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初，毛泽东说：“她看得起的人没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也不在她眼里。”“我死了她要闹事……”

　　这些话虽然是毛泽东的只言片语，但却是他一贯的忧虑。不仅对江青这样，对其他几个江青的同伙也是如此。

　　1975年12月24日，毛泽东就严肃教育了王洪文。

　　那天，王洪文受“四人帮”之托到长沙告周恩来等人的“罪状”，毛泽东当面批评了这位年轻的中央副主席：“你们不要搞‘四人帮’，搞宗派是要摔跤的。”他讲了党的历史上的例子，苦口婆心地教育王洪文不要与其他3个人搞小宗派。

　　毛泽东这一次批评很严厉，并要王洪文为此写出检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清查人员在王洪文住处找到了这份检查原件：

　　……这两天来我认真地回忆了自己所犯的错误。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按主席批示行事。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只是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然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又有同志找我来议事我自然顶不住，因此就犯了错误……

　　次年初夏，毛泽东经过10个月的休养返回北京，就此问题再次批评了“四人帮”：“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要搞？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读者会发现，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一次比一次严肃，他搬出了解决林彪问题之前反复强调的“三要三不要”，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历史的局限，毛泽东没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即撒手人寰。在临终之际，他作为一代“导师”，面对自己的“学生”——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几个担任常务看护的政治局委员发出感叹：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80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

　　“我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他在一阵喘息之后说，“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在对自己盖棺论定后，他就开始忧心“接班人”和交班问题：

　　“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哦！”

　　毛泽东至死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也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他预见到了未来将会出现的两个方面。他选定了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并多次对“四人帮”进行批评，深刻地提出要解决这几个人的问题，对其表现、性质和解决时间都有明确的指示。他虽然不能看到历史的结局，但他的思考和安排，无疑有助于人们对阴谋家的认识，同时也为粉碎“四人帮”埋下了伏笔。

　　由此观之，毛泽东可谓发起和提出解决“四人帮”的第一人。