剩余。这样的经济体是开放的而不是孤立的。在开放系统中，只要有外部购买力存在，资本积累便可持续进行。换句话说，就是把国内的贫富分化变成贫富国之间的两极分化，用外部资源补充因资本积累造成的购买力损失，填补国内的收入陷阱。这样就推迟了资本循环的中断，使经济磕磕绊绊地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但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存在周期性经济危机，因为外部市场归根到底也是有限的。把外部市场包括在内便是一个更大的孤立系统。但由于市场扩大，危机发生的起点被提高，周期被拉长，仍有可能跨过收入陷阱。

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后，孤立系统大大缩小，美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实体经济开始衰落。为了继续满足富人的资本积累，西方国家推行了各种方式的贷款消费即超前消费。贷款消费造成的虚假繁荣很快破灭，于是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把制造业迁往劳力和资源廉价的第三世界国家。这种新的经济殖民手段减缓了经济衰退的步伐。当新兴国家发展起来后，开始与发达国家争夺市场和资源，重新加快了发达国家衰退的步伐。2008年爆发于美国、影响整个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便是一个重要里程碑。虽然少数人的收入和财富仍在上升，多数人的却在下降，以至中产阶级队伍不断缩小。表面上的高收入去除不断高涨的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险等刚性需求后，多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倒回到中等收入水平，或者说倒退到中等收入陷阱中。

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没有大片的海外殖民地和市场消除市场剩余和加快资本积累，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很少能够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中等收入陷阱一度成为这些后起资本主义经济体的重要特征。只有一些亚洲国家因地缘政治的需要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全力支持，因而有可能一度在表面收入上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但这些国家的物价很高，刚性开支很大，实际生活水平并不是很高。可见仅仅用表面收入大小来定义中等收入陷阱并不科学，而只是资本主义经济争夺话语权的表现。一些非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消费大头并不依赖货币收入。仅从货币收入来看，这些国家总是处在低收入陷阱中。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行了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并存的所谓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过去认为这种经济模式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近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表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中有50%以上的人口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并把这种可能归因于中国社会的老龄化。那么中国的一半人口究竟会不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据上面的讨论知道，这取决于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发展，或取决于中国目前的经济模式能不能避免市场剩余，妨止资本循环的堵塞，保证生产的不间断进行。

中国改革后的经济基本上是单一的有价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模式必然需要一定的资本积累用作国家的基础设施、国防建设和科学研究等开支。事实上，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存说明国家的资本积累还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外汇储存的大小曾经被改革派用来衡量中国前后三十年贫富或成败的一个重要指标。这说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已经根本改变了国家的经济目的，从过去为在严密封锁的孤立系统中尽最大可能满足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到在一个开放系统中利用外部购买力尽可能为国家积累更大的资本。以资本积累为前提的经济模式，严格说来，已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这样的经济模式可以与国有经济的比例无关。

国家的资本积累又何错之有？答：难保经济的持续发展。前面说过，资本积累归根到底积累的是购买力。在劳动力不能用于直接投资，而必须先由资本家或国企用资本购买的情况下，国家的资本积累同样造成第二剩余价值。与此同时，私人企业的资本积累还会造成贫富分化。这一切已是被三十年的改革史所证实的。中国改革后国企和私企主管与工人的收入之差远大于以前是不争的事实。购买力储存和两极分化又必然导致消费不足和市场剩余。在改革早期由于劳力和资源价格低廉，出口产品具有较大的价格优势。海外市场能够成功吸收几乎所有出口产品，使国家和个体的资本积累得以持续进行。但在中国的外汇储存不断增大的同时，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同步提高。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

如今中国的物价优势和国际市场都在缩小，其它国家的竞争能力正迅速赶上。以资本积累为主的经济模式遭遇到严重的产业和市场过剩，经济增速也因为回落进入了所谓的新常态。当多数人口的平均收入在新常态中固化之后便形成所谓的收入陷阱。这个收入陷阱究竟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低收入陷阱还很难说。中国目前就全国而言还没有完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所以想爬进中等收入陷阱还要继续努力。如果经济加速衰退，实际的购买力收入下滑，还有可能滑入低收入陷阱中。这个陷阱同样来自有价市场经济中资本积累与资本增值之间的矛盾，不管资本积累属于国家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国家的资本积累和个人的资本积累对市场经济的影响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中西方经济学流毒甚深的中国改革派还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继续用产生危机的思路来拯救危机。

为什么前三十年本来就处于孤立系统中的中国反而没有出现今天这样由经济过程本身产生的市场过剩和经济减缓呢？因为那时有无价消费清除有价市场上的剩余。当然在实际推行的过程中，重点不是如何转化过剩物资，而是如何妨止过剩。为做到这些，就要对投资、产能和实际购买力进行认真的统计和合理的分配。前苏联靠无价市场经济成为近百年来唯一一个靠自身力量赶上世界强国的世界大国。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是如此。大型垄断经济体的计划经济基本上不会在危机中倒下，百年老店和名牌产品代代相传、风雨无阻。破产的只是挤在市场边缘的中小企业。私人企业不按市场规律盲目扩张，造成的过剩和损失是自己的。这样的企业终将淘汰。经济学家对当代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缺乏研究，还抱着百多年来的自由经济教条不放。所以即便有无数优秀的垄断企业存在，整个国家仍然处在经济混乱中。

总而言之，以国家的资本积累为主要目的的经济模式，即便有相当比重的国有经济成分和较高的税后福利，在本质上不属于社会主义经济，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与致力于全民富裕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只是道义上的，更重要的是效益上的。在孤立系统中，或在包括有限国际市场的更大的孤立系统中，注重资本积累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持续发展，而必然经历市场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在中国前三十年积累的原始资本，包括廉价劳力在内的物价红利和非市场资源耗完后，外部市场开始萎缩，产业和市场开始过剩。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经历的一切都会重演。只有社会主义的耦合市场经济才能确保在孤立和非孤立系统中持续发展，最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这包括不被西方经济学计算在内的无价消费。由于表面的货币收入不一定很高，西方经济学的中等收入概念应当首先改变。片面追求西方定义的中高收入，反而更容易陷入收入陷阱中。

表一：2000-2014年中国银行净储蓄率的年变化

国家和企业的资本积累实际上已经影响到大部分中国人的相对收入。表面上的收入在增加，但很少能赶上物价的上涨，尤其是刚需商品，如法定保险、看病和住房等，的上涨速度。看看这些钱都用在哪里就知道。大部分花在购房、看病和进私校上。出国购物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国外商品相对便宜，信誉可靠，而不是钱多花不完。许多人出国一趟回来要喝半年凉水。人们看到的是长时间省吃俭用后的集中消费。这种现象与中国人爱面子好攀比的文化有关。表一是作者王永利在最近的一篇文章“国家净储蓄率的变化值得高度关注”中提供的表格。它说明从2005年起中国的净储蓄就开始徘徊不前。2011年开始持续下降。2014年大幅下降。如果把少数人拥有的大部分储蓄排除在外，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净储蓄会更低。而不少资本主义国家普通民众的净储蓄是负数。这些国家的经济是典型的后殖民时代的贷款经济，其中中产阶级为少数人的资本积累承担了最大的贷款负担。看来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中国经济也在向这样的贷款经济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