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当中国的反腐败行动刚刚开始时，我就在多维上帖过“反腐小议”一文。主要是想揭示中国改革开放后腐败加重和蔓延的原因。指出在法治不健全的国家的私有化初期，政府官员的腐败是很难避免的。即便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也是如此。市场化初期私企的巨大利润不能不引起官员收入的再平衡。腐败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时缺乏再平衡机制，甚至取消他们原有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福利的必要补偿。但应该有所限制，包括对严重和恶劣的官员依法处理。这是今天的反腐必须认识到的。其根源在于私有化。在市场趋于饱和后，私企的利润大幅下降甚至破产，政府官员的心理趁机可以获得再平衡。这时反腐效果很好，并可通过法治手段巩固下来。

两年来的反腐证明中国的腐败不是少数领导人的问题。因此反腐面愈来愈广，老虎苍蝇愈打愈多。社会各界纷纷议论，担心发生各种意外的后果，包括影响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主张停止打虎。例如有港媒认为“打虎”有三个没有想到。腐败的现实情况也远远超出打虎者当初的预估，成了习当局的一场生死之战。还有评论称习近平和王岐山可能面临“政变”、“兵变”或者“刺杀”等等。也有人主张反腐需要民主和法治，解决制度问题。本人注意到中国的确正在制定各种预防和反对腐败的法律。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是向西方国家那样把腐败合法化，必须认真总结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历史经验。为此，我认为有必要重贴两年前的博文“反腐小议”。为了突出重点，再贴时用了黑体字点出要点。

附：

反腐小议

一、腐败与民主

这里说的腐败一般指国家的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等公共领域发生的为个人利益而造成的损公肥私的违法或违纪现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中发生的腐败与靠税收维持的政府中存在的腐败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但在一般的社会研究和调查中基本上是一视同仁的。许多人相信西方民主包治百病，包括腐败，因为民主国家可以用民主来监督政府，用法治来惩罚腐败者；所以民主国家的腐败较少。事实上没有任何统计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腐败指数高的国家有不少是有选举民主的国家。也没有人能证明今天的西方民主国家比中世纪的专制时代更清廉。最近美国“华尔街日报”有文章认为美国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镀金时代的腐败程度甚至超过今天的中国。

西式民主有助于妨止腐败的假说不仅得不到事实的支持，理论上也很难加以证明。因为选民并不真有监督政府的权力或权利，他们无权审查政府的账目和官员的收入，只能风闻官场上传出的小道消息。而且选举解决不了腐败问题，只能使暴露出腐败的人不能当选和连任。这对妨止腐败来说作用及其有限。行贿受贿等以权谋私的政治交易主要发生在当选获得权力之后。所谓“一年清官， 二年贪官，三年进牢房”就是这个意思。台湾民主选举出来的第一个总统下台后便因腐败被判入狱。然而世界上总有热心人喜欢比较不同制度国家的腐败数量，并企图得出腐败程度与制度间的关系。然而不同制度国家间的比较没有太多的意义。

首先腐败仅以政府机构而论。私有企业严重的分配不公在公有制国家就算腐败，而在私有制国家则是合法的。不同国家政府机构在所有机构中所占的比重差别太大，有的不到百分之十，有的超过百分之九十。即便政府机构所占的比例差不多，由于人口差异，这些国家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数仍可以相差很多。其次各国的法律不一样。腐败中最常见的是行贿受贿。在一些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献金是合法的，而在另一些国家却是非法的。因此在有合法行贿受贿的国家里，所谓廉洁的政客到另一个国家却可能一个都不廉洁。西方国家的政客远比他们的工资收入富很多就主要是来自合法受贿。

那么腐败真地与民主无关吗？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腐败现象远没有所谓的民主国家严重。很少听说有厂长书记损公肥私的。即便有，其程度在今天看来也是微不足道的。更别说西方国家那样的两极分化的合法腐败了。而且那时的腐败多数不是权力型的，而是技术型的，因为贪污公款等的主要不是领导，而是掌握现金的会计等。一些人可能认为那时的清廉是专制造成的。可是“民主”学家认为绝对的专制导致绝对的腐败。可见不能用专制来解释。事实也是这样。那时的清廉正是因为人民有真正的民主权力监督领导甚至参与管理。从这一效果来看，那时中国基层单位的垂直民主是现代最成功的民主。但是那时的民主没有同法治结合起来，使之形成统一的规范和制度。这在新制度的形成初期是难免的。

二、运动式腐败

由于新中国早期的垂直民主没有形成制度和法律，它对腐败的限制作用便会受到政治和经济体制变化的影响。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下，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中国利用计划经济仍然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化的成功。从有统计数据的1952年到计划经济结束时的1978年，中国GDP的年增长高达6.7%。同时中国的物价相当稳定。如果物价上涨十倍，GDP的年增长就是16.6%，超过没有封锁的后三十年的增长率。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可持续或无限增长的模式，因为生产不依赖于国际市场，甚至不受市场的限制，因此是最令西方国家恐惧的一种模式。社会主义国家的胜利鼓舞了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把本国的资源收归国有。这就使靠剥削世界市场生存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持续性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得不结束对中国的封锁，以投资为条件来解体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开拓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兴市场。

对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缺乏了解和研究的苏联和中国为了获得西方国家的资金、市场和科技，先后解体了本国的公有制，向私有化的市场经济过渡。由于国营企业的私有化过程缺乏民主和法律程序的监控，也缺乏资产核算和个人贷款等技术手段和知识经验，政治权力成了私有化的主要支配力量。这就在全中国掀起了第一次大面积以权谋私的腐败高潮。在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的同时，少部分人却以很小的代价获得了原有的国营企业。再利用国家贷款、资源和销售份额生产赢利，并按照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的方式分配利润。这种私有化过程中的腐败没有因大部分国营企业的消失而停止。国企化完后，地方权力变公为私的腐败进一步向国家的土地和资源等蔓延，如廉价出卖国国家资源和炒作房地产等。后三十年的GDP中很大部分来自这种腐败的贡献。投鼠忌器，为了GDP的高增长，许多地方权势对这类腐败同样半推半就。

腐败创造了GDP，GDP又创造了腐败。同大多数新开放的国家一样，中国的私有企业利用国内外市场的巨大空间获得了迅速发展。在私有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不少私有企业获利颇丰。企业主对利润分配的全权支配不断扩大社会的两极分化，使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创造出占人口比例极少数的千万和亿万富翁。私有企业中的暴发现象使剩下的国营企业中按劳分配的原则发生动摇和异化。社会主义公有社会的这一原则在公私混合制下成了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同工同酬扩大分配差异的依据。这就掀了以各种潜规则绕过法纪制造大规模腐败的第二次高潮。当然这种分配方式的腐败仍然有权力因素造成的“腐败不公”和两极分化。当许多私营企业存在高额利润和巨大回报时，对国营企业腐败的严格限制有损社会主义企业的形象。就这样几十年来开只眼闭只眼皆大欢喜，形成颇为壮观的运动式腐败现象和法不责众的尴尬局面，并因此被称为全民腐败。有意思的是全民腐败达到一定规模后，腐败本身就变成一种“民主”，民主反腐更是无望。

好景不长。腐败红利刺激经济发展的功能最终逃不了市场的限制。当国内外市场日趋饱和后，无论国营还是私有企业的高增长时代都会过去。继续做大蛋糕给低端社会带来的好处越来越少。这时日渐贫困的社会低层不能继续承受和容忍社会的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所以才有了不得不反腐的今天。然而除了少数特别严重的违法事例外，全民腐败是公私混合制在特定时代难以避免的补偿现象。与第一次腐败高潮一样，其罪魁祸首是不顾一切和没有章法的私有化。因此目前的反腐应主要针对少数情节恶劣和造成严重损失的违法分子，并依法进行，而不能搞打击一大片的群众运动。由于受市场饱和与利润减少的限制，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随着私有企业利润的回落，公私企业之间的收入差别会缩小或消失。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想到国营部门工作。这为反腐成功提供了重要条件。因此可以说经济减缓之日便是反腐成功之时。私有制国家的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前面所说的美国腐败最严重的镀金时代正是美国工业化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那时美国赶上了英国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

三、小巫见大巫的腐败

如果中国反腐成功，中国的运动式腐败就只是生产资料私有化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而中国前段时期出手大方的对外投资却仍然可以给中国带来长期损失。中国目前拥有的近两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和企业的债券因美元贬值而造成的合法损失可以与腐败造成的损失相比拟。美元的购买力每贬值百分之一，就相当于这些债券损失两百亿美元。自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以来，黄金、原油和粮食等需用外汇购买的主要物资的价格已上涨了一倍。也就是说这些债券的实际购买力已跌去一半。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动辄冻结别国资产，持有如此天文数字美国债券的中国在捍卫自身的主权和利益时不能不处处提防美国制裁。而中国的邻国也可以利用中国的这一包袱和顾虑勾结美国敲诈中国。日本最近把钓鱼岛国有化后再要求纳入“美日防务条约”就是一个例子。其他国家也会争相仿效。目前美国与菲律宾等其它南海国家都有协防条约。哪怕中国购买大量美国国债与腐败无关，这种合法的投资失误给中国带来的损失不亚于腐败。

因此提高科学治国或专业治国的能力，减少或避免政策失误同样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与经验丰富和实力雄厚的西方国家竞争国际市场要比计划国内建设复杂许多。为了减少失误后来居上，就要把“科学发展”上升到科学治国的高度。第一步可以从限制国务院总理的权力开始，像美国那样各部负责自己的事，国务卿和内政部只管其它部门不管的事。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权力太大，甚至可以制定基本国策。这样国家的命运就寄托在总理一人头上。中国近十年导致主权被动而丢失钓鱼岛的投资失败正是这种制度造成的。而且中国国务院总理独揽大权还有利于腐败。最近美国媒体连续报道中国总理家人的巨额财富。无论真相如何，中国总理的巨大权力不能不使人产生疑心。

新中国刚成立时，由于缺乏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的专业人才，而周恩来又是个能人，这就因历史原因形成了带有旧时代丞相色彩的总理全权制。国务院总理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兼立法和执法于一身。由于今天中国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总理独揽大权难免力不从心顾此失彼，甚至挂一漏万。这样的国务院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因此必须改革。例如国务院可以由各部部长组成，有助于总理及时协调各部的行动，随时督促和检查各部的工作。国务院总理不可私自立法或制定基本国策。法律和基本国策可以由支持共产党领导的专家组成的议会制定，由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和人民代表议会批准和监督实施。科学治国和权力分散还可以尽可能地使权力与集团利益相分离，以防执政精英为维护既得利益而拒绝正确道路或图谋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