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产销周期中的有限市场利润》一文的引言。因市场反馈与“分蛋糕”有关，涉及到“做”与“分”的讨论，姑且捡了个题目记在这里供标枪手练靶。

前面说了市场寿命和危机预报问题。在讨论贷款消费延长市场寿命时，没有考虑偿贷以及违约对市场的影响。因此当贷款量足以清除市场剩余时，市场便可以青春永驻长生不老。这当然也没有考虑产品质量对市场竞争的影响。这样的市场反馈理论主要是从产销过程中资本和购买力的流转情况来考虑的。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积累造成的市场剩余不仅阻碍企业效率的提高，还会终止企业的赢利过程造成过剩型经济危机。这一切归根到底来自有限市场下的私有经济中资本积累与资本增殖之间的矛盾。贫富分化缩短了市场寿命,使过剩型经济危机的发生更加频繁。在市场反馈理论产生之前，中国曾经有过“做蛋糕”与“分蛋糕” 之争。这个争论之所以热门，就因为把做和分当作孤立的两回事，甚至把“做”看作是经济的范畴，把“分”看作是政治的范畴。于是在经济不振的背景下，“做”战胜了“分”，成了当时经济政策和政治取向的主流。

但当时的中国已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产能不足的时代。在产值购买产值的有价市场经济中，蛋糕可以继续做大的关键不再是投资的扩大，而是市场的扩大。同时在两极分化和需求异化的情况下，蛋糕能否售完不取决于市场的人口总数，而取决于购买力的分散程度。后者是一个分蛋糕的问题。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分蛋糕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重要挑战。但由于没有正确的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受西方投资决定论影响的中国选择了继续做大蛋糕的“硬道理”，用抬高房地产和加重产业投资来保持GDP的高速发展。这样的选择还与对经济规律一窍不通、只会崇洋媚外的主流经济学家，迷信西方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可以迅速恢复有关。误以为西方经济复苏后扩大的中国产能可以适时迎来又一个经济扩张的新高潮。

由于中国的产能严重过剩和购买力高度集中，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市场上的剩余越积越多，终于导致今天的大蛋糕屯积和贬值，迫使中国经济走入自我消化巨大库存和消解剩余产能的“新常态”。从理论上来说，新兴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原有的保守经济积累的物价红利基本耗完。这时进入新常态是一个自然现象。这种新常态可以保持一段稳定的时期。但如果社会分化提前，前面所说的资本积累与资本增殖之间的矛盾在新兴经济体中上升为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矛盾后，资本积累造成的市场反馈也会提前发作，新常态的稳定周期就会缩短。而做蛋糕与分蛋糕之间的分歧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造成的贫富分化而产生的，只是当时没有认识到两极分化背后隐藏的不只是意识形态的偏差，而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无法逃脱的命运。因此不可能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靠单纯的意识形态纠偏来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这个矛盾最终会减小市场的范围和缩短市场的寿命，使无限市场的利润缩小为有限市场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