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句话虽然是周恩来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的，实际上，这是周恩来从建国之初就已明确的治国理念。

1949年之前，旧中国的最大特点是国弱民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如何在加快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尽可能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摆在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面前的难题。“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句话虽然是周恩来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的，实际上，这是周恩来从建国之初就已明确的治国理念。

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整个国民经济满目疮痍。周恩来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的生活问题，吃饭、穿衣问题。他当时明确提出：“我们要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生产。”（《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周恩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报告说：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应当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并正确发挥集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比重的稳步增长，为了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鉴于当年各地搞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很高，盲目上马的现象已有发生，周恩来强调指出：“发展生产，保证需要，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发展生产，保证需要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法则”，“重点建设，稳步前进应该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一切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国家财力必须集中使用在建设的主要方面，提倡节约，反对百废俱兴……贪大、贪多、贪快，必然盲目冒进，造成混乱，不利于国家建设，这种错误倾向，应当克服和防止。”（周恩来：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

　　当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主题是为适应大规模建设的需要，加强党的干部工作。周恩来作报告说：“一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还要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和轻工业。他向到会的人们指出“农业更需要发展”，过去，我国农民过的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现在他们生产了粮食，要求改善一下生活，每人每天多吃一两米并不算多，全国四万万八千万农民合起来就要一百多亿斤。城市工业人口增加了，也需要粮食，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也需要粮食。灾荒地区每年也都需要救济粮。另外，我们还要争取一部分粮食出口，换回机器。因此，他要求地方党委特别是省以下的党委，除去一些城市搞工业外，主要的力量都应当放在农业方面。（转引自《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发展经济，最终以“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为目的，这就是周恩来的基本思想。

　　“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

1955年秋冬，全国农村出现的农业合作化热潮，使毛泽东认为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各项事业都可以加快发展，于是提出“反右倾保守思想”，1956年它成了指导各项工作的基本方针。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把“反对右倾保守”的口号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并列提出。同时，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十七条”（此后修改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向下传达。于是，中央各业务部门和地方负责人的头脑也都热了起来，争先恐后地修订工农业生产指标。1956年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基本建设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此后不久，又增加到800个。基本建设投资由最初的112.7亿元增加到153亿元，不久又增加到170多亿元，出现了“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的混乱局面。

　　基本建设的盲目上马，不能不使财政和物资紧张起来，使得处于领导第一线的周恩来敏感地察觉到盲目冒进的倾向正在抬头。2月6日，周恩来约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一起研究正在举行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中提出的计划问题。周恩来指出，既然现在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冒进急躁的现象，而且各专业会议制订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就应对此压一压。2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李富春关于在工业高潮中产生的一些新问题的解决意见，实施“压一压”的方针。决定对1956年度计划指标进行压缩，其中：（一）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额削减6%，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削减到147亿元；（二）双轮双铧犁产量由500万部削减到350万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后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对这次压缩高指标的会议，风趣地称之为“二月促退会议”。

　　根据周恩来、陈云的建议，6月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即将提交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的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初稿。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急躁冒进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意见。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决定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立即下马，并据此提出“经济建设，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同年9月，中共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他指出：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发展。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应该避免把收入定得过分紧张，或者把财政收入计算得过少；同时防止只顾建设的要求，不顾财政的可能，不顾设备、器材和技术力量是否能够供应，而提出过高、过大的拨款和投资计划，避免把支出定得过分紧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完全肯定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建议，指出：党中央委员会所建议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完不成，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